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的紧张局势日渐升温，这场政治大战不仅预示着美国政治版图的重构，其连锁反应也将深刻影响到中美关系。中国中产在中美博弈之中，包括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文化战和新“冷战”，面临着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中产应该如何走出当下困境，未来方向何在？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教授这个重要时刻带来了他的重磅作品《中产上海：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阶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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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从社会、经济、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介绍分析了以上海中产为代表的中国中产的生活状态，以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调查为切入点，聚焦中产这一中国社会力量，并置于当今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以及全球化新局势中来理解这一讨论。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诠释，中国中产的迅速兴起和爆发性增长将驱动中国国内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姿态。
2024年8月3日，中信出版集团联合香港大学北京中心，邀请了香港大学教授李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等各领域顶尖专家共同探讨中美博弈下的中产困境，聊聊在新全球化时代中产的破局之道。
以下是本次对谈的精华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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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势？
刁大明：过去三年多拜登的政策好像跟特朗普有所区别，但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定义了拜登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无论这次选举如何，下一个总统的对华政策的很多选择也会被拜登这四年定义。当下美国两党在对中国的定位上的共识仅是战略定位层面上的，但在共同的定位下美国两党的应对方式会有所不同，我们要去研究这种区别。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可以预期的。美国对华定位的变化，或者说相关政策的变化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对，而美国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美国两百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他者、改造他者，来体现自己的正确。他们现在自己内部出现问题，同时又发现了中国这么全方位的一个他者，它更是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无论是美国中产问题，还是内部人口结构，当他们变成一个无多数族裔的国家时，他们的认同感也就散了，怎么能够凝聚这个国家呢？它可能就需要一个所谓的“外部力量”。但“中国的威胁”也许会让他们在讨论基础设施等问题上更容易通过国会提案，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身份政治、内部认同等问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帮助解决的。
两国的比拼还是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美国拿中国当药引子，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根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也许十年之后他才明白，这个方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会再回来重新解决自己的问题。
刁大明
李成：我完全同意刁大明老师的观点，我认为美国不会由于中国而团结。俄乌战争不能把美国团结，巴以战争使美国更分裂，美国也许要找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有一定的道理。美国要对中国强硬是共识，但和中国打仗绝对没有共识，只会使美国内部更分裂，因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也没有能力打这个仗。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中美必有一战。现在美国两党的共识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他们党派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团结两党就更难了。
李成
刁大明：关于中美关系，我谈两个事吧。
第一，回答怎么为我们自身的发展维护好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美国现在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但作为一个大国来说，自身的发展方向其实是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左右的。我们要看清美国目前对我们的战略竞争政策到底是想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不要随之起舞，不进入他们的剧本，而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议程方向去推进。未必他们做一个什么事我们就马上反应，要有战略定力。
第二，如果想谋求更快的改善，我觉得寻求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是极其关键的，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今年是中美建交45年，我们来回顾一下中美建交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面对第一次波折，我们的解决方案继续坚持自己既定发展的方向，比如南巡讲话对外宣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把中美关系带回来。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有了第二次波折，我们通过申奥、入世等实际行动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让中美关系再一次回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波折，但太平洋两岸的水温温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酝酿了一些问题，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显现。现在，也就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以来，可能仍旧是处于第三个波折当中。前两次波折的解决方案是融入，但第三个波折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不让我们融入，所以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已有的成功经验去解决这次波折，可能只能部分地解决。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相处之道。全球经济如何布局，如何分工，中国扮演什么角色，美国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都能接受这个角色，竞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新的正确的相处之道来解决。
如何定义中产？谁是中产？
李春玲：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定义都是变化的，而且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家也是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说法。从社会学来说，中产最开始是在欧美社会出现的，开始欧美的社会学家，主要是以职业来定义中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写过一本书《白领》，他认为白领人群是中产，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白领职业的人群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职业，有房有车，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他们在郊区有一个房子，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这是从职业定义中产。后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慢慢转成以消费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来界定中产，法国学者布尔迪厄讲中产是有特定的消费模式、消费偏好、文化品位等特殊生活方式的人群。当然，这些学者说的主要是欧美、日本发达社会的中产。到21世纪，进入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波高收入人群，这样一大批高收入人群加入到全球的中产队伍中，形成全球中产群体。这群人主要特征是什么？购买力。买房子、买汽车、买电器，全球旅游，买奢侈品，等等。收入和消费能力等经济标准成为中产的特征。
李春玲
张燕生：经济学有一个指标叫“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197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是60%，也就是说，1978年的时候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有60%都是用在吃和穿上，还吃不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产业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我们改革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商品市场。我们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能不能解决商品短缺、能不能解决资本短缺、能不能解决外汇短缺。2000年，我国“恩格尔系数”是40%，按中国政府的定义就是总体小康，没有全面小康，但总体小康，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这时消费的热潮是买房、买车，当老百姓要买房买车的时候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重工业、化工业、建筑业、房地产。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要解决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现在再加上数据。到2018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是28.2%，28.2%什么意思？按照国际的水准，低于30%就意味着中国进入到一个富裕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开始转向了服务，转向了旅游、休闲、文化，改革的重点也就转向了服务市场、资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是4亿人，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的倍增。
