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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大一统思想如何孕育、发展、历久弥坚？各民族何以团结融合，多元如何聚为一体？如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发声。8月1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对外展出。展览以1500余件文物古籍，向观众展开了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长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容器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先民创造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体系中均可以找到陶器的身影，陶器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此展览中，陶器作为一类重要文物，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创造和利用陶器的国家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世界范围内有6个早期陶器发明中心——中国南方、中国北方、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西亚和北非，中国占了两处。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和交叉断代可知，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距今20000-19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制品。我国南方发现早期陶器的遗址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8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2000年）、桂林庙岩遗址（距今15000年）和临桂大岩遗址（距今15000-1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10000年）等。我国北方发现早期陶器的遗址包括：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尚义四台遗址，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遗址，河南新密李家沟、许昌灵井遗址，山东沂源扁扁洞、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吉林大安后套木嘎、白城双塔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也集中在距今13000-10000年。整体来看，我国早期陶器的发生与初步发展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0-9000年之间，出现在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转变过程中。这一时期正处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逐步结束、冰后期开始的阶段，干冷向暖湿的频繁变化是气候的主要特征。在生存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情况下，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更高的能量获取方式和食物供应模式来维系生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不同地区的先民利用粘土遇水可塑、遇火定型的特性，有意识地将泥土捏塑出一定形状，陶器也就应运而生。作为火、土、水结合的产物，陶器具备耐火而又不融于水的特征，为食物的烹饪提供了空间和热的传导。陶器发明后，掀起一场熟食革命，既能够帮助先民将生食改进为熟食，又能够进一步通过熟食改变人体的饮食结构，对于人类的身体成长与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我国南方，螺、蚌等水生资源也可通过陶器烹煮，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补给和营养。可以说，早期陶器的诞生，是先民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也是在资源利用、技术探索、文化传统之下的一种创举。自诞生之日起，陶器就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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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鲵鱼纹陶瓶 新石器时代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
陶器在中华大地诞生后，逐步融入中华先民的生活，成为我们如今了解和探索史前人类生活、文化与历史进程的主要遗存。
随着历史的推进，器类愈发丰富、应用更加广泛，陶器不仅成为史前时期重要的生活用器，还作为礼仪用器等，被先民创造性地赋予更多意义。其中，尤以在陶器表面饰以各类纹样和彩绘的彩陶为突出代表。在距今9000年左右，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在上山文化中期出现，主要有乳白点彩和条纹红彩两种纹样。彩陶的出现表明，史前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陶器进行装饰，有了一定的审美观念，是将生活用器赋予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各类丰富多样的彩陶在中原大地风行，缔造史前艺术浪潮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彩陶多彩的图案、精美的纹样、和谐的色彩和流畅的线条，充分展现出史前先民赋予生活以艺术的创造性。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各类彩陶纹样主要反映了先民对生活的记述和凝练，既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纹样，又有一些象形图案，其中以鱼纹最为典型。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抽象，彩陶纹样逐渐演变为规范的几何形态，这也体现出先民在形象艺术上概念化的创造能力。随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的纹样又有了新的气象。一方面纹样的内容更为丰富，对称和重复排列的各类纹样形成繁复多元的几何纹饰。比如，由各种直线、曲线和弧线构成各类基础几何形态，进而勾连出弧线三角、钩叶、垂弧等连续状花纹。另一方面，彩陶分布范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外扩，不仅在豫西晋南、关中地区和甘青地区形成较为相似的典型仰韶彩陶风格，同时还对江汉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海岱地区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彩陶文化一时覆盖了半个中国，成为中华文明滥觞时期的重要元素，彰显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艺术成就。