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邑乡村记忆】世界遗产的文化底蕴：郑国渠首谷口草堂考（上）

2024-06-12 09:00 陕西

位于泾阳县西北北仲山麓的郑国渠首遗址，于2016年11月8日被国际灌排委员会评定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泾阳享誉全国的世界遗产金名片，而位于遗址区内的明代谷口草堂（书院），则为这一世界遗产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底蕴。笔者前有两文《明代范村里洪口湾吕氏》与《郭郛、吕潜与谷口书院》，力图考证明代泾阳“谷口书院”的存在，然而由于资料奇缺，仍存在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其中如书院建立时间、具体位置，及建筑规模均未说清，事实上不少信息均经推论所得，甚至连书院名称都有道听途说之嫌。最初目标以解决书院是否存在为主，毕竟明清两代七部县志对此无任何文字记载，笔者首次发现也是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该书所载吕愧轩、郭蒙泉两人，词条下都提到了“讲学谷口洞中”，故而将该书院断语为“谷口书院”，现在看来实在是有些草率了。

泾邑天命君有公众号“泾邑风物志”，在24年5月12日将《明代范村里洪口湾吕氏》发布后，当日就收到热心网友“周日没有空”回复，并将《谷口草堂记》图片经友张俊先生转交。笔者阅读整理该文献后，发现该文为当年书院记事碑文，为首次发现的谷口草堂书院直接证据，使得前面两文疑惑均得解决。

一从谷口洞到谷口草堂

泾阳县地方文化研究者对明代书院掌握资料实在不多，据究明代泾阳书院有两处，其一为泾阳县东北孟店（旧属泾阳）集贤书堂，第二为西北张家山谷口，两者从时间上相差不大，存在时间为嘉靖《泾阳县志》之后，明志未载无可指摘。然而以后六部清版县志也无记载，实在不可思议。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只能通过只言片语进行推论，故不免错讹百出。以张家山谷口的书院而言，或曰谷口书院，或曰谷口洞书院，原自各人所获文献不同。

1.1谷口洞、谷口书院叫法由来

谷口洞书院的叫法，源自黄宗羲儒学案，他在吕愧轩词条下有语：“与郭蒙泉讲学谷口洞中，从学者甚众”。近年来王桥镇西木梳湾村出土一方旧碑《明庠生秀岩吕君之墓》，碑主“庠生”吕秀岩为明代本邑举人吕潜的侄子，碑载文字：

“当是时，舅氏与郭郡守倡绝学于谷口洞中，而君遂从郭公学。”

《明儒学案》上的说法似乎从出土碑志方面得到印证，“谷口洞书院”的叫法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研究者称之为“谷口书院”，推其因是该书院位于谷口而得名，毕竟泾阳县西九嵕山与北仲山之谷口，是久负盛名的郑国渠源头所在，在我国水利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记载该书院名字的文献以前没有发现，故而以地为名，谷口书院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顺理成章未必就真实，所谓谷口洞并非该地有特别的山洞，也有可能是当地习惯上的窑洞，以前也有人指着泾河边上层层叠叠的窑洞说，此为当年谷口洞书院旧址。同样谷口书院也不是该书院的真名。那么，明代谷口一带的书院真正的名号是什么？网友发来的《谷口草堂记》非常顺利地解决了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使泾阳明代教育研究向前推了一大步，该文载：

“又前为大门，颜其门曰：谷口草堂，故人遂呼为谷口草堂，由是谷口草堂之名闻关中矣。”

该文撰写者为明代嘉靖辛酉年湖南籍进士艾穆，本为岳州府平江县人，如何对泾阳县一个小小的书院这样了解呢？该文可信度又如何呢？

1.2《谷口草堂记》的由来

万历版刊刻的《艾熙亭先生文集》，卷四载有《谷口草堂记》（下称“草堂记”）一文，详细记录了谷口草堂（书院）的情形。要说该文由来，必须说说明代泾阳举人吕潜，也就是文中反复出现的愧轩君。明代泾阳籍进士魏学有《魏恭襄文集》传世，录有《明故工部司务愧轩吕君墓志铭》一文，讲到吕愧轩考中举人（嘉靖丙午，1546年）之后，在隆庆（1567-1572）年间以乡贤被荐出仕，特授国子监学正，论官级别不高仅正九品，却有极清贵的身份。

