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从“公主”到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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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还有很多事情值得说。比如暴力，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学生打老师；干部子弟的作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青少年的“亚文化”，等等。文革开始时，我们俩都在北京上中学。文革初期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北京某些中学的学生，往往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豪情万丈的长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出毛泽东那封著名的支持红卫兵的信，给文革定了“造反有理”的基调。当时这些北京的青少年和伟大领袖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令“江青阿姨”都禁不住称他们为“小太阳”。

曾几何时（这是当年很时髦的词），66年夏天冲锋陷阵的风云人物到了当年冬天就成了捣乱派；从上天安门城楼与领袖握手到冲国家公安部大门营救被捕伙伴，中间仅仅隔了几个月。文化革命充满了戏剧性。这样的大起大落发生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尤其惊心动魄。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文革”。这里我们提供的是两个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马笑冬对自己参与打人的坦诚披露，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值得尊重。

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打死人事件，发生在当年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几十年后叶维丽想起卞仲耘校长的惨死仍会颤栗。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领导。文革中她九死一生，落上心悸的毛病。母亲文革中的经历和她的早逝是马笑冬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痛。文革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中继续存在着。

”叶：其实1966年春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像批“三家村”什么的，已经是紧锣密鼓了。

马：我发现你比我成熟，我也关心时事，可没你那么放在心上。

叶：不是我一个人，当时我们班同学都在议论。从1965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开始，报纸上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按道理我们应该准备考高中，可是大家心思已经不在那上面，凑在一起就交换听到的消息。

我的生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新华社是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机关。原来大院里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是不设岗的，现在因为所谓“二月兵变”，工作区要由解放军来站岗，这样我们小孩就不能进在里面的图书馆了，而那个图书馆对我非常重要。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表示反对，我在大字报里说你们不是让我们做革命接班人吗？但不让我们进图书馆，把教育的途径关闭掉了，我们怎么当接班人呢？用的是反问的语气。

为了给自己壮声势，我拉了弟弟和他的一个朋友，署名“三个学生”，把大字报贴在通向食堂的一段墙上。那块地方有点儿像新华社的小论坛，过去别人也在上面贴些东西，有一次食堂师傅贴大字报批评一个干部袒护他像“小霸王”一样的儿子。当然政治上真正尖锐的谁也不敢贴，但好歹可以反映点儿民意。

我是在天黑以后贴的，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可没想到，不但院里的很多孩子知道是我写的，说写得好，而且新华社的思想教育部门还专门找我妈妈谈话，说我“思想复杂”，让她注意教育我。我还是个孩子，又不是新华社职工，可新华社就是要管我的思想。我常看家里的《参考消息》，注意到有一个叫梁厚甫的香港记者，写的文章嬉怒笑骂，不像我们的报纸净板着面孔训人。梁说“笑谈真理又何妨”？我受他影响，这篇大字报用了点儿讽刺挖苦，可能我文章的口气也不招新华社思想教育部门的待见。

当时我爸爸在乡下四清，就我妈妈在家。她没给我什么压力，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了一下，我没感到有什么大不了的。新华社要进驻军人，对我意味着进不了图书馆了，但这其实预示着一场政治飓风就要降临了。

不知为什么，1966年夏天在我的脑子里老跟一个极不协调的东西联在一起，就是芙蓉花。我上学要路过一排芙蓉树，六七八月正在开花。

马：那时候谁会留意花？

叶：也许芙蓉花娇嫩的粉红色和那个铁血的时代太不协调了，这种强烈的反差反倒让我格外记住了那一年的花。

虽然文革爆发前已经满城风雨，但对我来说，文革的发生还是很突然，好象在一天之内，世界原有的秩序被翻了个个儿，我们被猛地抛出了熟悉的生活轨道，从此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是可以把握的了。昔日的师长成了“黑帮”，同班的同学反目为仇，我也一下子进入了成年。那时我刚好满十六岁。

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就是这篇社论掀开了文革的帷幕。那天我们班有堂体育课，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陶然亭离我们学校很远，来回加上游泳的时间大概将近三个小时。离开学校时一切都很平静。在游泳池里我们追逐嬉闹，我还和朋友谈论班上一个同学。文革不是文化部门首当其冲吗？她爸爸在全国剧协工作，听说“出事”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出事”，也不会想到我们的父亲不久也都出事了。

游完泳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说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的感觉是震惊。后来知道就在差不多同时，北京很多中学都出现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不约而同，好象大家都在等待进军的号角似的，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就是号角。

游泳回来后就没上过课。我再一次回到真正意义上的课堂是七年多以后，而我的很多同学再也没回去过。我后来总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我们来说，那堂游泳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在都德的小说里，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他们上的是最后一课，心情格外沉重，我们并不知道。

马：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文革初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不用上课了，“这么解放”，特别有解放了的感觉。我非常兴奋，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就睡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几张桌子拼成个床。虽然我一直都是好学生，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要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我就一拍即合。我对单调的学习生活感到厌烦，很容易接受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再说我因为小学考初中的经历，也对那种一锤定音的考试制度很反感。

我文革初期积极投入还因为对革命、对英雄主义的向往。过去总觉得咱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能赶上轰轰烈烈、跌荡起伏的生活，非常遗憾，这回可让我赶上了。

叶：对文革前的教育制度，我没你那么抵触。我们正准备考高中，一下子听说不考了，我没有失落感，也没有解放感，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教育革命要大，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你说的那种兴奋感我也有一些。文革的全称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是“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让人莫名的兴奋，好象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记得6月初我们全校师生在校园游行，拥护发动文革，我走在游行的队伍里就是怀着这种心情。

