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性格特征为人所知，他一向言语不多，面容冷峻，似乎对欢乐的社交活动并无兴趣。他不喜舞蹈，不爱应酬，甚至对交际与请客也没有热情。在处理与下属的关系时，林彪同样是秉持公事公办的原则，绝不热络寒暄，甚至连“同志”这样的称谓都不愿使用，总是直呼其名。在进行工作交流时，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不拖泥带水。
在日常交往中，林彪往往面无笑容，不愿与人打招呼。然而，当他遇到李福泽少将时，这种态度却有所不同。每年，林彪都会去广州冬休，因此他总能与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李福泽相遇。每当看到李福泽，平时一脸冷峻的林彪总是露出笑容，与他问候道：“有没有什么事情啊？”若李福泽回答“没有”，林彪便会主动邀请他：“来我家玩玩。”而若李福泽说“有事”，林彪则会笑称：“没有事时来我家玩玩。”
那么，林彪为何对李福泽如此青睐？李福泽究竟具有什么独特的才能？
众所周知，解放军的创始将领多为贫困家庭出身，很多人文盲。在参军之前，甚至连扁担的“一”字也未必识。然而，李福泽则与众不同，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并且是一名复旦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因此，他成为了解放军中少有的“大知识分子”。
虽然我军是为贫民打天下的队伍，但其中也不乏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者。例如，著名的“农民运动之王”彭湃，他的家庭在海陆丰地区算得上是顶尖的大地主。李福泽出生在山东昌邑，家中的祖父是当地的巨富，拥有超过300套的不动产。后来，他的祖父带着巨资前往青岛发展，成为当时青岛啤酒厂的一名大股东。
李福泽的成长条件优越，从小生活富足，几乎没有过得穷日子。他8岁时便进入私塾，16岁因成绩优秀进入北京汇文中学继续学习。那时，他一年的生活费高达500大洋，相当于如今的几万元。
21岁时，李福泽考入了上海大厦大学（后改名为上海师范学院），主攻经济专业。然而，因个人原因，他未能完成学业，随后报考了著名的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显然，他的父亲是希望将他培养成未来的商界精英。然而，让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李福泽却选择了投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在上中学时，李福泽已经参与了由进步青年组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复旦大学时，他积极参加并推动共产党的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
当时，日军已侵占东北，并向华北蔓延，李福泽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深表不满，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在快要毕业之际，卢沟桥事件爆发，他满怀救国热情，毅然选择从学业中退出，投笔从戎，前往红色根据地延安。在延安，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在党组织的指派下奔赴山东开展工作。
初入山东的李福泽面临资金不足、装备短缺的问题，于是决定发电报给父亲，谎称自己出国留学需要费用。父亲毫无防备，慷慨寄钱给他。拿到这些资金后，李福泽回到家乡，利用家中仅有的四杆破枪，成功组建了“山东八路七支队”，并自任队长，开始踏上抗日的征程。
尽管李福泽是大学生，但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书生气，性格倔强，看到不公之事便会愤怒痛斥。他的战斗伙伴是四纵司令胡奇才，这位领袖与李云龙有几分相似。而李福泽则像另一个赵刚，既有学识，也能在冲突中争辩、战斗。故乡人至今仍记得他出战时的样子，一边别着枪盒子，一边装着酒瓶，打仗间闲暇时总爱痛饮几口。
因此，胡奇才也盛赞李福泽：“李福泽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是文化人，但他在战场上勇敢果断，智慧灵活，完全是一个会打仗的文化人。”
在游击战斗中，李福泽如鱼得水，表现出色。1939年，他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的团长。在同年9月，他带领部队参与了淄河的反顽战役，凭借勇猛的作战风格，成功攻占了18个重要山头。
