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远 | 毛泽东是持久战论当之无愧的创立者

编者按：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持久战论引领中华民族团结奋起、同仇敌忾，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赢得最终的胜利。今天，《阅江学刊》再次编发本文，以资纪念。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何怀远 教授

持久战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驰骋抗日战场，并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军事指导，使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因如此，持久战论的所谓“发明权”就成了评价国共两党抗日战争作用与贡献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定毛泽东持久战论创立者地位，不仅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成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贡献、消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重要论据。笔者认为，所有否定毛泽东为持久战论创立者的人，都只是在语词概念上兜圈子、做文章，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压根也不想理解持久战论的理论本质。笔者认为，毛泽东创立的持久战论，绝非一个“持久战”理念，而是全面、系统、深刻的战争指导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体系，本质上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还比较落后的大国以弱胜强的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和战争指导方针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作为以弱胜强的民族解放战争军事指导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弱胜强的阶级革命战争军事指 导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认识和比较中日两国两军强与弱的科学方法论，二是基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义规律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论，三是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与战术。当我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历史本真水准，一些不实之词将不攻自破。

其实，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思想，早在1936年7月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就有比较系统的表述。在这次采访中，毛泽东不仅仅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当是持久战，也不仅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能够胜利作出判断，而且提出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持久战的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批评了弥漫于政界、军界和社会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了国民党军队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的错误战术及其背后的错误战略。斯诺在他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第三章第三节“论对日的战争”中对 这些思想作了集中记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结论”，基本上是用摘引他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写成的。而这，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2个月，西安事变前的5个月提出的。其实，这些思想早在他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等文章中都有局部论述或原则体现。在1937年10月25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又一次作了简明且系统的表述。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图片来源：新华社）

应当让那些“非毛”主义者汗颜的是，毛泽东从未想与谁争夺“持久战”的发明权。在《论持久战》开篇毛泽东就说，对于抗日战争“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他没有说自己先说，更没有说只有自己说），但是，“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对于这些问题，“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恰恰是这些问题，决定了人们所说的“持久战”是日常表达还是系统的军事理论及其战略战术的分水岭。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问世前夕，不少人对于抗日战争是持悲观态度的，认为抗战必亡，抵抗越坚决失败越惨烈，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刻论述了“抗战必赢”的理性结论，从理论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也有不少人说过“中国必将打赢抗日战争”，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中国为什么能打赢抗日战争”从历史规律与战争 规律结合上给出了科学回答，从理论上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还有人说“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实施并打赢这场持久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回答，给抗日战争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一句话，在《论持久战》问世前，尽管“持久战”“持久作战”“持久奋战”“艰难的持久战”在政治家、军事家甚至凡夫俗子嘴里都已成了高频词，但是，都只停留在日常用语或模糊的战争理念水平上，表达的不过是“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的直觉而已。因为面对中日这场强弱如此悬殊的战争，只要具有健全理性的人都能判断，中国即使胜利，也不可能“速胜”，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持久作战”。只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构建出了持久战论的系统理论及其整套的战略与战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任何著作提出了哪怕勉强能够称为军事理论的持久战论。

如前所述，否定毛泽东持久战论创建者地位的人，搜肠刮肚地找出两个人PK毛泽东。一是蒋百里，理由是他在《国防论》中早就提出过持久战理论；二是陈诚，因为1937年底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战论》，一本书专门谈论持久战，无须多言，一定是系统的持久战论。抬出这两个人，确实蒙蔽了不少人。让我们看看理论真相吧。

先说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有深厚民族情结的爱国者，一位学贯中西的军事理论家，尤其在中西军事思想史和军事经济学领域造诣很深。他从未带兵打仗，凭着他在民国军事教育中的突出地位与贡献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37年夏，蒋百里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授课，他把自己从1913年到1937年初发表的论文、序文、讲稿和已出版著作的节录汇编成册，题名《国防论》，提供给学员参考，并于当年由上海《大公报》发表。《国防论》体现了蒋百里军事思想的精华，结合中西军事思想史，提出不少重要军事思想。书中确有简单的持久与速决的辩证思想，却没有一处论述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国防论》有三处含有国防建设和作战指导“持久”精神的段落，十分简单也无关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