那次游行还是由校领导组织的。游行完了马上就有人说，校领导带着大家呼口号时举的是右手，她这样做是反对左派，支持右派。我想这也太荒谬了，我们右手写字的人都举右手嘛。但这个想法仅仅闪了一下，主要还是沉浸在参与创造大历史的兴奋中。

很快校领导就垮了。有些好心的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不要随便反对校领导，1957年也是先鼓励人批评单位领导，最后却把那些人都打成了“右派”。后来证明这些老师从57年得来的教训不适用於文革。文革是共产党自己打倒自己，确实是“史无前例”。我们做为一代人，恰恰没有1957年反右的记忆，一发动就起来了。如果不是我们这代人，还不知道文革能不能这么快就起来呢。

马：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是很快就倒了。随后工作组就进校了，校领导都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工作组来了以后，虽然不上课了，可我们每天都得去学校，在教室坐着学毛选和人民日报社论，有时候也开批判校领导的会。一切都有人安排，我文革初期的兴奋感慢慢淡了。

叶：毛后来说这一段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去当“灭火队”，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我们学校的工作组进校特别早，是团中央派的，负责人是胡启立，他多次到我们学校来，算在我们学校蹲点吧。

马：我感到这时候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大讲特讲家庭出身，而且它直接影响到同学之间的关系。文革开始后，我们班干部子弟们出出进进都在一起，基本上不搭理其他同学。文革前虽然已经开始讲家庭出身了，但还没有影响到同学之间日常的关系。对这种做法，我心里有些不自在。我从小上的是平民小学，很多朋友都是胡同里的孩子，而现在我身边就只有干部子弟了。但同时也感到优越，这是不可否认的。干部子弟成了当然的革命左派，我觉得自己特神气。

叶：我们班同学也是截然分成两部分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出入在一起，俨然成了特殊小团体。干部子弟在一起也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议论班上其他同学，有时拿她们特点开玩笑，尤其喜欢给长得漂亮的同学起外号。我听到一些可笑的说法，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以前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人性中卑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

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小学上的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对“等级”敏感，心底有自卑感。上中学后社会上对家庭出身越炒越热，我反倒生出一些距离。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压倒一切，我发现自己在班上的地位变了。原来我因为不是团员，觉得有点儿孤立。现在团员不团员不重要了，家庭出身惟此惟大，我混在干部子弟堆里，没人记得我没入团，这么一来我就没有了原来的压力，况且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

但同时我也常常觉得别扭。我的同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不是干部子弟，现在我们疏远了。每次见到她我就感到不自然，心里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我对一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我们学校贴的不少大字报都是在给干部子弟特权找根据。有的说干部子弟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第一句话是学叫“妈妈”，干部子弟是喊“毛主席万岁”。我就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有大字报说过去校领导如何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打击排挤干部子弟。这种说法让我很不以为然。文革以前干部子弟就是最受宠的，有名的学生干部都是她们。我们学校高三有个班，其中不少学生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民子弟，招她们可能是为了体现面向农村的政策吧？在我们这个城市精英学校里，她们服装和举止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个都挺蔫的。如果说有人受排挤，应该是她们。

马：那你还是有一些距离。

叶：我多少有点距离也因为文革一开始我们学校最狂的是高干子弟，她们的地位一下子特别突出。你们学校是这样吗？

马：没那么明显，你们学校高干子弟太多了。

叶：在我们学校，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工作组时期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班里父亲官儿最大的，这种倾向在年级负责人里更加明显。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文革前在学校里并不那么显眼，这个时候都成了本年级文革负责人。文革前高干子弟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当时成立了一个射击队，能参加的差不多都是她们，但那时个人表现也还是重要的。文革一开始，就是看谁家官大，谁大，谁就是人物。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运动，是她们(高干子弟)的运动。那时还不太流行穿军装，她们中间的活跃分子时兴挽起裤腿光着脚，走路不穿鞋。我底下讽刺管她们叫“赤脚大仙”。我后来想过，如果不上这样的学校我不会有这么复杂的心理，说不定也会因为出身而沾沾自喜。

马：说起干部子弟的特权，我想起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对联，还有一副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叶：对联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七月底吧？是北京中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提出来的，一出来很快就在全社会流行，听说有的地方连坐公共汽车、在饭馆吃饭都要先报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当众受到侮辱。它使血统论登峰造极了。

马：第一次看到对联我很反感，心想这显然太绝对了，可后来我不知怎么地就接受了。

叶：我也想怎么能这么说？但对联是“横”着出来的，霸气十足，要站出来反对是需要勇气的，况且我毕竟是受益者。这个对联深深地伤害了许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学校很多班上都出现了斗“狗崽子”同学的现象，而我的私心和怯懦决定了我在对联问题上的软弱和姑息。

我还跟着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马：我当时就不喜欢那首歌，嫌它的歌词太粗野，后来编成了舞蹈，动作就是不断地抡胳膊跺脚。我从小受过体操训练，怎么也不能接受那种东西。

叶：但粗野成了时尚。刘索拉写过一个小说，讲的就是那时候女孩子怎么学骂人。原来文质彬彬的女孩儿，现在以粗鲁为荣了。我们当时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女生的外表也更加男性化。我们学校初二有个学生，当然是干部子弟，她把头发剃光了，从背后简直看不出是男是女。