1940年10月24日，李福泽率队进入临朐县，扎营于五井一带，号召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组织生产，同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当时驻扎在临朐的日军人数超过100名。24日深夜，日军联合伪军共计近300人，趁着夜色悄然逼近我军驻守的五井镇，企图对李福泽部进行一次致命攻击。
与我军相比，日军同样擅长夜间作战，战况瞬息万变，面临着极为紧张的局势。在枪声的轰鸣下，李福泽猛然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突如其来的敌袭，他并没有失去冷静，而是仔细聆听着四周的战斗声。他很快捕捉到，从东门传来的射击声清晰而响亮，而北门的枪声则较为“闷钝”。李福泽立刻判断，东门进攻的敌人是日军，而北门的袭击则来自伪军。经过几轮交火，他发现伪军的作战积极性相当低下，因此他们的枪声总是显得乏力而沉闷。
为了根除敌人，必须先削弱其辅助力量。李福泽迅速做出决策，先用少量兵力对日军进行牵制后，集中主要兵力攻击伪军。临朐县独立营的援军也迅速赶到，经过激烈的战斗，伴随着我军高声喊出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才不给鬼子当炮灰！”伪军的士气愈发低沉。
许多伪军士兵都是被日军和汪伪政权强征而来的，内心缺乏斗志，他们只是被伪军军官胁迫才与我军对抗。在我军的炮火和手雷攻击下，伪军的指挥官迅速阵亡，眼见形势不妙，伪军士兵纷纷向我军投降，交出了武器。
在解决掉伪军后，李福泽转身进攻东门的日军。这时，日军凭借其装备的优势已经深入城内，危机四伏。此时，李福泽亲自带领部队发动反击，他指挥战士们将机枪架上城墙，并以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冲击敌军。在如此密集的弹幕下，即使以凶猛著称的日军也被迫退却，只得退回莲花山及东门附近的区域。
然而，李福泽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紧随其后，向敌军占据的制高点发起攻势，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在清除掉最后几名顽抗的敌军后，经过17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五井歼灭战终于落下帷幕，成功击杀、击伤和俘获日伪军共计300余人，包括日军中队长木模、小队长岩井以及石日等40余名官兵，更缴获重机枪、轻机枪和八二迫击炮等战利品。
从整体规模来看，五井战斗并不算巨大，但在抗战初期却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同时也极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战后不久，《大众日报》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中特别称赞这场战斗为“山东抗战两年来的最为模范的战役”。
在几年的抗战中，李福泽不断带领部队袭击敌军，令日伪明感草木皆兵。进入抗战后期，毛泽东号召全体八路军和新四军展开对日军的全面反攻。李福泽所在的鲁中军区随后发起蒙阴战役。在这场战斗中，李福泽派遣侦察队潜入城内，利用炸药炸毁城门，随后发动猛攻，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成功解放了蒙阴城，打通了沂蒙区与泰南区之间的联系。
到了1945年8月，李福泽又参与了山东军区的最后反攻。作为山东军区野战兵团第三师的参谋长，李福泽带领两个团的战士进攻到济南市郊，几乎解放了这座重要城市。
抗战结束后，李福泽根据中央指示，随大部队从龙口登船，横渡海洋，向辽东半岛进军，进一步挺进东北。起初，我军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面前遭遇了重大损失，立足未稳。四平战役后，林彪率队退回松花江。然而至1946年下半年，林彪逐渐整顿了部队，带领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反攻。
1946年11月2日，新开岭战役打响。我军与敌军斗争了两昼夜，双方都已十分疲惫。增援的号称“虎师”的新22师已由草河口抵达双岭子附近，其他敌军分别占领了通化、宽甸及安东。在沈阳，敌军飞机向25师空投弹药，并投递了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杜聿明致25师师长李正谊的信件，要求他坚守阵地，等待支援。
在这样的一个关头，我们面临着继续作战还是撤退的选择。战斗尚未结束，决策的时间与局势的变化交织出严峻的考验。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士兵们的命运与整个战局的发展，我们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决定着未来胜负的关键。
