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换一个农民,是否值得? | 王莞暖·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8-31 19:35
天津
第1530夜
文 /王莞暖
1982年7月11日,西安市康复路上,一位老农正在公厕掏粪,不慎跌入了三米深的化粪池中。路过的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大学三年级学员张华见状毅然决然跳下化粪池救人,却被沼气熏晕,壮烈牺牲。
张华牺牲后,对于这件事如何处理,该给张华什么样的荣誉,学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也因为这个原因,张华的追悼会迟迟没有召开,一直在等待学校所属兰州军区的指示。见张华的追悼会迟迟没有召开,同学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张华请功,在门口拉横幅,签字,有同学回忆:“校园里有替张华请功的签名活动,也不知道是谁组织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还有同学向媒体写稿,当时同学们就觉得有必要盲传张华,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正气。”
或许是学生自发的请功活动让学校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是兰州军区有了明确的指示,要将张华树立成一个典型,张华牺牲一周之后,他的追悼会隆重召开。第四军医大学党委做出决定,给张华追记一等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骨灰安放西安烈士陵园。张华牺牲的消息正式见报之后,在很短时间内便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以一个正当青春的大学生换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农民,“金子换石头”,是否值得?这场争论或许不会有标准答案,但争论本身的出现却证明着彼时社会思想氛围的改变。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中心,后者是对外开放窗口,倒爷的出现可谓时势造英雄。
在外国人看来,深圳的投资条件并非像之前承诺的那么好。美国《财富》4月号上便刊稿指出:“深圳的治理,机构重叠,缺乏商业经验。一位投资者说,在许多国家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深圳需要很长时间和官方讨论。这里仍然是中国。”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深圳的政策环境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越来越多人跑到这里来找机会,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资金向这里流动。有学者统计,在深圳建设的前10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内陆地区以各种正规或灰色的方式融通过来的。有专家直言:“在这个意义上,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而是全国人民“倒”出来的。”有一则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发现竟是从上海运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很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也说赚了几块钱——那真不知究竟是谁见鬼了。1983年,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九经营的“傻子瓜子”生意越多越大,竟雇佣了一百多人来打工,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雇佣是典型的剥削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发展个体经济,一些领导人参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规定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可如今“傻子瓜子”超过百人的雇佣人数却再也说不过去了。
争论一直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在这一指示之后,“雇佣八个人便是资本家”的说法逐渐不再被人提及。1983年11月16日,《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长篇通讯登在了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这篇通讯让步鑫生这个名字一夜间传遍各地。在文章中,这位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是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从三年前当上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这让一些老工人十分不满,时不时会有关于他的告状信飞往县里和省里。
然而此文一出,步鑫生立刻成为一面改革先锋的旗帜,在新华社两次大篇幅报道,尤其是“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按语出现后,全国各主要新闻单位“闻风而动”,仅新华社一家在一个多月里就刊发了27篇报道,各路参观团、考察团涌进小小的海盐县城,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步鑫生像英雄一样地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本来便特立独行、自信十足的他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话,他向军队讲军事改革,向文艺界讲文艺改革,向经济学家讲中国的改革大势,他的一切项目设想都会被迅速落实,无论其是否经过可行性论证——对步鑫生的支持就是对改革的支持,没人敢怠慢。在这种热潮之下,步鑫生的商业思路越来越发散与混乱。到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48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这自然又成了一则轰动新闻。统一配发的新闻消息稿的标题很长——《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记者严厉地写道:“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步鑫生讳疾忌医、至今仍不觉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日后的一次访谈中,他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为了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社会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根据公安部的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达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大案6.4万起。进入1983年,各类刑事犯罪案件依然呈猛增的态势,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恶性案件连续发生:2月,东北“二王”案发生,两位犯人逃窜至南方不断制造血案,共有18人被打死打伤;6月,内蒙古8名犯罪分子犯下特大凶杀案,27人被杀,其中多名女知青遭强奸、轮奸……
这些特大案件震动全国乃至中央。1983年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出,随后“严打”席卷全国。到年底全国共收容、劳教、拘留、逮捕超过一百万人,数万人被处决。在众多罪行中,“流氓罪”成为了最为泛滥的指控:一群男女一起跳舞可判流氓罪,在街上撒尿也可以判流氓罪,情节更严重者,如一位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直接判处死刑。据传,这名女子在审判时留下了这样的话语:“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1983年12月26日,中央歌剧院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特意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一场歌剧《长征》的演出,歌剧中主要人物毛主席的扮演者是八一厂的特型演员古月。古月的演出让在座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十分满意,第二天特意设家宴邀请古月赴宴。
与杨尚昆接触了几次后,古月始终表现的十分拘谨。杨尚昆不太满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主席从来不会这么拘谨。”于是随后古月便表演出毛泽东的神态,谈话时不再看人,坐姿也变得随意。杨尚昆越看越像,态度也恭敬起来,讲话时怕“主席”听不清,主动转身对他讲话,坐沙发也只敢做一半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