“草堂记”作者艾穆，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考中举人，一直在恒阳书院讲学，隆庆五年（1571）进入国子监成为助教。根据艾穆在《谷口草堂记》中的描述，如“愧轩君与余同官国子”语，可推断吕潜入国子监时间也应在1571年，吕潜墓志有“寻升司务”之语，故其在国子监任期非常短。两当事人中举后人生经历相似，同在基层书院进行教育工作，又一起在国子监任教，更容易引起人生共鸣成为朋友。

“草堂记”行文有“尝谓余抆泪诵都谏公语曰：吾进叨近侍不能为，君补阙拾遗以裨明盛之理，退而治山房，聚族乡人。他训而善其俗，亦吾里居事也，嗟嗟都谏公之志，盖如此”等语，行文中的“都谏公”为吕愧轩之父吕应祥。吕应祥，明代泾阳范村里洪崖村人，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从其文可知艾穆著文时吕应祥已去世，吕应祥生于1493年，于1564年去世，距离写文时至少已过去了七年。

吕潜与艾穆相处时间不长，因共同经历更能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所以吕潜就请艾穆为谷口草堂写记事碑，以纪念吕应祥对地方教育的贡献。艾穆或许对谷口书院不熟悉，然而有当事人之一的吕潜来陈述事实，因此“草堂记”记述事实可信度应该更高。

1.3谷口草堂的规制

当前泾阳地方研究者对谷口草堂（书院），要么持有怀疑态度，要么对其规制模糊不清。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雾里看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距离县城数十千米的乡间，穷乡僻壤的山里，秉持存在的人也不免对其规模具有疑问，笔者曾认为不过是几间屋宇，一群举人或是秀才切磋儒学，要强说书院也成，然其更具有文化沙龙性质。友“周日没有空”的发现，犹如拨去浓雾使得书院以清晰面目呈现在诸人面前，为方便特将部分语句简录如下：

嘉靖己亥，都谏公以直言罢归，见四方士从愧轩君游者，又复駪駪集。遂令即其地构堂，缭以高垣，南北长若干，东西阔若干。窟山为洞类蜂房，前为书楼六楹。讲堂六楹，堂名“仰郑”，郑盖谓子贞云。东西为斋房，各四楹，以居来学者。又前为大门，颜其门曰谷口草堂，故人遂呼为谷口草堂，由是谷口草堂之名闻关中矣。

从上述文字来看，书院建造当在嘉靖己亥年，即1536年。当时吕应祥朝廷为官，因直言获罪被罢归故乡，本来郁郁不乐的心情却因其子吕潜、弟子郭郛等人作为而感到有些意外。他看到两人身边集聚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友，就如同当年他未入仕途前的景象，年轻人孜孜向学之心更盛从前，使他回忆起入仕以前的求学情景。当年吕应祥读书，在仲山余脉张家山寻求一安静所在，即当时功臣祠、龙王庙后的窑洞中，前有泾水为伴，后有仲山为靠，几十年如一日形成习惯。苦则苦已，然乐在其中，时间既久不免也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之文友，就如同现在的吕潜与郭郛。想起当年情形，于是他便在功臣祠西边开始建造谷口草堂（书院），其规制从后向前分别为：

最里层为诸学子居住之所，依其地形层层叠叠开凿窑洞，密密麻麻犹如蜂巢。

其前为书楼，宽约六间，至少两层，类似图书馆以供学子之用。

再前为讲堂，其名为“仰郑”，其义为崇仰西汉末年隐士郑子真，据传郑子真曾隐居泾阳谷口，故以其名之。

讲堂两侧东西分布斋房各四楹。

谷口草堂正门大字书写“谷口草堂”。

我们现在看到的“草堂记”，草堂建筑数据有些模糊，估计有些连吕潜本人都忘记了，所以行文时才有一些不确之语，例如“缭以高垣，南北长若干，东西阔若干”，还有最后一句“堂成于某年月日，愧轩君鑱石草堂而碑之。”由文末语来看，《谷口草堂记》就是为后面刻碑做准备，最后刻成与否，碑立何时真不好断语。此文却是依据当事人资料撰写的，据后来回忆清代曾有好事者，在书院旧志立碑纪念吕潜与郭郛读书之事，但没有讲到“谷口草堂记碑”，故可判断要么是未刻立，要么立碑不久就被毁掉了，否则明末陕西省志、泾阳清代康熙县志不会只字不提。