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的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革命标榜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的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后来遇罗克写过批血统论的“出身论”，不过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

另外，干部子弟们也在文革初期的“文化”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语言，还有行为、服装、甚至发型，都是由这些青少年开风气之先。这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都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值得认真对待。

咱们上面讲的这些情况，像对联的出现、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截然分开，是工作组撤了之后一下子冒出来的。工作组在的时候，并没有太多青少年“自发”表现的空间。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要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学校高中有些学生就开始“反工作组”，说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工作组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批判她们，说她们是“反动学生”。我们初中生政治上没那么敏感，我不记得有初中的人“反工作组”，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来，也习惯了被人领导。

工作组在的时候我们班有过一场辩论，是关于文化革命该怎么搞，“急风暴雨”式还是“和风细雨”式？那时还有辩论的空间。我们分成了两派，彼此互不相让，好像我们这些小孩的看法真能管什么用。我们这一派主张要与人为善，对待有问题的人---当时的前提是老师们都“有问题”---要耐心细致，不能采取激烈斗争的方式。我们不敢提校领导，因为她们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我脑子里把教我们英文的王老师做为假设的对象。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慈眉善目，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我说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人吗？要帮助这样的老师，就得和颜悦色，这样才会有效果，毛主席不是也说帮助人目的是“治病救人”，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吗？两派都在毛主席著作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也都能找得到。

马：你们能这么辩论，真难得。

叶：那次辩论以后不久，整个大气氛就显得我们这一派是错的，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不能温良恭俭让。几个也主张和风细雨的同学纷纷做了检查。我心里不服，没做检查。没过多久，“急风暴雨”果然来了，但是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马：你是说暴力开始出现了？

叶：是。文革对我来说，压倒一切的记忆就是暴力的出现，在一个开着粉红色芙蓉花的夏天，到处是斑斑腥红的血迹，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是恐惧。

叶：八一八以后，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华”，“旧习惯”，“旧风俗”）也开始了，伴随着“破四旧”，“打砸抢”成风，打人成了革命行动，毛主席说“要武嘛”。当时真是一片“红色恐怖”。8月22号北京市文联斗黑帮，放火烧戏衣，老舍就是那次遭到毒打后，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的。那次去北京文联打人的是你们女八中的红卫兵，你知道吗？

马：噢，真的？!叶：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又打死了一个人，是个所谓“女流氓”。她只有18岁，在饭馆当服务员，可能爱跟男人眉来眼去的。听说是附近男校的红卫兵，不知是35中还是8中的，把她弄到我们学校来让女红卫兵“教训”她。打到最后她快不行了，觉得口渴要水喝，可能喝水导致她最后的死亡，事后我听人说不该给被打的人水喝。这个姑娘是在我们学校校园被打致死的第二个人。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火葬场拉死人的车子什么样。我每天回家要经过长安街，注意到一种黑色的机动车，样子一看就给人不祥之感，一会儿过一辆。后来知道，北京打死人高峰在毛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八一八到八月三十一号之间，有一千多人死于非命。

八月下旬有一天我住在学校里。我们学校宿舍楼的外面是西城区公安局的派出所，那天夜里我听见从派出所传出来的凄惨的喊叫声，是被拷问的人在叫，那时有的红卫兵抓了人会往派出所送。叫声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恐怖，我吓得坐在床上不敢睡。

暴力越来越凶猛，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我的cause，当时我在心里用的就是这个英文词。还是那个想法，如果革命就是搞暴力，我当不了革命者。

我对被批斗的人总感到同情。我见过批斗彭德怀，我忘了是在航空学院还是在地质学院，是个很大的场面，也很混乱。彭德怀剃个光头，穿个中式褂子。因为距离很远，看不清他的面孔。当时很少有人穿中式褂子，他又剃了个光头，我就记住了彭德怀当时的形象，觉得他像个受难者。

同学打同学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我们班一个干部子弟打了一个出身“右派”的同学，把她的眼镜从脸上打到地上。很多人都在场，大家全楞了，但没人敢说什么。那年秋收我们班去农村劳动，一天收工排队回驻地，一边走一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那时候戴军帽不是时髦吗？一个不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也戴了顶军帽，走在队伍前面。还是那个干部子弟，从后面猛地上去把她的帽子揪下来扔在地上。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但这么一来唱歌突然停住了，整个队伍默默地走。我后来问过那两个被伤害的同学，她们都表示不记得当年的事了，对那个干部子弟仍然很友善。她们的善良和宽容让我十分感触。

八一八以后我不记得还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的活动，“破四旧”我肯定没参加。一下子什么都成了旧文化，都要被砸烂。“破四旧”开始不久，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王府井大街，听说那里带“封资修”色彩的老字号商店招牌都被拿下来了，我们想去看看。在亨得利表店门口有一群人，一看是一些男红卫兵围住一个梳长辫子的女人，让她把头发剪了，理由是因为邓拓赞美过长发，所以长发不好。我就问那些男生，如果邓拓也提倡喝白开水，是不是我们就都不喝了？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衣角不让我说下去。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那些男红卫兵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我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留辫子的，路上大家就说还是剪了吧，省得惹麻烦，没过几天那个同学就把辫子剪了。

还有一次是在离我们学校很近的西单。那儿有家有名的理发馆，文革前橱窗里摆着各种发型的照片。破四旧的时候这家理发馆被一些红卫兵占领了。我们几个从那儿经过，我认出这些红卫兵里有个“新华社小孩”，我们就进去了。记得当时也有一场小小的辩论。我们问你们为什么专注意梳什么头这些事，这跟革命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革命庸俗化了吗？我们敢说得比较放肆也是因为我认识他们里面的人。当时革命声势无比高涨，如果家庭出身不好绝对不敢乱说乱动。

