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柱||《春秋》列国“同盟”考论——春秋霸主政治的礼制视角

“同盟”一词源出《春秋》,至今仍是汉语常用词,一般指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为了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并缔结条约的行为,或泛指关系密切、相互合作的人和组织。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鲜有人上溯经典去探究“同盟”产生的原始语境。《春秋》对东周列国会盟记载极多,常见的句法结构是“某会某某盟于某地”。但二百四十余年之中,有16桩会盟较为独特,不书“会……盟”而书“会……同盟”。一字之增,意义有何变化?是否蕴含了某种笔法义例?抑或指向某种历史事实?

 对此问题,学术史上存在多种异说。如公羊家认为“同盟”是指联盟的成员同心同欲。《公羊传》曰:“同盟者何?同欲也。”何休注:“同心欲盟也。同心为善,善必成;同心为恶,恶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穀梁家认为“同盟”是指联盟成员以尊王攘夷为共同目标。《穀梁传》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又云:“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左氏家认为“同盟”是指原本怀有异心的诸侯重新归附到联盟中来,此时盟书中必称“同”,所以谓之“同盟”。西晋杜预云:“言同盟,服异也。”又云:“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载辞或称同,以服异为言也。”以上三家各持一说,至唐代孔颖达等人所编《左传正义》又融三家于一炉,《正义》云:“杜云服异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书同盟者,当盟之时,告神称同。”今人杨伯峻云:“同盟,共同订立盟约。”则又将传统经学义例一扫而空。现代学界关于春秋会盟的研究虽多,但在“同盟”问题上并无新说。换言之,对于春秋“同盟”名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统经学领域,现代学界尚未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窃谓上述诸说皆未得“同盟”真谛。为方便论述,先将《春秋》16例“同盟”列表如下:

《公羊》《穀梁》二家认为《春秋》书“同盟”是为了表示参盟的成员同心同德、同欲同求,核诸事理,殊不可信。诸侯既已举行会盟,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在誓辞上也必然表示绝无二心,这是举行会盟的基本前提。至于实际上会盟各方是否同心,实难悬断。如《春秋·宣公十二年》晋、宋、卫、曹同盟于清丘,既盟之后,宋国伐陈,卫国救陈,《左传》云:“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可见宋、卫同盟而不同心。又如《成公九年》同盟于蒲,《左传》云:“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可见当时诸侯已然离心。再如《成公十五年》同盟于戚,曹伯在盟,而晋侯借机拘禁曹伯,押送京师,《左传》云:“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岂能谓之同心同德?且春秋之世,诸侯会盟甚多,而《春秋》书“同盟”者仅仅16例,又岂能说16例之外的诸侯会盟皆不同心同欲、皆不尊周攘夷?这显然有悖情理。

杜预“服异”之说似乎颇有根据。综观上表16例,《春秋》书“同盟”而《左传》确有“服异”之事者有10例,分别是:《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郑服;《庄公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陈、郑服;《文公十四年》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成公五年》同盟于虫牢,郑服;《成公七年》同盟于马陵,莒服;《襄公三年》同盟于鸡泽,郑服;《襄公九年》同盟于戏,郑服;《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郑服;《襄公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齐服;《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齐服。但是剩余6例都与“服异”无关,所以孔颖达《正义》不得不为杜注百般弥缝。况且,《春秋》还有“服异”而不书“同盟”之例,如《僖公二年》盟于贯,《左传》云“服江、黄”;《僖公七年》盟于宁母,《左传》云“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僖公八年》盟于洮,《左传》云“郑伯乞盟,请服也”;《定公四年》盟于皋鼬,《左传正义》云“楚之属国陈、许、顿、胡皆来会”。这都是“服异”之事,《春秋》却不书“同盟”,可见杜预之说并非通例。

杜注、孔疏又云凡盟书之辞称“同”,则《春秋》谓之“同盟”。对于此说,也有两个明确的反证,《春秋·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左传》载其盟辞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左传》载其盟辞云:“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践土之盟、葵丘之盟的盟书都使用了“同盟”,而《春秋》不书“同盟”,可见“同盟”书法并非依据盟书之辞。

