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中旬，随着“中原大战”的骤然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决定派遣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三军团，向长沙、衡阳等地展开进攻。军队的行动如火如荼，多个重要目标迅速被攻克，局势一度向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
面对意外的打击，长沙的守将、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从边境调回兵力，随后迅速整合力量，发起了强有力的反攻。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红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得不于8月6日撤离长沙，原有的攻占计划也随之改弦更张。
对于撤退的红军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挫败，更是一次值得深思的教训。然而，留在湖南的中国共产党干部、红军家庭等人却因此遭遇了一场更大的悲剧。何键不仅将红军逐出湖南，且加大了对革命力量的打击力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员杨开慧不幸成为了这场反革命风暴的受害者。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爱妻遇害的消息，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叹息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关于杨开慧牺牲的经过，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在姚楚忠于1970年初坦白自己是杀害杨开慧的凶手之前，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便是“砍头”说，连主席曾对此深信不疑。姚楚忠的揭露，使得在阐述这一事件的40年后，毛泽东才得以了解到爱妻真实的牺牲原因。
那么，杨开慧究竟是什么情况下去世的，为什么连毛泽东都未能及时掌握真相呢？在何键成功将红军驱逐出湖南后，他为了抓捕杨开慧，向反动政府悬赏1000元银元（陈存仁所著的《银元时代生活史》称其相当于现今的600元人民币），并在湖南区域展开逮捕行动。杨开慧曾巧妙逃脱过两次抓捕，但在1930年10月下旬她回到板仓村（现长沙县开慧镇）探望毛岸英和母亲向振熙时，再次遭到了长时间驻守的密探余连珊的发现，厄运就此降临。
余连珊见到杨开慧，激动异常，连忙赶到长沙县福临铺保安团汇报发现的情况。为防止杨开慧逃脱，同时为争取1000银元的奖励，福临乡乡长范瑾熙与余连珊迅速策划行动，布下抓捕杨开慧的天罗地网。
范瑾熙亲自带队，率领60多名反动派分子秘密围住杨开慧的住处，随即不发一声地将杨开慧、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同抓捕，押送至长沙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囚禁起来。
经过几天的关押，监狱方面最终与杨开慧进行谈话。对于反动政府而言，杨开慧身上有着几个可借用的点：首先，她或许能够提供毛主席的线索，只要她肯开口，便能获得巨大的“功绩”；其次，杨开慧作为共产党成员，若她透露党组织的结构，将对在湖南的共产党造成致命打击。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杨开慧的革命意志异常坚定，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相关情报透露。
反动派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为了达到目的，曾对杨开慧使用过各种酷刑，包括扎竹签、抽皮鞭、踩杠子等，但他们并未获取任何有益信息，反而更加坚定了杨开慧反抗的决心。
在杨开慧及毛岸英等人被囚后，向振熙与杨家开始运用与杨昌济交好的社会人脉，向章士钊、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求助，希望他们能够为杨开慧说几句公道话，向何键及反动政府施加压力，以促成尽快释放杨开慧等人。
章士钊与蔡元培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希望能够通过向老蒋递交联名信的方式，促使他向何键下达释放杨开慧的命令。对此，老蒋充分重视，立即向何键发电报，要求他对此做出合理的安排。
杨昌济虽已辞世数年，但其影响力依然存在。再加上章士钊与蔡元培的强大影响，湖南的教育界和文化界迅速行动，纷纷发声，呼吁停止对杨开慧的刑罚。
在老蒋的明确指示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何键显得小心翼翼，最终他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促使杨开慧得以安全离开监狱。然而，这一方案却附加了他的条件：杨开慧必须公开声明，第一，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第二，与毛泽东解除夫妻关系。