马：你们居然能说出“把革命庸俗化”这样高明的话，我不行。当时把革命庸俗化的事情太多了，我也有些看法，但我想不出这个词。

叶：其实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都是一场“大革命”的组成部分。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就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变化非常注意。我们还是对“革命”太理想化了，“革命”一旦真起来，“庸俗”的东西多得很。

马：你说了那么多你的经历和看法，我也该说说我的。你说文革中暴力给你的印象最深，我经历过两次暴力，其中一次我也参与了，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

我先来讲第一次的经历吧。红卫兵运动在我们学校起来后，我也成了红卫兵，带上了红袖章，但我始终没有卷入过学校里大规模的活动。不是我不想参加，而是我们太小，高年级的红卫兵不把我们算在里面，有什么活动也不带我们。

叶：在我们学校，初二的很活跃。我的感觉，在我们学校最活跃的是初二、初三和高一的，15岁到17岁左右，正好是青春期最不稳定的一个年龄段。

马：我们学校是高中的活跃。破“四旧”的时候，学校很乱，班里的同学各干各的，不去学校也没人管，很多人都在社会上。我们学校周围是胡同，有不少红卫兵在抄家。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进了一座四合院，那家人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在一间大屋子里，我看见四、五个“牛鬼蛇神”低头站着，几个穿军装的男红卫兵在审问他们。其中有个人特别凶，一个一个地问那些人是什么出身。问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她小心翼翼报自己的出身：“贫农。”那个男红卫兵说：“贫农出身怎么会当给人小老婆？”说着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她的脸拉起来看。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觉得这个男的很匪气，像个流氓。他是想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长得漂亮，要不然怎么会做小老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老婆”，以前只是在书上读过、电影上见过。她头发乱蓬蓬的，面孔扭曲着，一副惨相。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她一定被揪得很痛，就很快走掉了。

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打过人。这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叶：是怎么一回事？

马：那天晚上我住在学校里。已经很晚了，我突然听见一个教室里有动静，就去看看。有几个女红卫兵正在审问一个女人，一边审一边打。那个女的有四十来岁，油头粉面，身体圆乎乎的，穿一身紧绷绷的黑颜色衣服，身上的曲线看得很清楚。这种打扮在当时很少见……

叶：特别符合阶级敌人的形象。

马：就是。我一看见她，就没好感，觉得她就是个阶级敌人。我进去的时候，她们正在打她，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我悄悄问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红卫兵小声告诉我，她骂毛主席是猪。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居然有人敢如此胆大包天，我真的遇到了反动透顶的家伙了！就在这时，那女人说：“我是骂毛主席是猪，我是…”听见这话亲口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我忘了当时是不是回了句“你才是猪！”就从身边一个人手里拿过皮带，抽了那女的好几下，一边抽一边喊：“你还说！你还说！住嘴！”我对那天打人的情景到现在还觉得有点奇怪，只听见我手里的皮带打在她身上“嘭嘭嘭”地响，打人就是这个声音吗？她身体看上去既不红，也不肿。她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地叫唤，很夸张的样子。她越这样我就越来气。

叶：后来她怎么样了？

马：不知道，我过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我曾一次一次地问自己，我有没有可能在当时不那么做，而有另外的选择：比如说，告诉那些红卫兵，她一定是神经错乱了才这么胡说八道，放了她吧；或者斥责她几句，然后走掉，不参与打人。想来想去我认为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我只有十五岁，无法辨别政治立场和心理疾病的区别，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再说，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不足以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老实说，我对那些被斗争被抄家的人没有什么好印象。我见过抄出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个裸体女人叉着大腿蹲着，特别恶心。当时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腐朽反动，不觉得他们冤枉。

叶：你说你一次一次问自己，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那你后来在心里反复想过这件事？

马：是的。我文革中打过人这个事实，一直让我不安，自己在心里来回想过。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说出来。

叶：谢谢你跟我说。我知道说这个话题是很艰难的，谢谢你。

说起抄家，当时那么声势汹汹，“搅得周天寒彻”，我却一次都没亲眼见过。但我知道抄家抄出来很多隐私。我第一次知道有同性恋就是在那时候。当时听说我们学校附近的居委会到学校来说某家有问题，让学生去抄。“成年人”，包括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甚至一些机关单位在“破四旧”的时候起的作用值得注意，否则光是不知情的青少年闹不出那么大的事。你们学校的红卫兵是被北京市文化局的人叫去参加斗“牛鬼蛇神”的，老舍就是那次被斗后自杀。红卫兵是把刀，可以借刀杀人。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到了据说有问题的人家一抄，抄出来是两个女的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总穿男装，她们照相也扮成一男一女，像一对夫妻。大概街道爱管闲事的老太太们觉得这家人奇怪，就挑唆红卫兵去抄家。后来我们学校抄老师家，又传出来有两个数学老师是同性恋。

马：我也听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女老师终身不嫁，老在一起。

叶：你也听说了？可见这种事情到处传。抄家的时候发现她们俩住在一起，睡一张床。当时我不懂别的，就觉得睡在一起好像不应该。两位老师当时都有60来岁了吧？她们有点儿像我小学的陶校长、汪校长，也是属于中国比较早期的职业女性，很多人终生不嫁。她们俩都是北京市特级数学教师，文革以前特受尊重，两个人的名字老在一块儿提。

