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 着力绘就“一带一路”绿色答卷
学术
2024-11-06 12:45
北京
当前，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的叠加影响，使得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强劲动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十余年来，中国始终积极推动绿色发展，与共建国家共同绘就了“一带一路”绿色答卷。首先，注重加强顶层设计谋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在多个重要文件中提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将“促进绿色发展”作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之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其次，绿色合作机制日益健全。中国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政策对话，与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绿色发展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绿色发展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通过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政策对话、联合研究、能力建设等平台优势，与既有的绿色机制协同增效。此外，围绕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科技等重点领域，中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务实合作。2022年7月，由中哈共建的哈萨克斯坦谢列克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每年可为当地提供约2亿千瓦时的电力，同时减排至少16万吨的二氧化碳。2023年4月投运的阿联酋艾尔达芙拉电站，使清洁能源在阿联酋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高至13%以上。2023年10月通车的雅万高铁，极大提升了印度尼西亚民众的绿色出行比例。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老挝赛色塔低碳示范区等高质量绿色合作项目相继完成，对当地绿色转型发展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尽管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面临多方面问题。首先，绿色合作缺乏制度性规范，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目前的绿色发展主要是以合作论坛、合作项目、双边合作倡议为主要形式的松散型合作，所签署的合作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主要依靠共建国家的自愿自觉和达成的共识，长期可能存在风险。另一方面，部分项目合规管理仍存在缺陷。国内外企业在参与共建国家绿色项目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不同的政策环境、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及文化风俗，容易导致项目运行受阻。其次，部分共建国家生态承载力低，绿色发展基础薄弱。一方面，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面临荒漠化、干旱和风沙带来的气候风险；中蒙俄经济走廊需要解决冻土问题带来的严重困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易遭受飓风等极端天气灾害。这可能为开展大型工程的投资建设带来不少技术攻关难题。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及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阶段，发展方式普遍较为粗放，大多依赖传统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开采，不利于实现绿色发展。最后，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绿色融资存在困难。其一，资金供需严重不匹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2021—2030年所需的绿色投资规模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但现有的绿色投资规模尚不足需求的1/4。其二，大部分共建国家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产品匮乏，而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的绿色债券发行更加不足。同时，相关企业资金来源较为单一，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部分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外，它们很少从其他国际商业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项目所在国金融机构融资，也很少借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或机构投资者的力量。第一，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建设。首先，以现有较为成熟的国际环境规则、绿色标准为参照，围绕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等领域，加快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并制定相应的标准、保障和激励措施，切实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新格局。其次，与共建国家制订更为具体的合作计划和方案，特别是在绿色投融资、税收、司法等领域签订具有“硬约束”性质的双边协定或条款，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保证“绿色共识”的有效贯彻。最后，加快建立完善的项目合法合规经营制度，引导企业恪守东道国法律法规，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合规管理新模式。第二，加强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一方面，围绕共建国家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禀赋优势，发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生产制造及资金优势，积极对接共建国家的绿色转型需求，持续推动具有重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合作项目落地。加快完成对接中东等地区的新能源制氢产业项目，推动阿联酋、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共建国家的重大氢能和太阳能项目投运，持续打造绿色精品工程。与共建国家联手推进区域新能源产业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协同。另一方面，发挥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作用，在核能、风能、氢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能源以及高铁、电动车等重要领域，依托中国—中东欧、中国—阿盟、中国—东盟、中国—非盟等区域能源合作平台，通过人文交流、联合研究、平台建设、联合技术开发等渠道，实现绿色技术扩散和共享，助力共建国家实现关键绿色技术突破。第三，注重强化绿色金融赋能。首先，抓紧研判共建国家的绿色融资需求，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精准度，为重点项目和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融资服务。其次，结合不同项目的绿色资金需求特点，不断丰富绿色金融工具，推动融资服务精细化。要持续加强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信托等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将绿色债券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常态化融资方式。充分发挥多边金融机构的联动优势，加强共建国家绿色金融的协同合作。最后，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逐步构建包括产品服务、信用评估、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在内的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在中国参与的合作项目中推行实施，助力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