面对这样的要求，杨开慧并没有选择妥协，也未把握住生存的机会，反而坚定地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想让我与毛泽东断绝关系，除非天荒地老！” 何键受到杨开慧强硬态度的刺激，以及舆论的持续施压，内心愤怒不已，开始盘算除掉杨开慧的办法。
首先，他通过金钱雇佣了一些地痞流氓，组织了所谓的示威活动，以抵抗来自湖南各界的压力。其次，在舆论的沸腾之际，何键故作无辜，向老蒋发电报声称：“非得杀掉杨开慧不可，否则沉重的民愤无法平息。” 对此，杨开慧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在与六舅妈严嘉女士的见面中，她特意叮嘱舅妈：下次前来时，请为她准备一套新衣服、一面小镜子和一些化妆品。
不久后，六舅妈按照杨开慧的要求，带着那些物品来到了监狱。在交谈中，六舅妈忍不住流泪，而杨开慧则从容镇定，一边安慰着舅妈，一边坚定表示：“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1930年11月14日，即杨开慧公历生日（11月6日）后的第八天，响应反动政府的命令，一群反政府分子将她带到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执行极刑。一个月后，毛主席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尽管毛主席已经了解到杨开慧的牺牲，但是她的具体死因一直存在多种说法。
据《毛泽东与巾帼英豪》的记载，1957年2月，长沙第十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杨开慧的同学李淑一给毛主席写信，借以《菩萨蛮》纪念她于1932年9月含冤去世的丈夫。对于柳直荀的不幸遭遇，主席表现出深切的惋惜，并随即给李淑一回信，附上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初命名为《游仙》）。
在《蝶恋花》中，主席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其中巧妙地用“杨”和“柳”隐喻杨开慧与柳直荀，流露出与李淑一相同的悲伤。
这首诗发布之际，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骄”字，让不少人感到困惑，认为以“娇”来形容杨开慧作为“女娇娥”会更为恰当。对此，章士钊也表示不解，曾亲自向主席询问他的看法。主席则淡然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颅），焉得不骄！”这一回答揭示出主席对于杨开慧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深切理解。
当然，还有另一种解读。有观点认为主席实际上早已知晓真相，然而在表述中将杨开慧的牺牲描述为“丧其元”而已。但这样的说法并未得到广泛支持，主席对已牺牲的革命烈士抱有极高的敬重，他使用词汇极为谨慎，唯独在此处提到“丧其元”，彰显了他对杨开慧殉国精神的认同。
经过综合考量，毛主席最终得知的真实情况便是当时盛行的“砍头”说。随着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之前的种种谣言被彻底打破，杨开慧的死因也因此浮出水面。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公众普遍认知是杨开慧的死与军阀何键等反动派人物有关，却对真正执行这杀人命令的人知之甚少，最终的定论则众说纷纭。究竟是谁亲自将她杀害，依然成谜。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何键逃往台湾，1956年4月25日在台北去世，这一系列事件让当年的谋杀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1970年初，姚楚忠在改造过程中主动投案，揭开了杨开慧被杀的背后真相和内幕。各种猜测至此终于得以平息，对毛主席而言，他也终于弄明白了爱妻的死因。国民党逃亡之际，姚楚忠并非不想往外走，但由于职务等级较低，他最终被抛弃在外。在初期，他为了避开人民政府的惩罚和群众的举报，不得不隐姓埋名，低调行事。
然而，“天网恢恢”，每次听到有土豪劣绅、反动分子和特务被抓的消息时，姚楚忠总是心神不宁，害怕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自己。
由于涉及杀害杨开慧的细节过于隐秘，主要的知情人多数已被处决或逃亡，因此姚楚忠在这样的恐惧中平安度过了二十余年。
不久以后，经过群众举报，曾充当反动政府爪牙的姚楚忠还是被捕，随后转送至湖南岳阳华容县新修建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在改造期间，经过有效的教育与反思，姚楚忠终于承认了他当年参与杀害杨开慧的事实。据他所言，原来他不仅是主要凶手之一，甚至是最后动手的人，事情的经过要追溯到1930年11月。
鉴于案件的影响力巨大，相关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组建专门的调查组，另一方面将情况逐层汇报给上级。姚楚忠不仅交代了他参与的“同伙”，还列举了许多可以证明他言辞的亲朋好友。
