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南安丨侯平章：地域性抒情的浓度

三十位作家与十三位诗人，皆将南安作为创作的对象，此非创新之举，亦非守旧之为。这是一群人对地方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挖掘所付诸的努力，亦是成果的展现。我于今年的端午时节收到这些散文与诗歌，若对其进行归纳总结——那便是地域性抒情。

于散文写作而言，针对一个地方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实属不易。首先需让作者身临其境，其地域性抒情的浓度，文字要有在场感。倘若只是照搬地方方志的内容，而后添加作者到达的时间，使文章沦为旅游观光的导游词，如此散文便缺乏真情实感，毫无作者的生命体验，这般散文缺乏深度，犹如水上漂浮的油，纵使词句再优美，也不过是徒增文章的华而不实，恰似驴子的粪便，外表乖巧，打开却尽是草节。

收到大余宣传“遇见南安”文艺版第1期至第50期所推出的50篇有关南安的散文和诗歌时，我审视这一连串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写诗之人有：程效、林汉筠、立群、胡见宇、胡燕锋、王晓阳、萧通湖、肖隆东、莫寒、侯平章、杨星丽、胡蕾、张剑等；撰写散文的有王剑冰、刘润发、刘上洋、宋海峰、陈国栋、朝颜、龚文瑞、简心、胡磊、南翔、洪忠佩、立群、赖华明、曹文军、王晓阳、陈康太、谢莲子、钟定智、吴德文、姚亚平、谢帆云、翟美荣、钟秀华、罗建云、钟际才等。其中还有创作两篇及以上者，在此便不再逐一列举。总之，这些人皆为南安的历史文化发掘以及新时代大余的文化建设尽职尽责。

当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作家、诗人汇聚一处，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探寻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皆是作家与诗人，此乃最为显见的标识。然而，他们当中无人纯粹地自称是大余作家，亦或立志成为南安作家。他们的目标与作家抱负一定不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家和诗人。地域和环境对于一位作家和诗人而言，带来的是素材的多元，抑或是素材的陌生，使他们在创作时满怀热忱与热爱。同样一个地域素材，对于有着不同人生历练的人来说选取的角度和细节又有所不同，生产出来的文章就风格各异了。也就是说这些作家所写的南安，都是千差万别的。南安是文章或者诗歌写作的共同的表面，但是从文章来看，或者从诗歌来看，他们面对的共同地域最表面、最能够归纳的，在文章个性里是不值得一提的。

但是他们确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在用散文或诗歌的方式表达情感，抒发对南安的爱或者惊叹，他们的作品都是有声的，是来自内心的带着血肉和体温的文字呈现，他们对南安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情感流泻。

对于诗歌和散文，我一向坚守“我手写我心”。其实面对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做到我手写我心，这是一个矛盾。至少对一个地方仅是走马观花地游览一番，又如何做到“我手写我心”呢？这是一个难题，至少所写多为应景之作，来不及深究和考量，也极有可能成为景点名词的罗列。如何写出有深度有影响力的采风散文。于此，我将以王剑冰、刘上洋、南翔和陈国栋四个人的散文来谈一谈地域性采风散文如何写得既有温度又饱含情感的浓度。

地域散文它们要消除的就是有个性的声音。让文字所发出的声音都要在一个频道上或者在一个频率上，才适合当下的正向宣传。这就需要在现代化的建构下用有个性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个地方最特殊的情感。也就是在当下性、地域性里做到最有声音浓度的倾诉。

比如王剑冰的《驿路梅花》，开头描绘亲临的一个早晨，那细腻而诗意的笔触，仿佛将读者一同带入那个清新的时刻，“晨曦初露，梅关古道在微光中苏醒，晨雾如轻纱般飘动......”，其实开头我更像是在读诗歌。整篇文章读下来，自然就读到了王剑冰散文独特的语言个性。没有第二个更像王剑冰在散文写作上对文字的考究。这应该是王剑冰体的散文，他的散文同梁衡散文是两个不同风格的写作。

阅读刘上洋的《梅关古驿道》，感受到了他对古驿道的深厚情感。他走访古驿道沿线的地方，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挖掘了古驿道的文化内涵。他的话语让我感受到古驿道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它的厚重感。

作为小说家和大学教授，南翔的《梅关古道踏春来》他在开篇有详细的介绍与交代，“当春风拂过，梅关古道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我怀着敬仰与期待，踏上这片充满历史韵味的土地......”，有种自然铺陈开来的有感而发，为后文的深入叙述奠定基础。把一次采风活动写得有历史深度，让梅关有了历史文化底蕴。采风散文不只是采风，而是在挖掘历史中发现宝藏，并将这一瑰宝呈现给读者，让散文有了历史的光亮，照在今天的梅岭，让梅岭有了吸引读者不得不到此一游的渴望。