在当时，李福泽担任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的旅长，参与了一次关键的作战会议。经过紧张而深入的讨论，李福泽和第四纵队的指挥层一致认为，如果不坚定决心消灭敌军，将可能导致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影响辽东的战局。因此，他们决定，即使面临牺牲，也一定要铲除敌方的第25师。
经过权衡，第四纵队决定全力出击，与第25师展开殊死搏斗。在此次战斗中，李福泽带领部队奋力冲锋，最终在辽宁宽甸县西北成功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敌军8900余人，并俘获包含敌师长在内的5800多人，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场战斗中全歼敌整师的历史先例。
在随后的夏季攻势期间，李福泽升任安东军区副司令员，积极主持各个分区的武装斗争。他带领部队相继攻克安东、宽甸、怀仁和凤凰城等重要城市，为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1948年9月，作为第四纵队的参谋长，李福泽参与了决定性的辽沈战役。那时，我军正全力以赴准备对锦州发动攻击，力图切断数十万国军的退路。蒋介石方面为确保华北与东北之间的通道，集中调动了11个精锐师的兵力，并在海空军的协调下组建了所谓的东进兵团。塔山成为阻击东进兵团的关键所在，因其作为锦州的入口，决定了整个战局的发展。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林彪面临重重压力。他一方面要求围歼在锦州的敌军指挥官范汉杰，另一方面又要抵挡东进兵团的进攻。林彪作战向来求稳，尽可能避免硬拼和消耗战，但在塔山战役前，他发出了极为严厉的指令。
林彪曾直言，守住塔山相当于胜利就已经占了一半，塔山绝不能失守。若不能攻下锦州，他要负全部责任；而若无法守住锦州，责任也将落在他的肩上。林彪一番话尽管看似平常，实际上却透出一丝凛冽的杀气，这表明他这次是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
尽管林彪本人没有亲赴塔山前线，他却派出了被称为“一人可抵十万大军”的苏静前来。他对李福泽说：
“林总让我来，只允许观察，不许插手四纵队的指挥，并要随时将消息上报给林总。”
苏静获得了超越指挥权的特权，若一旦发现塔山守不住，他可以直接发电报，也不需要四纵队的批准，甚至无人可审查其电报内容，随身还带有译电员。
显然，即使对于如林彪般的军事才俊，能否稳守塔山仍没有绝对的把握。
1948年10月11日，林彪命令第四纵队开赴塔山前线，立刻布设防御工事。然而，胡奇才和李福泽抵达塔山后，了解到这并非一个易守之地。所谓的塔山，基本无险可守。
塔山实际上海拔仅59米，周围也没有险峻山峦，真正的地形仅是一个小小的山丘，村落散落在旁。南边的饮马河将敌我分开，而敌军的高度优势则使得塔山防线面临极大挑战，整条防线自东至西长达30公里，这显然让人难以防守。
次日，胡奇才和李福泽再次视察，他们意识到虽然塔山本身没有天然屏障，但却成为了穿越敌军的要塞，尤其是锦榆公路上的塔山村，更是这主要通道的关键。为了避免面对正面攻击，他们决定利用临时工事和村落房屋，人工搭建防御体系，务必将敌军的进攻阻碍住，坚决不能让敌人突破。
作为第四纵队的参谋长，李福泽全权负责战斗方案的制定与人员配置。他的行事作风果断有力，因而在部队内外享有盛誉，不少官兵称赞他是雷厉风行，甚至对违反命令者毫不留情，公正而严厉。但面对这场关系到辽沈战役及整体解放战争根本局势的关键战役，李福泽当然也不敢掉以轻心。
为全面检验阵地的坚固程度，胡奇才下令炮兵向新修建的工事轰击，检验防阵的可靠性。若连自家的炮火都无法抵御，又怎能期待挡住敌方陆军强大的火力攻击，尤其是来自海面的重庆号军舰的153毫米重炮？
在胡奇才和李福泽的指导下，塔山和白台山的野战工事终于顺利完工，承担起塔山地区阻击战任务的解放军主要由四纵、十一纵及热河独立四师、六师和炮兵旅组成。换句话说，东北解放军以八个师的力量来支持这场战斗。然而，相较于拥有军舰和飞机支援的国民党，我军在火力和人数上完全处于劣势，形势极为严峻。
战役一方急需强攻，另一方竭力坚守，双方的冲突将不堪言表。
10月10日，塔山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战争的第一天充满惨烈，面对我军固若金汤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国民党东进部队的伤亡人数高达1174人，而我军也有319人伤亡。
到了第二天，双方在阵地上接连交锋，始终未能平息，阵地数度易手，人员伤亡惨重，国民党东进兵团的伤亡越来越高，达到1300多人，而我军的四纵也为此付出了563人的代价。
国民党发现久攻不下，于是在13日发动了空前绝后的强攻，此次主攻部队便是以“赵子龙师”著称的独立95师。这支部队实力雄厚，战斗意志无比顽强，进攻时以团为单位，每个营轮番上阵，营连军官手持手枪呼号尔前，士兵们则端着配有刺刀的步枪，身上缠满了手雷。