第一处是在《国防论》第二篇“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中，在议论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与作战时，蒋百里写道：“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则相成。”显然，他这里强调的是国防建设必须持久用力，但作战精神却要速决。他还特别举例说，“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我们不难看出，他这里还是从他擅长的国防经济学角度，一般地论述国防建设与战争进程的关系，根本不是论述持久战，相反，他强调的是国防建设的持久用力以保证战争进程的速战速决。在这一论题后面介绍德国将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时，他指出：“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这不是谈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而是现代战争的国力、国民的总体对抗。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在作战上是主张速决的，所以他对杜黑的“制空权”思想极为推崇，由此他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因为空军代表着速决和攻击。

在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中，比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兵役制时，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那些有侵略性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国防和兵役制度不符合时代要求。他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之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在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中，“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这一思想对于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指导具有 “启示意义”，但它无涉抗日战争，更不是谈论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与战术。最为根本的是，持久战论的精妙之处在于战略指导方针与战役和战斗的战场指导方针必须是完全相反的，即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恰恰是毛泽东在指导以弱胜强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持久战论并展现出神入化的过人胆略和超凡智慧，而这是蒋百里望尘莫及的。

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是蒋百里1922年写的一篇论文，分析历史上军国主义产生条件时提出，军国主义产生的绝对条件一是贵族政治，多数贵族以坚强的组织和高尚的信仰统率着智识未开的人民；二是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奉行“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产生和存在的相对条件有三：地狭，人稠，国贫，国民感到有侵略的必要。他认为，素来实行“民本”“自卫”的中国，根本“不适于军国主义” ，中国必须实行“新军国主义”，走“国民防御”或“国民自卫”道路，实行大建制（他设想20个军事区域）少兵力的军事体制，他为此提出“民兵制”，常备军或“干队”有18万至20万人足矣，正规军或国民军，以战时能够动员起150万兵力为度。一旦遭遇战争，就可以以整个国力“持久”战胜敌人的“速决”。他意识到我国近邻国家中有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与这样的国家作战，“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于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使。”若要“恃之以久”，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拖”。因为我们有条件拖，他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这些思想提出于1922年，是对中国反侵略战略的预判和战略构想，对抗日战争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说他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则不是历史事实。更为根本的是，我们不能不说，蒋百里以“持久”应战的核心是“拖”，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军事哲学。古今中外，任何战争都是“打”胜的，从来没有“拖”胜的战争。抗日战争的“持久”，不是我们不想速胜，而是因为我们不能速胜。《国防论》出版后的1937年9月，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意等国后，对抗日战争发表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主张。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提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因为只要不讲和、不投降、不承认失败，就不是最后的失败。上海、南京沦陷后，他大声疾呼，保持乐观，相信直觉，甚至公然提出违背理性的主张——“不要算，而要断” ，一算就算不出中国的胜利，但直觉告诉我们中国人能胜利。“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这些文章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他没有对国民政府的战争指导作任何反思，更没有提出任何战场作战的战略与战术，表明他的持久战始终停留在抗日战争“不能速胜”的直觉判断和拖延战术而已。到1938年，他发表了一篇短文《速决与持久》，提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以攻为守”“长期抵抗，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其实，“持久”和“速决”都是“制胜”的手段，“持久”更不能成为目的，因为我们无力战略上速决，所以才“持久”，只有持久才能赢得战争。“拖”的思想在国民党军政两界都根深蒂固，方直专门撰文《论持久战与“拖下去”》，尖锐批评无原则、无条件拖延时间的消极抗战的观念和做法。

再看《陈诚将军持久战论》。这本名曰《陈诚将军持久战论》的小册子，实际是一本多人文章的汇编，收录陈诚于淞沪会战失败后南京会战前夕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2篇短文和1篇对所属部队的书面训话，总计只有20页，另有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张闻天（署名洛甫）的长篇文章《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和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还有一篇是译自美国《民族周刊》的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另外还把《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二战区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草案）分别作为张闻天、郭沫若文章的附录一同辑入。该书出版于1937年11月14日，已经是毛泽东与斯诺系统谈论持久战一年四个月之后 的事了。