再说谷口草堂建筑规模。吾友泾河钓叟长期研究清末书院教学，曾就谷口草堂建筑与其交流，他讲根据“草堂主”来看谷口草堂建筑规模，并不弱于清末泾干书院，泾干书院花费白银一万余两，谷口草堂也不会少，也当在万两左右。而这笔巨资源自于何？吕应祥可能没有如此财力，明代书院民间性质更强，官府色彩更弱，是地方士绅集资而成，还是其他，尚需进一步发现。

二谷口草堂的位置

古人编写志书，在绘图方面实在令今人无语，谷口书院具体位置的确定同样也存在多种说法，总其说有四种：其一在今天泾阳泾惠渠渠首管理站以北；其二在原来张家山水泥厂一带；其三可能在今天郑国渠遗址博物馆前的台地之上；其四在今岳家坡村北一带。之所以有这四种说法，实质上依据村人回忆进行的臆测，由于各人采访对象不同，所得信息不一，故而不免众说纷纭。

2.1龙王庙、二功臣祠

《谷口草堂记》明白清楚讲到其具体位置，原文如下：

又渠前筑堰障水故，又名洪堰渠。左二庙，一龙王庙，一功臣祠。龙山吕都谏公尝读书二庙后之名洞中，携冢子愧轩君与门人郭蒙泉君，授经四方负笈之士駪駪集，都谏公曰：洞中故不足容多士。因翔览二庙之西得隙地，背仲山面崇冈，泾水环之如带，喜叹曰：“佳哉地也！可以萃俊而讲业矣，吾将筑草堂居焉”。

行文中提到的洪堰渠，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明代时唐代渠工信息基本无存，之所以行文如此，不过是为了说明该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前文所讲“仰郑”其义也在此。渠道以北有两个庙是重点，其东为龙王庙、西为功臣祠（后来合称“二功臣祠”），最西边就是谷口草堂。泾阳县旧志及附图对龙王庙与功臣祠两处建筑有标注与介绍，并无谷口草堂任何信息，现将旧志两建筑有关信息截图如下：

从所截之图来看，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弄清龙王庙与功臣祠的具体位置，究其原因县志上所谓的舆图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地图，方位既不精准，也无比例尺，根本不能定位与计算，因此也只能结合民间采访与文献史料共同判断。

吕应祥曾为功臣祠写过一篇庙碑，收录在泾阳县旧志之中，其名《重修二功臣祠记》，对功臣祠的规模有所记载：

二功臣祠惟正殿仅存，乐楼翼室门垣俱颓泐无遗……先崇正殿六楹，享堂四楹，次乐楼大门、耳门、伶室。创建圣母殿三楹，皆宏壮巩固，丹雘孔炜环垣维新。

该文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关中大地震，功臣祠与显圣庙（龙王）被震塌，功臣祠重修于1558年。从吕应祥记载来看，功臣祠规模不小，有山门、耳门、伶室、乐楼、享堂，并有阔有六楹正殿及三楹的圣母殿。其实泾阳旧志也有错误，那就是对功臣祠的理解，从吕应祥记载来看，功臣祠所祠者有两神灵：

其一为邓候，据传为邓候，乃东汉云台二十八宿之一，助光武打得天下，封高密候，后敬为太尉，其事在《后汉书》所载甚详，后为皇家诏祠天下。

其二为普济王，其实就是泾河龙王。吕应祥笔下有文：

惟显圣不见经传，而湫之神在于真宁，因原隰以立名，壅澄渟而宅柱，征诸旧俗固知疏作之，因视厥洪源，但毓灵长之德，其地盖水府之别馆，其神即天地之右弼，故能蓄洩雷雨，含阴阳，施德于人，被于物也，昔宋帝为民请雨，驿骑持锦繖挈巨瓶，挹其灵湫，归于内殿，大澍千里，始封应圣侯，遣官建祠湫前，春秋祀焉，及昭宗光化三哉追封普济王，皆所以答神降之祥酧雨施之惠也，至兴国二年闰七月五日改封显圣王，所以报灵祝而昭睿睠也，此真宁庙碑之所载。