经过调查组一一核实，姚楚忠的供述得到了证实，他确实是当年杀害杨开慧的凶手之一。
1930年11月14日清晨，特务四连的执行官晏国务刚刚吃过早餐，就急匆匆赶往四连二排驻地，吹响集合的哨子。理由是他接到了紧急命令：执行杀害杨开慧的任务，必须加强安全措施，确保没有差错。
起初，何键打算将杨开慧斩首以示众，但在执行当天，他却改变了计划，命令手下的爪牙们用枪决的方法处死她，并让她“曝尸三日”。正因有了“曝尸三日”的安排以及相关报纸的广泛报道，毛主席才得知杨开慧已然牺牲。然而，至于凶手究竟是谁，首先，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深入查证；其次，反动政府的爪牙们身份未被曝光，令毛主席对杨开慧遇害的详细经过一无所知。
在姚楚忠的指示下，晏国务对二排的特务进行了召集，并带着罗国林、黄正榜等人，前往监狱将杨开慧押出。而晏国务则与其他同伙一同前往清乡司令部的“法堂”，为杨开慧和随行人员的到来做好准备。
这座反动政府的“法堂”延续了古老封建社会的风貌。执法长官李琼坐在大堂正中央，面前是一张大桌，上面放置着一张纸、一支毛笔和一根令箭，其形式与旧时县太爷审案几乎无异。
大堂的两侧整齐列队着反动政权的爪牙，他们虽然身着新式服装并手持武器，但依旧带有与封建社会衙役类似的气派。
不久，姚楚忠便将杨开慧带到了李琼面前，进行所谓的“审判”。面对反动分子的威风凛凛，杨开慧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站在众人面前，以坚定不移的姿态嘲笑他们的伎俩。
李琼在桌前宣读了准备好的讲稿，之后再次询问杨开慧，是否愿意退出她所信仰的共产党，并解除与毛泽东的婚姻关系，声称只要答应这一请求，她便有机会获得生存的可能。然而，杨开慧毫不畏惧，愤怒地瞪视着反动分子，坚决支持自己的组织，并誓言维护与主席的夫妻关系，宁死不屈，拒绝了这最后的生机。
看到杨开慧依旧顽固不化，李琼果断作出了判决，并命令罗国林、姚楚忠等人将她带到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执行死刑。
在这一过程中，反动分子不忘宣扬恐怖气氛，先用一辆黄包车将杨开慧游街，然后才将她带到枪决地点进行处决。
识字岭曾在旧社会名声狼藉，地理位置偏僻，平日人迹罕至，是反动政府的一个重要杀戮场所。到达目的地后，晏国务负责指挥整个过程，并下达了处决命令，帅保云被指定为刽子手，他将从后背对着杨开慧开枪。
帅保云毫无犹豫，心狠手辣，即使面对这样一名弱女子，也毫不留情。当枪声响起，杨开慧应声倒地，她的洁白衣裳瞬间被子弹溅出的鲜血和地面的泥土所玷污。面对如此血腥一幕，晏国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没有多看杨开慧一眼就转身离去。而负责押送的姚楚忠等人，则熟练地为她解开了绑缚，然后跟随晏国务一起离开现场。
何键是个狡诈而沉稳的人，在得知杨开慧被枪决后仍心存疑虑，遂派人赶往刑场确认，确保杨开慧真的死于他们的枪下。然而，事实并未如预期，帅保云的几枪并未彻底结束杨开慧的生命。她只是重伤，躺在地上，仍有微弱的气息。为求生存，她试图挣扎着爬出这个绝望的地方，却未能逃过一劫。
反动政权的爪牙再次发现杨开慧时，她沦落得双手和面容满是泥土。如果其中哪个人曾心生怜悯，也许她还有一线生机，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只盼着她早日了结生命。
当了解到杨开慧仍有气息后，刚吃完饭的晏国务迅速让姚楚忠出发，并将杀灭杨开慧的任务再次交给他。他冷酷地强调：“今天上午你们打的那个女人还没死呢！再去补一枪。” 接到指令后，姚楚忠迅速带着两名爪牙再次上山。当他们再次见到杨开慧时，她未能逃离太远，周围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这样的血腥惨白幕并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姚楚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准她再次开了一枪。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杨开慧的生命永远停留在29岁。这个年纪对于任何个体都是青春洋溢的象征，而对于她而言，意义尤为深远，因为她还肩负着三个孩子的抚养责任。然而，那些丧心病狂的施暴者，如何键、姚楚忠、罗国林、晏国务和帅保云等人，对此却毫不在意。
事发之际，毛主席正全力投入革命事务，毛岸英年少未成年，与此同时，杨开慧的其他直系亲属也不在长沙。最终，杨的六舅母严嘉和她的表嫂郑家娟出面处理了她的后事，尽力让她的告别显得体面一些。
在识字岭的荒草地里，严嘉和郑家娟苦寻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杨开慧的遗体。出于某种原因，何键并没有让她的尸体暴露于众。
在为杨开慧更换好衣物后，严嘉和郑家娟决定连夜将她的遗体带回板仓安葬，墓地选在了杨开慧的故居后方的棉花坡上。经过一段时间，毛主席才透过报纸得知这桩不幸事件，随后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寄去了一封信和30元的丧葬费用。在信中，主席深感悲痛，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还恳请向振熙为女儿立一座墓碑，碑文定为：“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50年10月，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指示，回到老家为杨开慧扫墓。此时的毛岸英已经成长为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尽管他常年在外漂泊，但对母亲杨开慧的感情始终日益浓厚，做了许多事情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