陈诚在文章中颠来倒去就是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争，对如何实施持久战，仍然是模糊的。他提出，日本倾其全国可能兵力侵犯中国，“求达速战速决之手段”“我们深切地窥破了敌人这个阴谋诡计，所以择定唯一的战术，即持久战，消耗战，以制敌人的死命。”他与蒋百里的思想一样，认为持久战要诀就是“拖”，拖成消耗战，拖出持久战。他认为，“敌人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弹药装具以及其他军需用品之消耗，必然较我为甚”“敌方兵员，多系由壮年的生产分子征集而来，其对于产业界的间接损失，自亦可以相见”“只要我们继续如此地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时候，敌人军实耗尽，经济崩溃，国本动摇，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两军对阵，决非一厢情愿，尤其是对于弱势一方，更是如此，我拖敌不拖，如何在被动中寻求主动，在消耗战中实现敌我力量对比的总体转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陈诚甚至认为，“挺战三至五年，牺牲到千百万兵员，甚至退守到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我们也还能一心一德，继续奋战，与敌人决最后的雌雄。”毫无疑问，虽然蒋百里、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军政高层也明确主张持久战、消耗战，但是，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问世前，他们头脑中的持久抗战只是“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 的直观判断，根本没有形成持久战的军事指导理论，更没有形成实施持久战的战略与战术，仍然一味采取速决战的阵地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广州会战、武汉会战，以我军数量的绝对优势对日军的质量优势，结果无不丢城失地，节节败退。时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1896—1980）这样评价武汉会战陈诚的指挥：“陈诚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的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史华德对国民党领导的大兵团阵地战与共产党领导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给予有天壤之别的评价：“用大军去抵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几千个一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的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作者认为，“近年最善运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我们不能不说，“持久战”实际上成了他们掩盖、淡化、推卸失败责任的最佳借口。

面对军事上极为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稍有军事常识和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得出抗日战争速胜的结论。因而，持久战不能仅仅停留在持久抗战理念上，只有构建深刻、系统的军事理论及其整套战略与战术，才能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指南。当时的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鲜明并存，都在左右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亡国论看到并无限夸大敌强我弱的一面，速胜论看到并盲目夸大我强敌弱的一面，两者在思想方法上都犯了唯心主义和机械论错误。

毛泽东就是要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弱国，创立全面、系统、深刻的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指导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他创立的持久战论自然天成地包含着三个理论维度：一是认识和比较中日两国两军战争力量强与弱的科学方法论，二是基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道义规律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论，三是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与战术。

日本相对于被入侵的中国是个强国，但日本强中有弱。

一方面，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建立了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现代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生产体系；日本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机械化；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陆军、海军、空军作战力量体系，还有大规模的秘密生化等特战部队，日本海军已有6个航母舰队，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军兵种结构与日本都不在一个代际水平上；日本社会有极强的政治动员力，七七事变后，日本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把侵华战争宣传为“事变”，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煽动日本社会的仇华情绪和参战热情，向国民灌输“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和坚忍持久的”法西斯精神；颁布《临时资金调整法》《电力国策纲要》《时局下帝国经济政策大纲》《国民征用令》等系列政策和法令，对资金、物资、生产、电力、人员等一切战争要素实行全国统筹，绝对服从战争需要；设置了战时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建立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制度，形成侵华战争的战时举国体制，全面调动起日本的战争力量。所有这些优势，就构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的“基本条件” 。