第一波攻击遭遇挫折，第二波攻击如潮水般涌来。士兵们奋勇向前，前方倒下的人会被后方的战士堆成沙包，继续向前推进。尽管如此勇敢的跃进，经历了一次次冲锋和排山倒海的攻击，95师依然未能攻克我军阵地，最终遭到惨重打击。
14日，停泊在渤海的重庆号舰艇突然轰鸣。153毫米的巨炮齐发，炮火轰鸣震耳欲聋，塔山被炸得摇摇欲坠。仅仅一发炮弹，就能让四纵损失一个连的兵力。恰因担心搁浅，重庆号选择撤出战斗，但敌军的攻势依然未见减弱，国民党的空军随即飞至天际，投下数以千计的炸弹。
在海空军配合之下，国民党的攻击再度形成潮水般的攻势，然而，塔山的阵地如同铜墙铁壁，始终未能突破。
经过六天六夜的血战，国民军尸横遍野，伤亡人数更是超过6000人，整座塔山仿佛被血水所洗涤。经过3000多人的牺牲，四纵最终成功守住了塔山阵地。战后，参与这场血战的重要人物李福泽感慨道：“塔山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四纵官兵的英勇奋战，我只在其中起了微薄作用。”此次胜利为辽沈战役的全局奠定了基础。随着锦州的攻陷，围歼关外国军的局面已成为定局。
此次塔山战役之后，年轻有为且功勋显赫的李福泽逐渐引起林彪的关注，这也是林彪后来对他青睐有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福泽被称为“三八式”干部，这一称谓源于抗战初期，即八路军获得称号之前。自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这一段时间涌现出一些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爱国者，他们投身革命，并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被统称为“三八式”干部。
虽然李福泽的资历较浅，一般情况下应被授予大校军衔，然而由于他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最终被特许晋升为少将军衔。在国家导弹基地组建之际，李福泽获任副司令。因为导弹部队是高科技的军种，需要专业背景的人才，李福泽的任命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基地建设的过程中，李福泽通过刻苦学习，将自己从一个对导弹技术一无所知的普通将领，培养成了一位深谙导弹技术的专家。他以不懈的努力和对知识的渴望，在十多年期间，不仅成功指挥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中程导弹、核导弹和远程导弹的发射，还领导了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升空，确立了他在国防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李福泽在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牺牲，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上，他对家人的关怀显得尤为不足。
李福泽的儿子曾经回忆道：“我几乎不记得他有过真正的假期或休息时间。我们家在北京不过是几个孩子的简单寄养所罢了。即使他回家，也像是过客一般匆忙。记得有一年，我放学回家时，听说父亲回家了，晚饭时见了他一面，他交代了家用钱给保姆，随后又被车接走，没多久又走了。”
李福泽的妻子则是一名团职干部，始终在他身边默默支持。然而李福泽始终没有让她晋升，也不允许她穿上军装。她的战友们竟都升为军级干部，而她依然是没有军衔的地方干部，还没有军队的医保。对此，李福泽曾直言：“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身为一把手，所以你不能穿军装。”
时光荏苒，1996年，李福泽因肺炎离世。据悉，追悼会当天前来的人数超过1000人，其中不乏百余名将军以及众多知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现场交通几乎瘫痪，八宝山工作人员表示，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将军追悼会。
李福泽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安放在酒泉东风基地，让他能时刻见证祖国的火箭不断升空；另一份则埋在塔山，他的骨灰与已经牺牲的四纵同志和七位将军共处。从一位光辉的名将到“两弹”事业的指挥官，李福泽无愧于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他那理想的追求将永远穿越风雨，染红信仰的旗帜，响彻人生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