杨伯峻跳出笔法义例的窠臼,认为“同盟”就是共同结盟,别无深意。实际上《左传》中出现的“同盟”一词确实多属此义,如《隐公七年》云:“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这里用作动词的“同盟”就是指共同结盟,用作名词则表示同盟国、盟友,如《隐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成公十三年》云:“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但这种用法跟《春秋》使用“同盟”一词的句法和语境迥异,并且也无法解释为何《春秋》记载诸侯会盟百余例,而只有区区16例谓之“同盟”。盟礼是两方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为了缔结约定而举行祭祀,并邀请神明见证,从而保障约定效力的行为。因此,所有的会盟必然都是各方共同参与完成的。按照杨氏的说法,则见载于《春秋》经传的所有会盟皆当称为“同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综上所论,可知《春秋》“同盟”问题尚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其实宋儒对此术语曾经提出过极具启发性的解释,注经考史者皆未留意,本文则将引申其说,详加论证,并进一步探讨春秋列国“同盟”的本质内涵。

宋儒刘敞云:“同盟者何?殷同之盟也。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同盟之礼,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诸侯既皆听命,因相与盟于下。方伯临之,以显昭明,同盟之礼也。”宋儒叶梦得亦云:“《周官》:‘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六年五服一朝,四方之诸侯皆在,曰会;又六年王乃时巡,有故不行,则合诸侯于王国,曰同。此非常之礼也,故朝于国门之外,为坛,设方明而盟,谓之同盟。”

刘、叶二氏依据《周礼》,认为“同盟”是以“殷同”之礼举行的会盟。言下之意,“同盟”之“同”是一个礼制概念。如果诸侯在盟礼之前以殷同之礼朝觐了盟主,则称“同盟”;如果未行殷同之礼,便直书“盟”而已。笔者认为,这种“以礼解经”的路径颇为平实可信,而刘、叶二人之说点到即止,未及深考,下面拟分三步加以论证:

第一,《春秋》“同盟”当是源于周王朝的“会同盟誓”制度。

周礼固有会盟之制。前引《左传》“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即是西周四王之会盟;所谓“明王之制,使诸侯再朝而会,再会而盟”自然也包含周制。《逸周书·序》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后,作《王会》。”西周早期《天亡簋铭》云:“乙亥,王有大礼,王三方。”吴式芬、孙诒让、孙常叙、李学勤等人皆读为“同”,理解为周王会同三方诸侯。又《诗·小雅·车攻》云:“赤芾金舄,会同有绎。”毛《传》以为是描写周宣王会诸侯于东都。《论语·先进》云:“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左传·定公四年》云:“会同难,啧有烦言。”《礼记·少仪》云:“丧事主哀,会同主诩。”皆是其证。

《周礼》所载“会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会同是指“时会”和“殷同”,如《周礼·大宗伯》云:“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大行人》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郑玄认为“时会”是因有叛乱之事,天子临时召集诸侯于京师,在王城郊外之坛宫举行会盟,发布禁令,与诸侯相约起兵;“殷同”是巡守之变礼,若天子因故不能出巡,则四方诸侯分四时会集京师,于王城郊外之坛宫举行会盟,颁布政令、统一法度。因其人数众多,故谓之“殷”。而广义的“会同”一般包括“时会”“殷同”“巡守”“殷国”四种制度。殷国会同也是巡守之变礼,是指天子因故不能远巡,则出至畿外诸侯之地,召集四方诸侯举行会盟。所以,广义的“会同”涵盖了天子与诸侯的一切大型会盟。其中时会、殷同是诸侯入见天子,巡守、殷国是天子出会诸侯。

周天子召集的会盟,在盟礼之前,诸侯必然集体朝见天子。《仪礼·觐礼》是记诸侯朝觐天子的专篇文献,但于篇末又附记天子、诸侯会盟之礼。其文云“飨礼,乃归”,这是朝觐礼毕。其后又云:“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四传摈。”既然觐礼已终,为何又筑坛以见诸侯?郑玄云:“四时朝觐受之于庙,此谓时会、殷同也……会同而盟,明神监之,则谓之天之司盟……王既揖五者,升坛,设摈,升诸侯以会同之礼。”意思是天子会同诸侯于郊外坛宫,须先行朝觐之礼,而后行盟誓之礼。《周礼·司仪》亦云:“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宫,旁一门。诏王仪,南乡见诸侯。”郑玄注:“合诸侯,谓有事而会也,为坛于国外以命事。”所谓“南乡(向)见诸侯”即对应《觐礼》之“诸侯觐于天子”,所谓“为坛三成”云云即对应《觐礼》之“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文义互见,此即先朝觐而后盟誓之礼。