陈国栋的《盛夏大余别样情》，“我与这块土地的初次接触，是在一个炎热的盛夏。从踏入的那一刻起，便感受到了它的独特魅力......”开篇就交代自己同这块土地的接触，让读者迅速进入情境，这篇文章主要是红色元素的阐述重于其他元素 ，无论从何种元素进入书写都抒发了对这块土地最真挚的情感。

这几篇作品均不约而同地以严谨的笔触，深情而真挚地描绘了梅关这一文化地标，显然，这反映了创作者们对标志性景观的自然偏好。或许，这种偏好源于对自然边界的深刻认同，使得他们倾向于将文字之笔触聚焦于地域特征最为鲜明的坐标之上。散文家的笔下，往往流露出一抹温文尔雅，字里行间不自觉地摒弃了粗犷与豪放，缺少那份直抒胸臆的磅礴气势。他们倾向于以柔和的声调，内敛地表达对于某地的情感共鸣，这种表达方式更像是一种自我约束下的低吟浅唱，使得作品的个性逐渐融入集体情感的旋律之中。

这种自我表达上的“降调”处理，实则是散文家们独有的一种艺术力量——通过压抑与克制，他们放弃了内心激情的直接宣泄，从而在自我与情感对象之间构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在情感压抑的张力中交织，最终在情感的高潮处以一种静默而深邃的方式收尾。这或许正是现代散文的一种趋势：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寻找并享受那份独特的写作乐趣。

这些作品通过细腻的文字处理和深刻的情感抑制，展现了散文家在表达个人情感与地域文化特色时的独特艺术追求，既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反映了现代散文创作的一种新趋向。

再来说一说诗歌。这里就林汉筠的组诗《闯山》、胡见宇的组诗《大庾传说》和本人的组诗《大余，一枚亮晶晶的脐橙》，谈一谈对当下诗歌的思索。

诗歌是生活最敏感的介入者 ，以最敏感的视角触角发现现代生活最复杂的经验，然后用最简单最简洁的语言进行描述或者阐释，为文学提供最明晰、明细、精准和玄妙又丰润的语言表达。然而诗歌语言存在阐释的危险和弊端，那就是过度简单带来歧义，过度精准带来呆板，没有阅读的想象空间，把阅读的张力缩减，以至于让诗歌剩下骨头，没了血肉。

车前子曾言：“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国家，不是说一个诗人代表一个国家，而是说诗人本身就是国家，有自己的山川人物。”近来颇为火热的便是研究李白与杜甫以及他们诗歌中的山川人物。从这一意义来讲，将属于大余的山川、风土人情以诗歌来表达，写出此类诗歌之人便是大余的诗人。他们皆以自己的诗歌语言为大余歌，为大余唱。为何我仅提及三位诗人的诗歌？这或许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的诗歌应是表达对大余万物的热爱，他们的诗歌皆是思维的激活，使过于饱和平滑的生活于诗歌语言的跳跃与跌宕中拥有张力与波澜。于阅读中揪住悬念，觅得诗歌空白的巨大空间。此乃诗人对于所有日常生活的热爱，然而更甚于热爱的是对于一个地方偏见的呈现，也就是诗歌语言的固执己见。读他们的诗歌，给我以良好的提醒 ，读他们的诗歌，有关大余的诗歌，仿若我走进了他们的诗歌飞地，那里亦是他们诗歌的故乡。我读他们，恰似亲近翅膀与羽毛。读诗歌是感受，更是享受，享受他们于飞地里诗意盎然地舞蹈。至于具体对诗歌的解读，还是留给读者，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定会有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若我再阐释，定会将所有读者引至同一条道路，诗歌的想象空间便会被我悄然遮蔽。越是大余地方的诗歌，就必定是祖国的，也是民族的。这并非我在扩大诗歌的张力，实则诗歌本就如此。他们于诗歌的潮流中坚守传统，保持了诗歌写作中自身的操守与品相，做到不趋炎附势，亦不自命清高。也就是在诗歌中，我读到他们在诗歌写作上舍弃了以往的诸多东西。正因舍弃，他们的诗歌获取了独有的力量；也正因舍弃，读他们的诗歌有了全新的感受。这应是他们寻得了对陌生地方的诗歌表达方式与技巧，这令我惊叹，这是写作愈发趋向成功或成熟，还是一个新里程的开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作家写中国——“遇见南安”创作采风赣州大余行系列作品，影响甚巨。如胡磊、南翔、陈效、林汉筠、莫寒、谢莲秀、立群、胡见宇、王晓阳等的采风作品，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描写，生动展现了大余的独特魅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大余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它们共同为历史悠久的南安的宣传和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通过阅读“遇见南安”1至50期所推出的50篇文学作品，我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与文化沉浸。每一期作品都如同一扇窗，让我窥见了南安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与丰富内涵。从历史的沉淀到现代的跃动，从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到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南安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更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人文情怀，也让我对南安这座城市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入的了解。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南安的赞美，更是对文学艺术的致敬。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遇见南安”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