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社会心态能够为社会和谐运行提供价值支撑，还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理动能。通过对我国多个青年群体的调查发现，当前中国青年社会心态面临的问题是现实的、紧迫的，反映出当前青年的自我认知与国家对青年的要求期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青年心态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心态变化的前奏，针对青年社会心态蕴含的一些新趋势和新挑战，需要采取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一、把握青年社会心态的三个方面

中国广袤的地域、城乡的差异、人口的众多使得不同青年群体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光谱和社会心态特点，针对青年整体作出判断时要十分慎重，应特别注意“碎片化”“片面性”“主观性”等误区，统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视域局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依据身边人的情况推断出对全貌的认识，每个人从自身视角得出的结论都会有“统计偏差”。虽然互联网上存在各种“展现”和“表演”，但圈层壁垒仍在加大。每个人都有视域局限，看到的都是片段，接触到的主要是和自己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人。

互联网平台集聚了大量青年，每个平台都是某个青年亚群体的高度聚合，尽管这些亚群体的人口样本已足够大（很多是千万数量级），但中国14—35岁的青年人口数量约4亿，因此从任何一个平台中观测到的青年形象，都是整体中的部分。对青年心态的分析，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和发现自己头脑中预先设置的经验和偏好，“排空自己”，敢于和善于进行自我批判，保证价值中立和思想开放。同时，在研究中注意参考不同平台的数据，注重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相结合，将各类数据通过信息化平台有效分类、对接，交叉印证，才能得出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绝不能仅依靠某个平台的数据和不严谨的抽样调查得出对青年整体的判断，更不能对个别青年的某些极端心态作过分的渲染和肆意的放大。

二是时空压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人们在占有物质财富之外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当前中国青年的价值观中，既包含前现代观念，也有现代观念、甚至后现代观念，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价值感堕距”。即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同一代人价值观的变迁速度不一致，有的群体变化快，有的群体变化慢，导致各群体之间价值观的错位和不均衡，并由此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对于低收入青年、务农青年和一些城市基层工作者而言，其主要诉求仍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对于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青年而言，其需求主要表现为从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精神，追求更舒适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对于很多高收入城市白领而言，物质财富已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志，他们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个人选择的兴起和生活方式的个体化，追求“为自己而活”，倡导一种“自我文化”。由于青年群体更善于表达，情绪也更偏外向，因此不同价值观的日常碰撞也不可避免。

三是意义重构。青年群体有其独特的能动性，他们对于自身地位状态的反应和对于内在愿望的表达，主要通过重构意义这一形式来加以呈现。比如在很多青年看来，“躺平”并非“不想努力”，而是对眼前工作“不值得付出”的一种调侃和嘲讽，其背后反映的是青年对工作意义价值感更为迫切的追求。当代青年的原生家庭更为丰裕，个体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其对于“工作”的短期、刚性需求明显减弱，而对于“职业”的长期、多元诉求日益凸显。2022年课题组面向8427位在职青年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选择当前工作时考虑的因素，排序在前列的有“专业对口”（28.8%）、“职业发展前景好”（18.1%）、“能够实现人生价值”（17.0%）及“个人兴趣爱好”（11.2%），但是考虑“收入高”的比例仅有5.4%。可见，青年对当前工作不满意而选择的“躺平”，恰恰是其对职业的“不将就”所导致的拒绝“躺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代人理解的“躺平”和当代青年理解的“躺平”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要避免把“自我理解”当作“青年意见”的认知偏差。

视域局限、时空压缩和意义重构三者的交错杂糅，为我们准确、系统、全面认识当代青年心态带来了一定难度。4亿中国青年呈现的面向极为复杂，如何得出青年心态的全貌和走向，辨识哪些是偶然、哪些是必然，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需要开展长期、深入的跟踪调查。一定程度上，我们更容易在重大事件中看到青年鲜活的行为反射，从而有机会矫正已有的判断。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往往会依据青年们“说”什么而认为他们“信”什么或“想”什么，但“说”其实有很大的迷惑性。

二、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新特点

从整体来看，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整体上阳光乐观，积极向上，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对个人生活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当前青年心态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需要引起重视。

愿意拼搏奋斗，但要知道“努力的意义”。当代青年具有奋斗精神，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规划，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但在“奋斗”和“内卷”的区别上，部分青年认为：“有意义的努力是奋斗，没有意义的努力是内卷。”进而他们将“有意义”界定为：能看到自己在工作链条中的角色，能找到自己在工作链条中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追问，人的本质能否在过程中得以实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人们通过工作，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确证自我”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的内在价值必须超越生存目的，指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实现。

工业化时代，每个人都是工作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在中国，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个链条更多地表现为某项工作在国家叙事中的位置。尽管自己是一颗“螺丝钉”，但从事的职业如果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尽一份力，那么再苦再累，价值也完全不同。而一旦工作内容和国家叙事之间失去了联系，苦和累的意义至多是为了个人功名利禄的获取，干的越多，“内卷”感越重。课题组调研发现，这几年有关部门对快递小哥等新兴青年群体的工作价值高度肯定，尽管快递小哥并非高收入群体，但其对工作意义的感知是比较积极的。

认同主流价值，但也关注“个体的表达”。近年来，教育公平、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劳动救济等议题成为一些网络新生代积极推动的权利主张。青年人对某些权利的强调，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彰显的体现，是青年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达。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一些青年对某些权利的“在意”，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转变。进一步地，很多高学历青年将个体的权利主张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依托饭圈、亚文化等新型组织形态推动网络行动。凭借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取向的青年联结成诸多有形无形、线上线下的社区/共同体，这些群体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寻求承认”，似乎既不追逐具体的权力或经济利益（至少不直接这样做），也不需要强调自己比别人更优越，而只是为了表达，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是“为承认而斗争”，尊严或尊敬构成了他们组织起来的动力。在现实中，此类活动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相应的经济主张与权利主张，只是这两者在运动过程中不被刻意强调，这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走势的不可预测性。