春秋时期的列国会盟则未必皆如此。如果先行诸侯相见礼而后举行盟礼,则属一般的会盟,《春秋》书作“会……盟”;如果在诸侯相见之后、盟礼之前又有诸侯集体朝觐盟主之礼,则是比拟周王室会同制度,故《春秋》书作“会……同盟”。因此,春秋诸侯的“同盟”应当是西周会同制度的延续,“同盟”的本义是会同礼和盟誓礼的合称。《春秋》所见16例“同盟”无一例外都是大规模、高级别的会盟,如果仅仅是两国之间的特会、特盟则未见称作“同盟”者。

第二,《春秋》“同盟”当是源于周礼的“小会同”制度。

如果春秋列国同盟之礼是比拟王室会盟制度,是否属于僭越行为?如果属于僭越,为何未见当时舆论对同盟行为的质疑和批判?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明白周王室的会同又有“大会同”和“小会同”之分。《周礼·大祝》云:“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小史》云:“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大司马》云:“大会同,则帅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祝》云:“小祭祀、小丧纪、小会同、小军旅,掌事焉。”都明确使用了大、小会同的概念。此外还有省称“会同”而实际是指大、小会同者,如《大宰》云“大朝觐、会同”,其实是“大朝觐、大会同”之省称;《小司马》云“小祭祀、会同”,其实是“小祭祀、小会同”之省称。

清儒孙希旦认为“王官伯出会诸侯则谓之小会同”,言下之意,凡天子亲自与诸侯会同谓之“大会同”;若天子授权王官伯与诸侯会同则谓之“小会同”。这便涉及周代政治架构中的“伯制”问题。《礼记·王制》云:“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礼记·曲礼》亦云:“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

根据《王制》和《曲礼》的说法,在西周的政权结构中,周王与一般诸侯之间还存在两级诸侯长官:一是五官之长,由天子之二老担任,分别主管东、西方诸侯,谓之王官伯。《公羊传·隐公五年》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然则天子之老、五官之长即是王朝三公,周公、召公在周初为王官二伯,分陕而治。《尚书·康王之诰》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伪孔传:“二公为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据《书序》云:“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然则召公、毕公在成、康之际为王官二伯。《周礼·典命》云:“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上公八命,加一命则为“伯”,可与《王制》《曲礼》互证。

一是九州(八州)之长,由区域性大国君主担任,分别辖制所在地区的诸侯国,谓之方伯、州伯、州牧或侯牧。《周礼·大宗伯》云:“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郑注:“(八命作牧),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于诸侯。(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然则八命作牧即为方伯,九命作伯即为王官伯。《左传·哀公十三年》云:“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杜预注:“伯,王官伯。侯牧,方伯。”据此,则作为区域性长官的方伯应受王官伯的辖制。

今本《礼记》编订于西汉初年,收录了战国至秦汉儒家后学泛论诸礼之作,其中各篇的成书先后不一,难以确指。上引《王制》《曲礼》等文献的记载虽不排除有构拟的成分,但据学界对周代伯制的专门研究,西周时期存在王官伯和方伯两种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力量,应当是可信的。本文无意对两种伯制作专门探讨,关键在于,王朝上公为王官之长,亦为诸侯之长,于周王称臣,于其国称君,于天下为伯。王官伯既分管东、西诸侯,若诸侯有事相会而天子因故不能主持,自当有授权方伯与诸侯会同之理,故《左传》云:“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按《周礼·秋官·小行人》云:“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孙希旦将“小会同”解释为王官伯主持的会同,既体现了大、小会同的规格差别,也符合“小会同”仍然属于“君之礼”的性质。天子与王官伯毕竟君臣有别,所以大会同之时由大祝、大司马佐天子,小会同之时由小祝、小司马佐王官伯,这也与周礼尊卑等级之制契合。