唐传奇《灵应传》，有关真宁资料如下：

“城之隅有善女湫┅┅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请焉”……（善女湫神自述其祖）“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凌人，为世所重。”

善女渊神灵自述与吕应祥二功臣的记载完全吻合，故而可知庙中所祀之人为普济王。

2.2从龙王庙、功臣祠到二功臣祠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笔者推断其实与艾穆笔下的记载有矛盾之处，究其根底还是吕潜造成的，吕潜讲有两个庙，在两庙（龙王庙、功臣祠）之西建造谷口草堂，笔者推断龙王庙与功臣祠实为一庙。说实在话，笔者发现这一问题就连自己都不好理解，好在这一推论并不能影响谷口草堂位置的判断。

也就是说吕应祥笔下的二功臣祠就是龙王庙，也是显圣庙。泾阳明代旧画出龙王庙与功臣祠，一点问题都没有。清代旧志的问题就大了，吕应祥在庙碑中记载有这么一句话，笔者最初也没有注意到，导致困惑许久，其文：

兹祠之建因民祷雨无应，乞湫於真宁之湫，至甘泽应时而降，遂合祀。邓侯之祠是酬报德之典，岂淫祠之可拟也，故揭其楣曰二功臣祠云。

从其文可以看出，原来此处有两庙。其一功臣祠，所祠者为东汉邓侯，目的在于酬报德之典；其二为龙王庙，所祠者为普济王（以前称显圣王），为求雨所需。嘉靖大地震之后，两庙合二为一，由功臣祠变为二功臣祠了。清代康熙旧志作者根本没有考虑新发生的变化，对舆图一节基本照抄，后世续修者为图省事，基本采取与康熙志同样的态度，才导致了后世困惑丛生。

2.2谷口草堂具体定位

从吕应祥对功臣祠的描述，综合艾穆对谷口草堂的描述，两建筑所占土地面积较大，至少需要一二十丈的入深。假定笔者功臣祠及龙王庙的判断错误，其所占面积还要更大，然而根据张家山一带山、河、渠的分布与走向来看，适合的地点并不多。首先排除掉了泾惠渠渠首管理站以北（二龙王庙），其次排除了今岳家坡村西，合适的仅剩两处，即张家山水泥厂与郑国渠博物馆两处，其实这两处位置只有210米。

再综合《谷口草堂记》行文，有“因翔览二庙之西得隙地，背仲山面崇冈，泾水环之如带，喜叹曰：‘佳哉地也！可以萃俊而讲业矣，吾将筑草堂居焉’”语。

能同时符合“背仲山面崇冈”的只有一处，那就是原张家山水泥厂的位置。用现代地图测距离，距离渠道边有218米，当然后世建厂时有大开挖痕迹，即使考虑这个因素，其距离渠道依然有80米，约合二十六七丈。之所以不再考虑郑国渠博物馆，其一是为台地，面南并无“崇冈”感觉；其二，尤处山处之区，读书环境感觉不佳；其三，坡势相对较缓，挖凿窑洞不能做到“窟山为洞类蜂房”。

2.3以前谷口草堂（书院）定位的错误

笔者以前曾写短文《郭郛、吕潜与谷口书院》，将谷口书院的位置定位为张家山郑国渠博物馆以南的高台上，其实在当初就考虑其崖底下窑洞，又加上听信该处为三龙王庙所在，故而虽心中疑惑不断。又因不自信缘故，认为谷口书院规模不大，生员不广，限于资料只能将其位置断在该处。数年以前白描老师在写《天下第一渠时》，考察本地风物人情，就将他带领到博物馆前，泾渠北边土崖下，指着那层层叠叠的窑洞，说是谷口书院遗址。现在想起来，不由感到惭愧至极，为自己的武断深感不安。

作者简介：天命君地方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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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文化研究

挖掘、整理和研究泾河水利、经济、民俗等人文资料，编辑出版有关泾河流域的文化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