张燕生
或者中产规模？
张燕生：我们认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个群体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Z世代以及更年轻的新生代。Z世代和更年轻的一代凭借收入、消费、品质，是中国今后中等收入人群的中坚力量。
第二个来源，新市民。随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今后自然村、乡和镇的公共服务，是否可能集中到县和市，进行资源再配置。如果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说每年中国将新增10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如果能够解决每一个新市民家庭的一份正式工作，他的家庭就能够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他就能够享受城市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教育、医疗、养老。
第三个来源，新中产。社会的层级身份，我相信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以教育、智慧过上好生活，他们将会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第三个重要来源。
李春玲：十多年前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时期，也是中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但是现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放缓的阶段，而外部的环境又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在目前这个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和中产阶层的成长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一个大学毕业生通过三五年的奋斗，基本上可以摸到中产的一个门槛。但是现在可能要十年，甚至十年也不能迈进去。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现在国家特别重视青年的就业问题，采取一些政策来改善青年人的发展环境。
另一个重要的国家政策就是新型城镇化。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中产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当中，他们慢慢成为中国中产很大一块主体。这些人有房有车，收入和北上广深的人比起来可能并不高，每个月四五千块钱，但是这些人有房有车，能出去度假，去旅游，孩子的教育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知足常乐、安居乐业，他们将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新亮点。每个县城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可能不算很多，但全国有2000多个县，总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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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当前的全球化陷入困境，新全球化在西方的眼睛里就是去中国化，中国的新全球化就是再中国化。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订单外迁，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技术、人才、设备外迁，资金外迁，而这个外迁主要是非经济因素推动的。2018—2023，中美之间的中间品（零部件、中间产品、原料）贸易在这么六七年下降了六七个百分点，从18.5%下降到11.2%，贸易脱钩已是事实。中国消费降级，生产降级，产业链供应链降级，品质降级，价格降级，信心降级。
当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再全球化，要全方位国际合作。把中国经济搞好，让跨国公司挣钱，产业升级再出发。但是再出发的新产业链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 解决有和没有，现在美国动不动就断供，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出来；
二、 解决好和不好，在市场中开放竞争，要做就要做到世界的前沿；
三、 解决用和不用，创造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让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愿意跟中国一块儿发展。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资金池，与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寻求合作。
中产的破局之道
张燕生：刚才我说了一句，“那个浪漫的时代”，最浪漫的一个领域是国际供应链体系，全球生产体系可以做到国际工序分工、零库存、及时供货。最不浪漫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只升不跌的时代结束了，野蛮生长、只炒不住的时代结束了。第二个领域，平台公司。我们希望平台公司能够做硬科技、能够推动绿色发展、能够关照好自己的员工履行社会责任。但这应该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第三个是金融，包括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现在所产生的规范和发展的矛盾，我们都能看到这三个领域的年轻人生活品质都受到了影响。对年轻人来讲，遇到现在的困难还是应该怎么能够从中间去把握一些新的机遇。我个人觉得，围绕着新质生产力，也就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会是下一步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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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燕生：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篇报告开篇提到“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逾百个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十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努力面临严重障碍”。中国在高收入门槛边缘徘徊了四年，但看过去几十年，发展速度相当迅猛。1990—2021，日本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个百分点，德国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中国却上升了71个百分点，中国在这四十年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坚持去做过去四十年做得对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从来都不会线性地往前走，我非常担心在目前这个大转折时代，我们能不能够坚守我们过去做得对的地方。
再来看美国。美国现在在反思1980年以来美国的教育、科技、产业究竟做错了什么，美国在反思和纠偏。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一个反思和纠偏，也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看清我们未来三十年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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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玲：我们从2009年开始一直在做“金砖国家比较研究”，研究了巴西和南非后才知道，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很快，一度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后面落了下来。在我们社会学家看来，这些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均GDP增长，从而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但是他们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扩大，只有最顶尖的那些社会富豪分享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富豪的财富增长很快，而他们的贫困人口数量没有下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另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是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控制的，他们自己没有像中国这样发展自主的高科技产业、制造业等。所以一出现波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垮了。现在虽说中国也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是90%的人分享了增长的利益，虽然贫富差距有拉大，但是中下层收入也在增长，生活水平也在改善，这个与巴西、南非是不一样的，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有自主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策方向决定了我们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李成教授8月5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王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房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基于《中产上海》一书，举办了以“破解中产焦虑和‘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再次强调中国中产对于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性。
正如房宁教授所讲当今时代中国一切政治学问题也都与中国的工业化有关。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来新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新的社会群体以及新的群体关系，我们也称之为新的社会结构。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统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相关图书】
《中产上海》
李成 著
林华 译
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诠释。今日中国中产既有强烈进取的经济发展动力、强有力的爱国与世界眼光，同时对全球化、西方霸权衰落、动荡中的中美关系有着独立且敏锐的观察、研判，具备坦率与直接的批评谏言能力。中国中产的迅速兴起和爆发性增长，将驱动中国国内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姿态。
摄影｜香港大学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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