马：文革前大家知道这两个老师老在一起吗？

叶：没有啊，我至少没听说过。文革以前好像不提这种事。文革中私生活问题成了注意的焦点。新华社8月10号第一次大游斗时候有两个人受到特别的羞辱，是老妻少夫，丈夫比妻子小好多岁。妻子是个“当权派”，那次游斗把她丈夫也拉上去一起羞辱了。

马：那时候根本没有个人的空间。

叶：文革中我们家也被抄了，第一次大约在8月下旬。是我爸爸部门来人抄的，抄了好几次。奇怪的是每一次抄家我都不在场，但有几次抄走我的东西。

马：真的？干嘛抄你的？

叶：大概是觉得有问题就顺手带走了。第一次抄家抄走了我的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那些画，把它们严严实实放在我自己房间抽屉的深处，他们真是翻得很彻底。

马：就是你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人体画吧？

叶：是。他们不但抄走了画，还把它们在我父亲的部门展览出来，说因为他的思想有问题，他孩子的思想才会这么不健康。

马：真可怕。

叶：这件事对我是极大的羞辱，自己最隐秘最私人的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让我无地自容。我当时还算是红卫兵，抄家以后，我老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揭发出来，不敢和任何同学朋友讲，也不愿意去学校。我爸爸妈妈简单地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并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之后就不再提起了，我想他们是想让这事慢慢淡化。我只能一个人在心里化解，我至今记得当时像锥扎一样又羞又怕的感觉，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逃离这个世界。我从小喜欢涂涂抹抹，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拿画笔了，至今不再画画。但这次抄走我的画，还没有后来一次抄家的后果严重。

马：后来又抄过你的东西？

叶：那次我的日记被抄走了，定性为反动日记，跟着我一路去了山西插队，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

叶：文革中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见过给你父母贴的大字报没有？

马：没有，但我能想到父母的单位里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不过在我们住的院子里，我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没听见有人说我父母不好。

叶：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挨着，文革开始后工作区岗哨不严，我有时会进去。里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见过给我爸爸贴的，把他的名字写的东倒西歪，上面打着大叉子。虽然文革以来这种对“反革命、黑帮”的名字倒过来写、打叉、甚至打红叉（意味死刑犯）的做法司空见惯，但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被这样糟践，心里还是极不好受。我脸上立时火辣辣的，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地说我，不敢再往下看，就跑了。

我爸爸有几天失踪了，我们不知道他被弄到哪儿去了，我妈妈就一瘸一拐地带着我在大院里到处找，后来知道他被社外的造反派关在外面的一所大学里，还挨了打。我爸爸成了黑帮以后，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负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头打她，那时候她才6、7岁。这个情况是很多年后我妹妹才告诉我的。做为大姐姐，我一点儿也没保护妹妹，甚至都没注意身边发生的情况，想起来很内疚。

新华社的大礼堂，这个小时候给了我那么多真善美的地方，这时候成了新华社斗争会的主会场。半个世纪以来，它真是见多识广，如果会说话，它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我在那儿见过一次斗争会，我爸爸是陪斗，台上站了一排人，其中有他，主要被斗的是社领导，一些部门的负责人陪斗。我又害怕又担心，老怕他们挨打。那次斗争会还算文明，没有动手打人，也没有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就让他们低头站着。我坐在楼上后排，有柱子挡着，别人看不见。不知是什么心理，我并没有离开，就那么远远地望着台上，我爸爸不知道我在场，事后我也没有告诉他。

文革使我不再认同我父母的机关。我从小在那个大院长大，过去老爱说“我们新华社”，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个同学听不惯，说新华社怎么成了你的？文革以后我再不“我们新华社”了，它确实不是我的了。那几年我看到过不少新华社的斗争会，那时候人们顾不上注意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我去看也没人管。最初这类斗争会让我害怕，后来我逐渐开始观察。被斗的都是我叫叔叔伯伯的人，这些成年人过去都挺神气，文革使他们“威风扫地”，一览无遗。他们在台上挨斗，表现得不一样。我很注意每个人的“台风”，说话怎么措词，怎么回答造反派大喊大叫的质问。我对在斗争会上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都头脑清楚，不胡说，不乱批判自己，也不乱咬别人的人很钦佩。有个副社长，在斗争会上动不动就举手说“我揭发”，我对他非常鄙夷。我也对新华社有些知识分子干部的野蛮感到惊讶和特别不能容忍。我眼见他们在大礼堂对一个老资格的摄影记者拳打脚踢，打得他站立不住，单腿跪在台上，但就这样他也不认罪，他刚烈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起来，我们学校的胡志涛也是一个不低头的人。卞仲耘死了之后，她就成了学校里的第一个靶子，有些低年级的学生随时随处训斥她，辱骂她，追着赶着不放过她。她被剃了“阴阳头”，头上戴了一顶男式的帽子，走在校园里，昂首挺胸。不管别人如何羞辱，不搭理，也不还击，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都非常佩服。很多年后来知道了她八五那天被打得断了几根肋骨，要穿“钢背心”来支撑身体，就对她更加敬佩。

