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丨“创新浙江”和“三个发展”
时事
2024-11-18 11:2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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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考察浙江时提出的明确要求。11月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专题调研和市委书记座谈会、省委专题会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这一概念，一般公认最早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这里包括了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和新供应等。其中既涉及技术性的创新，又涉及非技术性的组织创新。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又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只是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规模化的复制和拷贝显然并不包括在内。但究其实，中华民族早就具备了朴素的创新意识。如《论语·宪问》中写道：“裨谌草创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汉书·叙传下》中亦谓之：“礼义是创”。这些中国最早的传统典籍，揭示出我们民族创新意识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人也高度重视创新。邓小平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号召：“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党中央在2006年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更把教育、科技、人才明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联系到浙江，我们历来就有创新、创业、创富高度一致的创新文化传统。作为有宋以来一代显学的浙学，特别是浙东学派的“工商皆本、义利并举”观，体现的正是对于“士农工商、商为末流”身份鄙视链的颠覆，以及“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价值好恶观的突破。它们代代相传，铭刻在浙江人的骨子里、融化在血液中。因此一旦国家有意破除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浙江人就会率先觉而奋起，拉开市场经济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幕。作为浙江发展总战略的“八八战略”，其中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逻辑思维。前一个“八”，集中了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业已取得的既有优势；而后一个“八”，则面对“成长中的烦恼”、新一轮的挑战和困难，提出了需要着力加以培育和发展壮大的新兴优势。“两个优势”承继光大、融合创新，从而明确了浙江长时期发展的根本遵循。到了这一步，创新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甚至是经济的领域。它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意味着它所渗透和覆盖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都充满了对于未能与时俱进的传统的叛逆、停滞的突破，以及对于既往不足的反思、改良和提升，且这种永远面向未来的积极进取生生不息、代代永续。在全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前，浙江就先行意识到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特殊针对性和紧迫性，这次确立加快建设“创新浙江”的目标任务，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所说的“创新”既不是单纯的科技创新，也不是概念泛化的创新，而是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强调的，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核心内容，以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为重要支撑，通过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确实，创新，既包括科技的，也包括制度的、人文的。科技创新主要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同生产关系的变革相联系的。而因为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同时人又是有思想意识，有行为动机，有价值观偏好、取向和追求的，因此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和的生产方式进步相联系的，还有人文创新。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将党和国家多次在重大文献中提及的一组概念，即“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做一番逻辑的解读。或许，这也正是准确把握“八八战略”和“创新浙江”，乃至下一步浙江“十五五”发展谋划的精要所在。首先，“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总要求”。这里的发展，是一种“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一种“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也即党的二十大所说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次，“转型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虽说“科学发展”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也是一个很高的发展境界。但我们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一锹也挖不出一口井，它只能从我们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亦即“转型发展”。这里所谓的“转型发展”，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转变发展方式”。个人认为，其内涵包括一是以增长方式转变特别是经济集约化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二是以社会结构转换特别是城乡一体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三是以体制机制转轨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的广义政府转型。最后，“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原动力”。在传统的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下，“转型发展”要能够转得起来、转得到位，并转出成效来，说到底还需要从根本上推动全面的“创新发展”。其中的科技创新要重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主创新，制度创新要重在要素市场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攻坚，而人文创新则重在科学思想的弘扬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上“三个发展”，内在衔接、环环相扣，构建了当今时代我国发展的“路线图”。其中，“科学发展”是主题，是发展的目标要求；“转型发展”是主线，是发展的基本路径；“创新发展”是主旨，是发展的不竭源泉。三者互为依存、彼此促进，共同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刘亭，研究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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