另一方面，日本强中有弱。日本是个“小国” ，存在两个方面的先天不足：一是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严重依赖进口，战时经济极为脆弱；二是人力资源短缺，战前日本本土户籍人口约为6300万，这么小的人口体量，严重制约着战争减员的兵员补给，严重制约战时军工物资生产的劳动力补给和资源供给，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日本统治者想通过占领他国领土、资源，奴役他国人民来解决这些困难，但是，殖民战争不可能不付出巨大代价，“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尤其是，日本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必将遭到国际孤立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反对。总体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中国相对于侵略者日本是个弱国，但中国弱中有强。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经济上，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缺乏现代工业制造业，1937年，重工业仅占整个工业资本的9.2%，机器制造业仅占全国工业的1%，军事工业极为薄弱，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大型武器装备全靠进口，对外贸易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在政治上，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代表先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几度被置于非法地位，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地方豪强号令一方，加上北洋政府时代的遗老势力，统治集团的政治动员力非常低下，也为日本扶植傀儡政权提供了现实可能。军事上，军队由过去的各路军阀整编而成，武器装备落后，制式杂多，且主要依靠进口，维修、保障困难；现代空军、海军建设才刚刚起步；士兵文化水平低，军事素质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富有战斗力，但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损失惨重，到1937年8月，红军总兵力只剩下5.63万人，其中八路军4.6万人，新四军1.03万人。

另一方面，中国弱中有强。

第一，中国是个“大国” ，对于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是地大，在军事上具有巨大的战略运作空间，能够在空间上运动敌人、分散敌人、弱化敌人。二是物博，巨大的国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能够为战争物资的生产和国家财力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通过向苏联、美国、英国出口大量重要工业原料、战略物资，获得了购买国外武器装备所需的大量外汇和贷款。三是人多、兵多，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人口是日本本土人口的7至8倍，巨大的人口数量能够提供足够的战斗兵员和劳动力，只要把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第二，中国在近百年的反侵略民族解放运动中积累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正反两方面锻炼了中国人民。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她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腐朽邪恶势力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它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能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战争。第四，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对内能唤起全军全民的团结，对外能激起日本人民的同情，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力量的声援和帮助。正是这些使中国抗日战争通过持久战就有了“最后胜利的可能性”。通过科学分析中日战争力量的强与弱，毛泽东得出结论：“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中日之间的强与弱是能够转化的，但转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必然造成持久战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须采取持久战才能取得胜利的基本根据。实现由弱变强的转化，中国必将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努力，并且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抗日战争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图片来源：新华社）

抗日战争正确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是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建立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起全中国人民，打一场人民战争，“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建立起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动员起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反法西斯力量来声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日本就成了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

抗日战争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是坚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与战术。毛泽东深刻把握以强胜弱的战争基本规律与革命战争以弱胜强的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科学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这场以弱胜强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日军是侵略者，必然包围我们，日军是外线作战，我军处于内线作战；日军的侵略战争必然采取进攻战，以达到消灭我们和占领我国土的目的，我军则是保家卫国的防御战；日本依仗强大的军力志在速战速决。毛泽东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战略，我们必须采取“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基本方针，前者是战略指导方针，后者是战场作战方针。这一方针的绝妙智慧在于：“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其核心精神是辩证处理防御与进攻的关系，战略上的防御不能消极“防”，更不能“拖”。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只有通过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无论是消耗战还是歼灭战，“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实现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

为了有效实施持久战，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场以弱胜强战争的进程以及不同阶段的作战形式运用进行了精心谋划，成为持久战出神入化的战场实施方略。毛泽东设想，抗日战争必须也必然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敌人异常强大，进攻猛烈，我将失去一部分国土。我军的作战形式应当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中国国土广大，通过运动战调动、分散、弱化敌人，择准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之敌、分散之敌，消耗敌人之兵力、财力、物力、心力，逐渐挫败敌人进攻之锐气。

第二阶段为战略相持阶段。敌人经过第一阶段的进攻和占领，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加上消耗，守住已占地盘决定了它的战略进攻的终点。这一阶段我军的作战形式应当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辅助。除一部分正面防御部队外，大部分兵力转入敌后，大范围地分散配置，依托敌人未占领区域，军民协同，向敌人占领地发起广泛的、猛烈的游击战争，尽可能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之，大量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使敌由强变弱，由优势变为劣势，由主动变为被动。这将是抗日战争最惨烈、最痛苦、最漫长的一个时期，经济困难、汉奸捣乱、悲观情绪、妥协论调，都将成为很大的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熬过去，它就成了“转变的枢纽”。