文革中我们家始终非常亲密非常团结，毫无划清界线之类的事。我父母没有特别叮嘱过我们该怎么做，我想他们对我和弟弟有信心。我弟弟和我差不多，也是一开始就对文革若即若离，没有参加过任何抄家打人。文革也没有影响我们和当右派当反革命的亲戚们的关系。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倒霉，我父母两边的大家庭都在风雨中飘摇。有一度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因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兄弟两人咫尺之隔，并不知同在一座狱中。我三舅白景扬被遣返回老家劳改。他从小离家，在六十多岁的老病之年只身返乡，重新学习务农，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没有疏远，没有隔膜，想方设法互通音讯，相濡以沫，相嘘以气。小家庭破了，大家庭还在。我七伯伯叶笃正的儿子在文革中结婚，当时他父母都远在外地干校劳动，我堂哥就请我爸爸代表男方的家庭出席婚礼。整个文革期间，不管多难，我妈妈没有一个月中断在经济上接济我三舅家。文革中家庭内部闹革命的屡见不鲜，像我们这样的真是十分难得。只有我一个堂姐，破四旧的时候带着她们大学的红卫兵从北京去天津抄家，让奶奶—她的亲奶奶—批斗时跪在地上。老太太受到刺激惊吓，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文革以后这个堂姐和亲戚们不再联系，我想她是心中有愧吧。

我三伯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后，我去看他，一见面吓了我一跳：他活像具骷髅。我长这么大，一直到今天，没有见过瘦成那样皮包骨头的人。什么都不用问了，狱中生活一目了然。三伯伯后来告诉我们，他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整天没有人跟他说话。为了活动头脑，他曾默默背诵英文字典，从A到Z，他把能记住的单字，一个一个往下背。我后来看了我伯伯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在四年多被关押期间，没有手表和日历，却能把日子推算的丝毫不差。坐牢时，他曾多次被逼供成招，为了有朝一日自己的冤案能大白天下，他将多次受审的经过及狱中生活琐事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打出腹稿。这是真正的腹稿，只存在他脑子里，最终落笔时，长达60页。出狱时，文革还没结束，我伯伯不敢付诸文字，就每天在心中将腹稿逐字逐句默念至少一遍，就这样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他才终于敢把腹稿写在纸上，定名“秦城监狱坐牢经过追记”。文革中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太多了，我伯伯的也许不算什么，但你能想象一个人每天在脑子里默诵60页的腹稿，一字不差，至少默诵了5年吗？我伯伯已经去世了。每当想起他来，我都扼腕叹惜他的聪明才智就这样被糟蹋了。

我三伯伯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英文好，法文也很好，能读原文作品。文革后期，大概是1974、75年，我和弟弟每天晚上去我伯伯家在西单附近的简陋平房，听他讲雨果的《悲惨世界》。没有书，他就凭着记忆讲，一连讲了十几天。里面的主角冉阿让的名字他发得怪怪的，可能是法文的发音，听得我直想笑。后来我伯伯的女儿说，他不止一次给人讲过《悲惨世界》，当然听众都是身边亲近的人。我那时就是听故事，但从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从冉阿让的经历里，我伯伯一定感悟到了什么。

和我三伯比，我三舅白景扬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我插队结束后，曾经跟我伯伯学英文，跟我舅舅学古文。我舅舅虽被遣返回乡，但后来管得不那么严了，他也能回北京在家里住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给我和弟弟讲解清代一位学者的一段话：“大事难事者担当，顺境逆境者襟度，临喜临怒者涵养，群行群止者识见”。在解说“大事难事者担当”时，他在“担当”两个字上重重地一顿，然后站了起来，举起他的右手，好像要擎住无形的重负。我舅舅为人内敛，从不张扬，他当时的语气、神气和动作让我有点意外。他又老又高又瘦又驼背，胳膊青筋毕露，一点儿也不符合当年“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老实说，他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有点儿想笑。后来再想起那一幕，又会纳闷：他从1957年以来就身处逆境，内心支撑着他的，是“担当”的精神吗？他又是如何担当的呢？他说这几句话时表现出一股道德的力量，它的渊源是我这个在“新中国”长大的青年所不熟悉的，但我受到了一种感召。

现在回过头去想，如果外国的经典名著帮助我三伯伯在疯狂荒谬的文革中活了下来，支撑我三舅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对我伯伯舅舅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中学”的还是“西学”的，我都了解得太少了，他们带走的东西太多了。

文革也使我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我的父母。新华社8月10号那次大游斗后，我爸爸妈妈回到家里的场面我至今难忘。我一看见他们，就哭着走过去，问和那个捷克女人一样的问题，“怎么了？”我想我是在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我弟弟跟着我哭。我爸爸说不出话，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我和弟弟第一次见到爸爸哭，又害怕又伤心，哭得更厉害了。这时候我妈妈对我爸爸说，“不要哭。”她声音不高，但语气很严肃，甚至有些严厉。我爸爸止住了泪水，我和弟弟也不哭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就站定在那儿，有好一阵一动不动。这个场面后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我被妈妈的气势镇住了。过去我们家政治上的权威是我爸爸，那一次我妈妈给我深刻的印象。

马：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坚强。

叶：有一段时间在饭桌上，我父母老半真半假的辩论。我爸爸觉得中国完了，因为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谁又被打倒了，谁又被关起来了，谁又自杀了。他悲观地老是唉声叹气。我妈妈说一切总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爸爸就说“你是盲目乐观”，我妈妈说“那你就叫我‘盲乐’得了。”“盲乐”成了我妈妈给自己起的外号，她给我爸爸起的外号是“难难”，意思是我爸爸太容易悲观失望，看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她就这么叫我爸爸，我们听了都笑，我爸爸也不恼。

