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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一生有三大备受争议的“公案”：
一是作为“造假高手”，仿造了不少历代名家名作，且常常自揭真相；
二是考察研究敦煌近三年，却被指责“破坏敦煌古迹”；
三是1949年后，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既没留在大陆也未扎根台湾，而是远走欧美，终身再没有回到故乡。
张大千原名正权，号大千，光绪25年（1899）生于四川内江县的一个富裕家族。6岁时，他就是母亲曾友贞和二哥张善孖画案边的一个顽童。18岁暑假回家路上，张大千被土匪劫持，竟然被迫当了一百天山寨“师爷”。1918年他在日本学习染织回到上海，经人介绍拜曾农髯（熙）为师学字画。老师为他取学名“爰”。爰者，猿也。张大千一生爱猿，在他摩耶精舍的画案边，总是有一只白面猿。张大千外出时，喜欢戴着高高的帽子，怀抱一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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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桃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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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程霖生以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一次古董商送来一幅石涛画作，索价万元，程拿不定主意，便请张大千鉴定。大千说这是自己的游戏之作，劝其别买。程便把画退回，说再考虑。不几日，古董商又到程府，说大千看过此画，愿出12000元。程霖生顿时觉得大千骗他，目的是想据为己有，马上给画商13000元将该画收购。原来，张大千和画商合作以假乱真。张大千后来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七八都是我画的。”平心而论，仿作假画并不是十分光彩的事，但张大千常常自揭此事，从不掩饰自己是作仿的高手，石涛、八大山人、唐寅他都信手拈来。全世界各大美术馆，不知有多少出自张大千的作品被尊为至宝。张大千很善于形象记忆，模仿功力超群，一旦看到有古画或是有好的图章值得研究，马上用最好的照相机照下来，作为资料收集。他的古印资料十分齐全。据说他仿八大山人前，往往先把款落好，假如这个款做得不好，就放弃，做得好的才画。![]()
醉翁亭记
提到张大千，面壁敦煌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大千世界”展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幅色彩鲜丽、颇有隋唐风韵的画作，这是张大千1941年到1943年的敦煌临摹壁画作品。传记作家高阳认为，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动机相当复杂，除了艺术上的朝拜，更有炫人耳目的成分。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敦煌，如苦行僧般临摹壁画。后来张大千接到二哥病逝的消息，中途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筹措资金，携几位藏僧画师，从兰州出发，第二次抵达莫高窟。张大千特地雇佣了塔尔寺的五个喇嘛，这些喇嘛掌握一种缝制画布的特殊技艺。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根本不够长。缝布会有针眼，画布缝紧后针孔更明显，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天衣无缝。画布缝好后，加上一层用羊毛熬成的胶和生熟石膏，干后再用鹅卵石打磨，正面反面涂上很多次，这种画布不仅光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也利于保存。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着作《敦煌石室记》。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成立。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向人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才还清。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多年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对敦煌文物的破坏也是不可饶恕的。1941年中秋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随行的窦景椿后来回忆：“记得参观到一个洞时，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成分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张大千向于右任讲述了他的一个新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但是也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经由兰州某报通讯，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张大千多年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此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老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谢稚柳与张大千40年朝夕相处，二人同一天离开人世。身在台湾的张大千看到这些文章以及老友为自己的辩解不禁老泪纵横。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当时的工艺还不能达到内外兼得的水平，那么张大千就应该将此保留，待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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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有一个明显的界限，1949年之前的他，肆意挥洒着自己的笔墨才情，山水人物都信手拈来，古人风范亦可随手仿就，直至敦煌临摹，极尽艺术生涯的辉煌。1949年后，他则周游欧洲列国，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而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是其在海外一炮打响的最重要武器。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只剩四川一隅，张大千托人争取到最后一班军机上的两个座位，他整理好自己的毕生收藏，带了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前去登机，其余家人则留在大陆。当时，飞机上行李已经超重，严重影响飞行安全，阎锡山座位底下放了满满的几箱黄金，众人正试图劝说其舍弃一些。张大千坐着小汽车匆匆忙忙地最后赶来，带来几大箱的敦煌临摹壁画。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权衡之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飞机，里面有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两黄金。条件是张大千携带的这些敦煌壁画将不属于他个人，而要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爽快地答应了。很久之后，杭立武才得知，在用自己毕生积蓄换得的这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2幅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而后来，张大千又将这些画作借到巴西、印度展览。1969年，张大千才兑现承诺，将画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上飞机前，张大千把他历年收藏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只好求助于同乡好友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张群将此事呈报给蒋介石，最后由蒋的几位亲信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介石专机飞台。有人说，那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大陆竟终身没有再回来。但从他携带的文物珍藏来看，已是仓忙中最充足的准备了。离开大陆的张大千并没有选择留在台湾，而决定南迁阿根廷。迁居南美的张大千唯恐当地人认为他是大陆逃出去避难的难民，干脆来了一个大手笔，大张旗鼓地在南美洲创建了一个中华文化大本营——八德园。1956年，八德园建成，张大千开始向西方艺坛进军。张大千带着自己在敦煌临摹的五十多幅壁画作品，来到日本最着名的《朝日新闻》。1956年4月，由《朝日新闻》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盛大举行，其轰动效果从日本直接波及到了欧洲。巴黎博物馆的大门被敲开了，展览一结束，全部画作即运抵欧洲。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张大千每隔一两年就回台湾或香港一次，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从事艺术活动，先后到过英、德、瑞士、比利时等国家的重要城市举办画展，并结交当地艺术界名流。张大千与毕加索会面的故事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张大千不听朋友的劝阻，叫翻译直接打电话去预约。见面那天，毕加索特意穿上了正式的衬衫长裤和皮鞋，二人聊了一个下午，还戴上搞怪的面具合影，被西方媒体称为“中西方艺术的高峰会晤”。![]()
张大千 仕女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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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三美图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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