第三阶段则是我组织战略反攻、收复失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对处于强弩之末而又负隅顽抗之敌实施大规模、长战线的猛烈打击，收复失地，最后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三个阶段，以期实现战争态势的战略预期：“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毛泽东断言，“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历史完美兑现和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预测和预期。

毛泽东以非凡的军事视野和战略格局，对抗日战争这场以弱胜强战争的战场形态作了战争史上匪夷所思的战略构想与布局。毛泽东认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必须发挥我国地大、物博、人多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优势，以对付日本的国小、物稀、人少、非正义战争的劣势，在广大的战场上布局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灵活协调主力军与游击队、我部与友部、前进与后退的关系，共同构建“形成很多夹击敌人的火线”。在有后方与无后方的关系上，全军均以国家为“总后方”，主力军把作战线伸到敌占区前沿，游击队把作战线伸到敌后，这些派遣出去的部队，表面看没有后方，实际上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又处处是后方，特别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而言，就更是如此。在包围和反包围关系上，敌从外线进攻对我包围，我可以通过运动战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包围分散之敌，同时，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建立反日阵线，形成对日本法西斯的孤立和包围。在大块和小块的关系方面，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但是，除东三省等地外，日本实际控制的只是一些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虽然这些地方也很重要，但还是“小块”，新疆、青海、西藏和日占区广大的乡村、山区是日军鞭长莫及的地区，这是“大块”，这里正是游击战争的稳固基地和大后方，也将是中国首先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这种战场形态，“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它“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中华民族的这一壮举，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正是通过这样的战略布局，彻底搅乱日本的战线，让这头狂暴的战争巨兽，迷困于中国军民布设的天罗地网，烧死在人民战争的弥天“火阵”之中。

毛泽东的持久战论，为把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置于抗日战争这场以弱胜强战争的全局和战略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是人类军事思想上的重大创新。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写道：“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虽然抗日战争的前后两个阶段都以正规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但在漫长的、艰巨的中间阶段，当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后方的时候，如果不能通过广大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从后方牵制、袭扰、消耗、歼灭敌人，我正面主力部队的压力、损失必然巨大，战略相持局面难以实现，继续抗战恐将动摇。建立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在广大的国土上开展游 击战争，毛泽东认为这就好比围棋的“做眼”，做好一个眼，活子一大片。在这个意义上，“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如此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同样，在人类战争史上没有人对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比毛泽东想得更透，做得更好。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图片来源：《延安日报》）

军事理论是人类知识体系中实践性最强的理论之一，脱离战争实践的“纸上谈兵”是难以战胜敌人的。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论，根源于他对长期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创造性发展。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所面临的力量对比态势与抗日战争这场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对比形势具有相似性，决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必然具有相似性，一句话，都是以弱胜强的战争。毛泽东分析道，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政治统治有薄弱环节，给予共产党及其军队以巨大的战略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革命的敌人十分强大，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十分弱小，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将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高形式”；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影响使中国统治集团不统一，为共产党争取进步力量提供了可能。中国革命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战略与战术：“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论，其全部军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处理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辩证关系，从而绝妙地把革命战争战略上以弱胜强的特殊规律与战役和战斗上以强胜弱的战争的一般规律统一起来，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明确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总之，毛泽东创立的军事指导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既体现了战略上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指导的特殊规律，也遵循了战术上以强胜弱的所有战争指导的普遍规律，它既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取得了阶级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对中国人民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堪称以弱胜强战争指导的经典教科书。这是历史上任何军事家都难以比肩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遭遇空前挑战，未来仍将风狂雨骤。挑战者和应战者都不应忘记：一个创立并成功实施了以弱胜强军事理论及其战略与战术的政党、民族、国家，在未来征程中，将具有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强敌的底气、胆略和智慧。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提毛泽东创立持久战论的时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