马：你妈妈在那时候还能这么幽默。

叶：是啊。我爸爸妈妈“辩论”的时候，我和弟弟只听着不参与。对前途---国家的、我们自己的---我们也都茫然，我妈妈的“盲乐”帮助我们度过了文革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我妈妈在文革中待我像个朋友，跟我讲了很多她自己过去的事。那时老审查他们的历史，大概勾起了她的很多回忆。家里的住房除了一间外，都被单位收走了，不大的屋间里满满当当摆的都是床，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晚饭后我们母女就到外面散步，沿着当时已经拆掉的宣武门附近的城墙，走啊走。我妈妈腿脚不便利，我们走得很慢，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昏暗的路灯下就是我和妈妈的身影。我妈妈从来不是个“豪言壮语”式的人，但她的轻声细语式的娓娓道来，她的镇静，她的乐观，她的幽默，给我的心中注入了劲道和力量。

文革初期，我妈妈曾和她一个老朋友议论江青。这个阿姨后来向她的单位交待了她们私下的谈话，我妈妈由此就背上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名，成了“现行反革命”。新华社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她抓起来送交专政机关，但我妈妈多次在社内大会小会受到批判斗争，受尽精神折磨，她的心脏病应该就是在那时候种下的根。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已下乡插队，不知详情，但从家信的字里行间，我知道妈妈在受难，真是恨不得插翅飞到她身边，但我又深知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势力，心中的焦虑难过和愤怒无以言说，我从此对江青怀有深仇大恨。

马：你妈妈跟你什么都说，我父母对我们根本一字不提。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孩子，从来不跟我们谈什么，文革前就是这样。我们家的气氛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很沉闷了。我上中学以后，全家到北海、景山和颐和园出游的愉快时光几乎没有了。我想这不是因为我和小哥哥长大了，而是因为我父亲已经感受到了那慢慢聚拢来的紧张的政治气氛。父亲给我们带来的不再是欢乐，而是沉重。他下班回来，一脸倦容，神情严肃，坐在饭桌上一声不吭，大家都不敢说话。我真怀念过去的时光。

叶：文革中你父母挨整了吗？

马：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局级干部，他上面有姚依林，当时的商业部部长，我父亲那一级的还好些，尽陪斗，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冲击。我妈妈是女十中的党支部书记，是她们学校红卫兵的首要目标，她太惨了。

叶：女校的领导？那真是在风口浪尖上。你妈妈是怎么过来的？你前面说你们院子里没有人说你爸爸妈妈不好，我还以为你们家没出什么大事。

马：我参加了红卫兵以后，一天到晚在外面，有时几天不着家。偶尔回家常感到气氛压抑，晚上父母的房间门总是紧闭着，他们在里面悄声议论什么。有一次我轻手轻脚地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我能想象爸爸妈妈的单位会很热闹，因为到处都是大字报，哪儿都不会例外。可能因为我们学校的校长没怎么受罪，批斗会上还让她坐着（女八中校长王季清是王震的夫人—叶注），我就没有很担心我的父母。再说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什么“走资派”，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移。我大哥是他们单位的“保皇派”，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哪能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派呢？

我闹革命正闹得在兴头上的时候，有一天，我回了趟家。刚一进门，我爸爸就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子。他对我说：“你妈妈在里屋，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剃了，你进去要有思想准备。”我一下子楞住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进里屋的。一看到妈妈我就哭了，她的头发是用剪子胡乱剪的，长一块短一块，就像被践踏过的草地。妈妈在流泪，爸爸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他看起来很镇静。

叶：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马：1966年八月24号。那天以后，我们每天紧张地等着她们学校红卫兵来抄家。我爸爸再三嘱咐我们，如果有红卫兵闯进来，千万不要阻拦，不要和她们冲突。后来并没有人来。我妈妈的头发被剪成那样，一出门人们就知道她是“牛鬼蛇神”。爸爸把妈妈的头发剪齐，完全是个男人的样子。当时正是夏天，不可能戴头巾，也没有地方买女式的帽子，她出门就戴一顶男帽。冬天到了，我大嫂用毛线给妈妈织了一顶帽子，她的头发长了很久才能不戴帽子上街。

叶：你为什么一直没讲你妈妈的事？我不知道她受了这样的罪。

马：我迟迟不讲是因为说它对我太困难了，还因为我直到1999年底，看到了我父亲写的《记略》、《记事》之后，才知道事情的全部。这两份东西都是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不久写的。“记事”是父亲在母亲去世当天写的。母亲因为肺癌于1981年1月19日晚上6点15分与世长辞，在医院简单安顿了以后，我们回到家里不会太早了，也就是说，父亲是那天晚上写的。《记略》是那年2月8日写的，正是春节期间。我想把父亲写的一段完整地抄录在这里：

“一九六六年，何文四十二岁，且有相当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身体健壮，可谓年富力强，正是为党工作之时。孰知十年浩劫临头，学校首当其冲，中学更甚。何文被列入黑帮，挂牌子，戴高帽，连续揪斗。先是弯腰低头坐喷气式，头面被扔鼻涕、吐痰唾，用砖头泥块投出，备受侮辱摧残，但尚可忍。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何文被剪光头发，同时六人被毒打，二人死亡，四人幸存。何文虎口余生，深夜逃至家中，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当时又不敢去医院治疗，我只好用药棉蘸水揩去血迹。斯时也，我思绪万千，泪如泉涌，究竟这是为什么？真是百思不解。处此厄境，我恐何文被逼自尽，终夜劝解，鼓励她活下去，千万莫寻短见。何文刚毅，不畏强暴。翌日绝早，天色朦胧之际，我送何文返校，视其背景，步履蹒跚，忍痛而行，我潸潸泪下。从此何文投入劳动改造，逐日拉煤车。试想，一妇女无发，奇形怪状，被人奚落辱骂，真是忍辱偷生。直至十一月末，戴上头巾，才得遮掩此难堪之象。何文遭此摧残后，产生心悸之症，动辄惊恐，经年不散，其癌症之起因，难说于此无关。”