而春秋之际周礼废弛,王室式微,天子尚且无力合诸侯,遑论三公。此时的盟主既是诸侯之长,又称“伯”称“霸”。笔者认为,春秋列国的“同盟”正是源自周礼的“小会同”制度,但春秋霸主的身份性质并不能与所谓王官伯、方伯简单对应。华夏诸侯的盟主恒为齐、晋二国,代表性人物便是齐桓、晋文,其地位比于天子三公和王官之伯,有过之无不及。齐、晋之君既非王朝三公,似乎只能“八命为牧”,不当“九命为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邵蓓认为“西周伯制是春秋霸主政治的直接导源”,而“春秋霸主应该是王官伯、方伯两种身份权力的综合和突破”,这个看法值得重视。

《左传·庄公九年》齐桓公召集葵丘会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宰孔是周公,胙是宗庙祭祀的脤膰之肉,一般用来颁赐给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唯帝王之后有赐胙之礼。齐侯姜姓,于周为异姓,而天子赐胙,可见是周王特为推重,待齐桓以王公之礼。周王称齐桓公为“伯舅”,而《曲礼》云“异姓(王官伯)谓之伯舅”,可见王室已然承认齐桓公相当于王官伯的地位。按《左传·僖公四年》管仲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杜预注:“五等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讨其罪。”那么齐国始封君姜太公在周初亦相当于王官伯。齐桓公克绍祖业,故周庄王又策命齐桓为王官伯。本文开篇曾引《左传》楚灵王会盟诸侯之事,楚王明确表示要仿照齐桓公召陵之会的法度,而向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由“公合诸侯”“诸侯会公”之表述,可见齐桓公正是以王朝三公和王官伯的身份主持了召陵会盟。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师,献俘于周,“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既云“策命晋侯为侯伯”,则晋文公作为诸侯之长的身份确切无疑。此时周王称晋文公为“叔父”,而《曲礼》云“天子同姓(州牧)谓之叔父”,似乎王室是赐命晋文为方伯、州牧。但是《左传》所载策命之文云:“敬服王命,以绥四国。”《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此事亦云:“襄之二路,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可见周王授权晋侯征伐的范围是“四国”和“东夏”,其实相当于周礼的王官伯。故杜预云:“以策书命晋侯为伯也。《周礼》‘九命作伯’。”也认为周王策命晋文公为王官伯。

既然春秋霸主大抵相当于西周王官伯,那么固然可以延续王官伯召集诸侯会同的传统。我们再看《春秋》所载16场同盟,其中两次同盟于幽是齐国主盟,同盟于新城、清丘、断道、虫牢、马陵、蒲、戚、虚朾、戏、亳城北、重丘皆是晋国主盟。以上13例同盟均明确由霸主召集并主导,其中同盟于新城是晋卿赵盾主盟,同盟于清丘是晋卿原縠主盟,余皆为齐侯、晋侯亲自主盟。此外,同盟于柯陵,周卿士尹武公、单襄公在会,《春秋》书尹子、单子于晋侯之前,以示尊周的立场,但实际上柯陵之会由晋侯召集。据《左传》记载,当时郑国叛晋而归附于楚,郑大夫子驷率兵侵晋,楚公子成率兵戍郑,故晋国召集诸侯伐郑,同盟于柯陵,以重温戚之盟。戚之盟是晋为盟主,柯陵之盟既是重温戚之盟,可见亦是晋为盟主无疑。同盟于鸡泽,周卿士单顷公在会,《春秋》书单子于晋侯之前,实际上鸡泽之会亦由晋侯召集。《左传》云:“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可见鸡泽之会是晋为盟主。同盟于平丘,周卿士刘献公在会,《春秋》书刘子于晋侯之前,实际上平丘之会亦由晋侯召集。《左传》云:“晋成虒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征会……遂合诸侯于平丘。”又云:“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可见平丘之盟亦是晋为盟主。以上三例仍属晋霸同盟,虽有王官参会,但并非盟主。

以上论证足以呈现春秋“同盟”与“霸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时期的“同盟”行为其实是延续和模仿了周礼王官伯主持诸侯会盟的“小会同”制度。正因为这种“同盟”行为有据可依,所以当时的诸侯对此从无异词,这种礼制依据便是春秋盟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其三,春秋列国“同盟”之前确有朝觐盟主之事。

如果说《仪礼·觐礼》和《周礼·司仪》的记载可以证明天子会盟之礼是先朝觐而后盟誓的,那么要证明《春秋》“同盟”是源于周礼的会同制度,就要证明春秋诸侯“同盟”也举行了集体朝觐霸主之礼。《左传》中恰好记载了一个明确的例证。《春秋·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左传》云:

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

杜预注:“(除,)除地为坛,盟会处。(朝,)先盟朝晋。(张,)张幄幕。(无所张,)地已满也。”意思是在确定会盟日期之后,盟主要求诸侯必须在甲戌日中午之前抵达会盟地点。在甲戌前一日癸酉退朝后,郑国子产即命属下外仆赶往会盟地点搭建营帐。子大叔认为甲戌当日再办也不迟,遂阻止了外仆。到了癸酉傍晚,子产得知外仆没有执行命令,命其速去,等外仆赶到之时,各国早已争先张幕扎营,没有多余空地了。《左传》记载此事的本意在于体现子产为政的敏达,而“癸酉退朝”一句却提示了一个明确的事实,即诸侯盟于平丘之前,确有共同朝觐盟主晋侯之事,这是《春秋》书作“同盟于平丘”的根本原因。

又《春秋·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穀梁传》云:“阳谷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诸侯皆谕乎桓公之志。”《国语·齐语》《管子·小匡》亦云齐桓公“大朝诸侯于阳谷”。阳谷之会,有会而无盟,而史传都记载桓公朝诸侯于阳谷,可见齐桓公是以盟主的身份举行了一场“会同”之礼,《春秋》书“会”而已。如果有会、有朝又有盟,则当书“同盟”。

总之,“同盟”是一个礼制术语。凡春秋霸主召集的会盟,如果在盟礼举行之前,又有诸侯集体朝见盟主之礼,则谓之“同盟”。这反映的是周王室会同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延续,也是春秋霸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春秋》所见“同盟”完全是史官据实而书,并无隐文深意。但如果泛泛地理解为共同参加会盟,则忽略了“同”字的礼学内涵,也忽略了“同盟”书法背后对盟主权威的尊崇。此外,《春秋》所书之“会”也是一个礼制概念:若有会同而不盟,则书曰“会于某地”;若有盟而不行会同之礼,则书曰“盟于某地”;若有会、盟而无盟主朝觐诸侯之礼,则书曰“会……盟于某地”;若有诸侯相会礼,又有诸侯集体朝见盟主礼,还有盟礼,则书曰“会……同盟于某地”。这是春秋列国会盟的基本事实与书法。《春秋》经传所见列国会盟,有时是王官主盟,有时是霸主主盟,有时是诸侯之间的一般会盟。本文认为,凡《春秋》书“同盟”者必然是霸主国所主导的会盟,但霸主主导的会盟未必皆行诸侯集体朝觐之礼,因此也不是所有霸主之盟皆有“同盟”之称。

需要特别交待的是,本文所论周代会盟制度多引“三礼”为证,而尤以《周礼》为主。关于《周礼》的成书时代及真伪问题,自汉代便有纷争。本文不便深入此等学术公案的讨论,但既据《周礼》以论周制,则必须对此问题有一基本态度。关于《周礼》的成书,学界大致有成于周公说、成于西周说、成于春秋说、成于战国说,成于周秦之际说、成于汉初说、成于刘歆伪造说,当下主流意见认同战国说。而战国说中又有战国早期说、战国中期说、战国晚期说;战国法家说、战国儒家说、战国齐国说、战国魏国说等,可谓众说纷纭。诸家各陈胜意,仍不免疑点重重,迄今并无定论。窃谓此书疑点虽多,然有三点不可疑:其一,《周礼》必为先秦古书无疑,决非秦汉以后伪托;其二,《周礼》的编撰必然代表政府意志无疑,作者当是官吏或政治家,决非民间私人著述;其三,《周礼》的内容必有事实依据或政典参考无疑,决非凭空杜撰。因此,《周礼》即使不是西周旧典,即使未尝真正施行过,即使掺有后人的理想建构,它仍然是考察周代历史和礼制的重要文献,故杨向奎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张亚初和刘雨作《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皆能将《周礼》与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沟通映证。据笔者所见,《周礼》所载礼仪、制度、名物能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证者极为可观,读者一览孙诒让《周礼正义》即当明白此理,切不可因其文献学上的“伪书”身份而蔑弃其可贵的史料价值。笔者对《仪礼》《礼记》相关记载的批判性利用也是基于上述的方法和立场。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