在毛岸英尚未返回老家之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拨打电话给长沙县委和县政府，要求确认杨开慧墓地的情况。
长沙县委迅速指派相关人员前往板仓进行调查。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20年，但在当地人民的悉心呵护下，杨开慧的墓地依然完好的如初。由于历史原因，墓碑上并没有“烈士”二字，长沙县委细致地向上级反馈，并询问是否需要修缮墓地与墓碑。
湖南省委未能迅速作出决策，因此特意咨询了毛主席，希望他决定这一事项。毛主席不久后便发出了批示，批准了对杨开慧墓地的修缮，并要求支出控制在80万元旧币（相当于80元人民币）之内。长沙县民政局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提供了具体的修缮方案，要求在毛岸英抵达板仓之前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修缮费用达到了240万旧币，超出的部分由县财政局承担。
毛岸英抵达板仓后，不仅在杨开慧的墓前进行扫墓仪式，同时还协助父亲处理一些公务和家庭事务。不久后，他便匆匆跟随大部队赴朝战斗。惋惜的是，自此他再也无法代表主席回到老家探望。
1962年11月，向振熙也离开了人世，毛主席对此深感悲痛。因无法亲自操办丧事，主席特别寄去了500元用于向家族的各项开支。此外，他还特别提出了“可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的建议。
1969年，经过多年的修缮，向振熙和杨开慧的合葬墓终于落成。墓碑上不仅刻有杨开慧的碑文，还有毛主席亲笔写下的“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墓碑后面还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毛主席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可以说，杨开慧的死对毛主席而言，构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回顾往昔，毛主席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无名青年，而杨开慧却毫不在意他的身份，带着一个大箱子与他携手共度余生。
因此，他们的婚姻不仅颇具先锋精神，还成了后人传颂的佳话。依循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女性出嫁至少需经过三书六聘，往往还要坐着盛装的大红花轿进入男方家中，然而，毛主席与杨开慧却没有走这一传统步骤。
在忠于革命的同时，杨开慧对毛主席的爱也可谓坚贞不渝。她在与主席的联系当中，始终注重保密，甚至将他们的书信藏于墙缝中，这一做法与经典红色话剧和电影《党的女儿》中的情节极为相似。
1982年3月10日，在对位于板仓的杨开慧故居进行修缮的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从古老的墙体中发现了一些尘封了超过五十年的手稿和情书。这些文字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更承载了杨开慧对主席的深厚情感。
可惜的是，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去世六年，无法再见到她所留下的文字。不论事件的最终结果如何，毛主席与杨开慧之间的传奇经历已经载入历史，这段特殊的爱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人们将铭记那个为了爱情而毫无保留嫁给对方的杨开慧，也将永远记住毛主席，他为了革命而默默忍受失去亲人的痛楚。值得庆幸的是，在生前，主席终于得知了杨开慧的真实死因。
总结而言，在杨开慧去世后数十年间，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毛主席并未了解她牺牲的具体细节。在姚楚忠承认他所犯下的悖逆之罪之前，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杨开慧为了革命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不可否认，为了革命，毛家已有太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毛主席不得不忍受失去妻子、兄弟与子女的巨大悲痛，尽管他是伟人，心中依然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唯有这位伟大的人物才有能力承受如此沉重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