短短的一段文字，我艰难地、分了好几次才读完。读的时候以泪洗面，几次泣不成声。我当年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些细节，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在精神上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妈妈在经历了这场磨难后情绪上看不出什么变化，我父亲也和平时差不多，我很快也就习惯了妈妈出出进进戴着一顶帽子。我毕竟太年轻，不懂得大人为了不让孩子心里留下创伤，是什么都可以忍受的，他们居然把这些磨难和痛苦掩饰的不留一点痕迹。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流泪，所以当我读到爸爸为妈妈的遭遇“泪如泉涌”、“潸潸泪下”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叶：当年不知有多少父母这样保护过子女，我们虽然经历了文革，但有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不仅仅是事实本身，还有感情层面的东西，像你爸爸的哭，这才是有血有肉的活历史，是最有震撼力的，但在后来的叙述里，往往见不到了。

马：如果不是因为咱们做这个成长经历的对话，使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的事情，多次向父亲询问，我爸爸也不会终于拿出来他写的《记略》、《记事》让我看，这都过了快30年了。我相信我的两个哥哥仍然没有看过这两份东西。

我妈妈成了黑帮，一点儿没有影响我和她的关系。我从来不认为我父母是走资派，也没有对我父母忠于党这一点产生过任何怀疑。我父亲说“要相信群众，群众搞错了是正常的，我们要容忍。”我接受这个说法，它让我能比较心平气和，情绪上不那么对立。我坚信是群众搞错了，但我也认为我父母受到冲击在一场大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对斗争他们的群众也没有产生过反感。

叶：你怎么还能“相信群众”？我没法再信了。你也比我要大度。我对整我爸爸妈妈的人非常憎恶，至今难以原谅。我认识其中的人。因为我爸爸的问题，她给我和我弟弟办过“学习班”，我忘不了她训斥我们俩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凶巴巴的嘴脸。

马：我不知道摧残我母亲的人是谁，也不想知道，就是些中学生吧。我和她们有什么账好算呢？要算账该找发动这场运动的人算，要跟把青少年教育成有畸形的爱和恨的人算。

叶：我同意最主要的责任要由发动文革的人承担，而这笔账还没有真的算清楚。但每一个参与者有没有个人的责任呢？即使在当时十分混乱的形势下，个人有没有一定的自主和选择的余地？这么多年以后，要不要有所自省？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特别是咱们这代人，是当红卫兵的一代。

知道了你母亲的事请，我有些明白你自己也动手打过人的经历为什么让你那么不安，这里面还有这么深的一层缘故。

马:老实讲，我很不愿意去想这些旧事，它们会触动我太深的伤痛。母亲的遭遇对我的刺激太深了，我因此特别不爱看描写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小说和文章，特别是其中侮辱人格的场面。在美国看《霸王别姬》，里面有文革中斗争会的镜头，我根本不能看。我父亲比我还要甚得多，只要电视剧里有伤心的镜头，他要么立刻换频道，要么关电视走人。

叶：你们都有内伤啊。咱们是个负伤的民族，伤疤并没有真正愈合。

马：我妈妈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有时候会说胡话。在她模糊不清的话语中，我不止一次听出来她在讲八月份那个难忘的一天。因为她事后在表面上十分平静，我一直以为事情就那么过去了，没想到那次的伤害跟了她一辈子。她死后一年，我做了母亲。此后我多次梦见她，那个场面有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哈姆莱特”里哈姆莱特和他死去的父亲的会面：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似有似无的形象，我努力辨认，认出是妈妈，她说她来看我，我一点也不害怕，伸出手想触摸她，她跟我说了很多话。这时候晨曦出来了，妈妈说她得走了，我看着她一点一点消失在黑暗里。每次梦醒了我都感到深深的失落。

我妈妈出事后，我成了牛鬼蛇神的子女，落到了“非红五类”堆里，不能再和往日的朋友们一起活动了，当然也退出了红卫兵。但是我们班的红卫兵没有歧视我。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站在二楼走廊上，探出头看她们集合出去活动。她们穿着黄军装，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我看着她们，她们也抬头看看我，一点儿都没有敌对的情绪，我觉得她们的眼神里有一种遗憾。

现在想起来，一个班集体里会不会发生暴力和学生斗学生的事，常常取决于这个班上的干部。我很感激我们班的头头，她是文革前我们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又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她人很成熟，文化大革命中很讲“政策”。我没有因为我母亲的事受歧视，和她有关系。那时各班经常组织批判会，这种会很容易导致学生斗学生。在一次开会前，她一上来就说明不许武斗，整个会开得相当平和。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在江西五次围剿红军他都参加了，这在当年可是罪大恶极。如果我们班换一个头头，说不定她会挨打，她的父亲也早就没有命了。

叶：那时候想把会开得轰轰烈烈一点儿也不难，开得平和不容易。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真是太难得了。可惜这样的人别说在中学生里，就是在成年人里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