成就预期较高，但易伴生“相对剥夺感”。青年时期处于人生的爬坡过坎阶段，在“明天会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家庭和社会期待之下，他们面临着超越父辈获得更好生活的压力，对自己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持续上升，且预期上升的速度较快。我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后开始逐渐放缓，特别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传导到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使得青年感受到生活的困难与艰辛。叠加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部分青年感到忧虑。尽管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生某些悲观情绪是人之常情，但有的青年将人生中的“不如意”归结为时代红利的减少，甚至认为时代对自己“不公平”。与上一代人相比，自己“得的少了”“没赶上好时候”，进而对当前经济形势产生极端负面心理。

政治热情高涨，但容易导向“二元对立论”。近年来，一些极端化的言论频繁出现在如国家、民族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使某些原本并非敏感的国际议题在中国呈现出爆点多、燃点低的特点。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地被划分为多个相互独立的阵营，对多元观点的包容空间极小，某些青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对议题本身的探讨与交锋有时难免会沦为互贴标签和道德审判。一些青年在讨论中把中国与西方、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带有强烈的裹挟意味，不允许异类声音的出现。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会形成片面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挤压国家处理相关问题的弹性空间，如近年来民族主义的持续升温与某些国际问题上个别青年态度的日趋强硬，迫使民众在大量问题上要立场鲜明地“表态”或“站队”，而一旦国家在特定问题上的处理与其预期不符，原本的积极拥护者就可能调转态度站到国家的对立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都发生明显变化，部分青年自信自强有余、平和理性略显不足，个别极端声音若被放大传播到国际社会，势必会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三、对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思考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培育青年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遵从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方法和一般规律，也要考虑适合这一特定年龄阶段人口的实际情况。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青年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与其他群体有着显著的不同，其具有感性大于理性、超越性大于现实性、独异性大于同一性、求新性大于耐受性的基调。如果青年工作不从这些心态底色出发，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就会犹如空中楼阁，沦为自说自话。

加强青年心态分析研判。随着社会转型加速，青年心态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不断生发出新的挑战和问题，因此，良好青年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做好相关工作。从深度上，整合相关学术力量，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如何引领性别、环保、技术三大全球性时代议题，以及如何保持和激发青年奋斗精神和创新活力的问题。重点关注和及时处置青年敏感度较高的社会议题，比如牵涉性别歧视、收入分配与就业保障、教育改革、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从广度上，加强青年心态的分析监测，及时准确了解青年心态的真实情况。可以考虑在各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监测指标体系中增设社会心态相关指标，建立囊括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等在内的指标体系，构建青年社会心态测量的互联网大数据指标体系。可以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代表性样本的文本信息数据，及时监测青年社会心态的波动状况，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或舆情事件对青年社会心态的影响，并与传统社会心态问卷调查数据关联分析。

分类开展青年思想引领。高度肯定体制外青年的工作价值，提振体制外青年对于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大力鼓励体制外青年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宣讲，精心设置面向不同行业的宣讲方式，可以让本行业青年人才宣传阐释与其从业领域密切相关的政策，如让教培行业老师宣讲对于“双减”的认识，让程序员宣讲对于互联网数据安全的认识，让网络主播宣讲对于网络舆论斗争的认识等。课题组调查显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是好是坏”“如果西方联手封锁中国怎么办”“如何破解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瓶颈”“台海局势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青年关注度较高，这反映出当代青年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针对这一系列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还需进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共识。

打破青年就业年龄限制。《公务员录用规定》对报考公务员资格条件规定为35岁以下，社会上很多企业在招聘时，亦参照此规定对应聘者年龄进行限制。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之下，35岁俨然成为人生“分水岭”、职场“生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且“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与此相似。年轻朝气、可塑性强的青年可以为单位发展带来新鲜活力，但经历了职场磨练，专业技术趋于成熟的员工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因为年龄限制无法进入某个领域，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的普遍焦虑。因此，可以适时调整公务员录用规定，同时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年龄”选项，以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歧视劳动者年龄。

促进青年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心态的养成归根结底要依托于实际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既有普遍痛点，也体现了行业差异。要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将思想引导和政策举措有效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如加快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尤其是专科以下但具有成熟技术经验的青年技工的户籍限制；加快推进公租房建设，在大城市制定青年人才“积分落户”标准；营造家庭友好型的职场氛围。对企业在引导青年员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方面的做法予以表彰，推动企业在面向员工家庭的支持政策体系中发挥作用；培育新时代家庭观，倡导家庭成员共担家庭责任，重构代际间和两性间共同成长的家庭伦理。注重传播生育养育对个人成长、情感体验和家庭建设的积极效应，减少因舆论过度强调生育养育压力而制造出的社会焦虑。加快制定实施新兴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审标准等。从行业差异来看，非公经济组织希望宽松的贷款和税收政策；青年社会组织期待及时获知、尽量加大和拓宽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和广度；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等新文艺青年渴望证书认证、荣誉激励等社会认可和精神奖励；还有一些青年企盼技能提升培训、职业规划指导等。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要摸准需求痛点，分层分类开展高效精准服务。

（作者系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教授）

来源 | 《人民论坛》2023年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