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名副其实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十一月，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自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然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
因为他通过三次政变，才真正的坐上的皇帝的宝座。
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说白了，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
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手段越是高明，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
虽然在铲除太平，坐稳皇位后，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田园宅邸、金银绸缎，李隆基都毫不吝啬，慷慨赐予，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因此，革命虽已成功，但李隆基仍须努力，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
1、
头一个被李隆基"鸟尽弓藏"的功臣，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
因为手握兵权，所以他首当其冲。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富贵终老，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
短短三个月后，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玄宗李隆基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平原上大风猎猎，旌旗招展，军阵绵延五十余里。李隆基一身戎装，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随驾扈从。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场面极为壮观。
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当即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
当时另外两位功臣刘幽求和张说可能已经有点兔死狗烹的意味，赶忙帮郭元振求情。
刘、张二人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
当然，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所以当刘、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李隆基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郭元振历经四朝，一生显赫，还是李隆基政变的功臣，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心境该是有多么的凄凉，几个月后，便一病而殁。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李隆基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
2、
解决了最棘手的掌握兵权的郭元振，其他文臣，相对就好处理了，虽然好办，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功臣，也不能太难看。
于是，李隆基把曾经的心腹姚崇（曾被太平公主排挤出朝廷）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与张悦可是对手，于是姚崇还没回朝，张说就开始不安，两人未见面，就开始掐了起来。
姚崇回朝之后，开始着手对付张悦，不久就发现张悦与岐王李范（李隆基的弟弟）走的有点近，于是一状告到李隆基那里。
一个宰相，一个亲王，走那么近，想干什么？难道也想造反不成？
公元713年12月末，张说被果断罢了相职，贬为相州刺使。同日，刘幽求也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功臣钟绍京。
李隆基即位后，钟绍京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姚崇的耳朵里。自然，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他们。
刘幽求被贬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并把他的700户封邑削掉了600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刺史。
此后，刘幽求又几经转任，但始终没有机会回朝。刘幽求抑郁忧愤，就在赴任郴州刺史的途中“愤恚而卒”，终年61岁。
3、
随着一个个功臣相继被贬，姚崇在朝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但是，还有一个资深宰相也颇受李隆基的信任，让姚崇很有些掣肘之感。这个人就是先天政变前因告发太平公主的阴谋而成为功臣的魏知古，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侍中（开元初称黄门监）。到了开元二年，当大多数功臣都已被逐出权力核心后，玄宗唯独对这个魏知古“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又授予他中书令的要职，让他与姚崇共同执掌中书省。对此，姚崇当然是极度不爽的，一直想找机会把魏知古搞掉。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政坛元老，姚崇的整人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要谗毁魏知古，必然也会做得十分巧妙，不着痕迹。早在武周时期，姚崇便已官拜宰相，魏知古早年曾受到他的提携。李隆基先天年间，魏知古曾调任东都洛阳，分管了一段时间的吏部政务。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因自以为其父对魏知古有知遇之恩，遂肆意请托，经常找魏知古走后门。魏知古碍于情面，不便拒绝，但是心里非常不满，回到长安后就向玄宗告了御状。
某日，玄宗不动声色地问姚崇：“贤卿的几个儿子，才干、性情如何？” 姚崇脑筋一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从容奏答：“臣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定是有什么事情请托魏知古，臣还来不及查问。”李隆基原本以为姚崇一定会包庇儿子，没想到他竟然据实回答，不禁面露喜色，问：“贤卿何以得知？”姚崇说：“魏知古初入仕时，曾受臣提携。臣的儿子们愚昧，以为魏知古一定会对臣感恩，包容他们为非作歹，所以才敢向他请托。”李隆基闻言，顿时对姚崇大生好感，认为他为官持正，不徇私情；而对魏知古的印象则一落千丈，觉得此人非但不懂得知恩报恩，反而在背后打小报告，实在太道，当即流露出斥逐魏知古之意。
开元二年五月，魏知古被罢去相职，贬为工部尚书。
最后一个被玄宗罢黜的功臣是崔日用。崔日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政客，是属于玄宗最不放心的那一类人。史书评价崔日用说：“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崔日用自己也经常对人说：“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所谓“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意思就是凡事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只要最终站队正确，就无须“专守”一个阵营。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无原则、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客，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玄宗重用的。
开元三年十二月，崔日用的堂兄、时任京兆尹的崔日知因贪赃枉法被治罪，玄宗趁势以连坐之名将崔日用贬为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并削除了他的300户封邑。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
4、
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
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幽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
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
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
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
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剪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
唐玄宗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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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
《大唐兴亡三百年》王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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