庙底沟时期结束后，彩陶并没有衰落，相反在不同地区形成了更为多元、更具创造性的彩陶风格，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点鲜明、内涵丰富，尤具创造力和创新性。马家窑文化承继仰韶文化的彩陶风格，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既有利用线条图案化的动物形象，又有抽象对称的几何纹样。总的来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繁密、纹饰精美、构图复杂、回旋多变，色调和谐又热烈，是史前彩陶艺术的一座高峰。从源自生活的象形图案，到抽象化的几何纹样，再到反映宇宙观、世界观的太阳纹等，彩陶纹样逐步图案化、规范化、抽象化，不仅体现了史前社会的种种生活面貌，也反映出先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在艺术上的创造力。随着时代的演进，陶器制作技术也不断进步、逐步成熟，从直接捏塑、泥片贴筑、泥条盘筑发展到模制轮制。新石器时代末期，迎来了制陶工艺的巅峰——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蛋壳陶制作精致、造型独特，器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蛋壳。通过现代工艺复制程序可知，蛋壳陶在制作伊始就选用多次淘洗、去杂、沉淀的精细陶土，利用快轮拉坯分段制作再粘结成型，入窑烧制前还需对窑炉进行预热，以防过薄胎体因受热不均而破碎。蛋壳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陶胎极薄，最薄可达0.2毫米，这是现代手工业技术都很难达到的水平。因其胎体极薄，蛋壳陶对制作工艺有极高的要求，比如在拉坯成型时不仅需要高速转轮，而且要极其平稳，否则难以直立成型，这需要陶工的操作手法熟练且细致。蛋壳陶也因成品率低、生产周期长、耗费成本高而显得弥足珍贵，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这些轻薄素雅的陶器多见于大型墓葬，应是一种重要的礼器。![]()
▲锯齿旋涡纹陶壶 新石器时代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
从制陶的各个程序来看，蛋壳陶都显示出极高的手工生产技艺，凝聚了从陶器诞生以来的制陶智慧。可以说，蛋壳陶的发明创造，是史前先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凝结出的智慧结晶，是史前文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与先民创造力的重要体现。
从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陶器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随着环境变化、社会发展和技术成熟，陶器的形制和功能更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类陶器的不同组合形式亦趋丰富，体现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创新性。陶器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是史前社会文明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和形制上的复杂演化，不仅是对社会生活需求的功能性适应，亦是早期中华文明在手工业生产和精神文化领域不断创新与突破的重要体现。为了获得足够的温度，史前陶工不断摸索和改进烧成方法，由最初的平地堆烧发展到平地封泥烧，再逐渐发展到后来半地下式的横穴窑和竖穴窑，即开始出现固定的陶窑。通过反复实践，先民认识到将窑床固定，可以大幅提高烧成温度，并提高燃料使用效率。陶器的高温烧制技术、陶范铸造工艺和拼接制陶理念，也成为后来青铜冶铸业中铸铜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陶器在中华大地诞生之后，不断演变发展，以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文化体系，是史前文明从形成到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体现。东北地区后套木嘎遗址一期遗存所见的筒形罐，后来与之字纹结合，构成辽西地区兴隆洼至红山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对朝鲜、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北方地区南庄头、东胡林、转年等遗址早期陶器以平底为主，后来为磁山文化等所继承，并发展出陶支脚补足器物本身的功能属性；南方地区仙人洞、玉蟾岩、甑皮岩等遗址早期陶器以圜底釜为主要器类，与后来彭头山等遗址出土器物亦有承续。早期陶器的发展随着更新世的到来而迎来新的图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逐渐形成多支文化系统，以代表性陶器概括，则包括中原的彩陶文化圈、东方的用鼎文化圈、北方的筒形器文化圈和长江流域等诸多文化圈。新石器时代晚期，各个文化支系不断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其中尤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晚期黄土高原的诸多遗存、江汉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最为突出。这些文化体系在史前中华大地竞相迸发绚烂的光芒，同时又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长期的互动与交流中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进入历史时期，陶器迸发出更多光彩，烧制技术更先进，种类更趋丰富。夏商周时期，技术方面的突破使印纹硬陶、原始瓷应运而生，为从陶向瓷的升级打好基础；殷墟、周原等都邑性大遗址所在地出现专门的制陶工业园区。器类方面，仿铜陶礼器等新的器类出现，建筑类陶器增加。汉唐时期，在技术方面，铅釉陶等出现；在器类方面，除饮食器、贮藏器等生活用器，还有砖、瓦、瓦当等建筑用器，各类模型器、家禽家畜模型、陶俑等陶明器；秦砖汉瓦等建筑类陶器成为时代标志，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唐三彩也是这一时期陶器的代表。汉唐及其后，瓷器大兴，成为陶瓷手工业的另一新高峰，开启中国作为瓷器之国的时代。![]()
▲“辽三彩”直接承袭和模仿“唐三彩”，成为中华陶瓷文化传承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后排文物从左到右依次是：三彩刻划牡丹纹执壶、三彩划葵花双系罐、绿釉敞口瓶。（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
▲三彩钵 辽代 首都博物馆藏。（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
陶器是破译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一部中国考古史，也是一部陶器研究史。陶器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南北方早期陶器的诞生早于农业的发生。可以说，陶器的发明创造，为史前先民转向定居、发展农业提供重要条件，也为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提供重要基础。在史前社会的漫漫长河中，陶器伴随着中华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整个过程，是我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陶器是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陶器在形制上丰富多彩、技术上不断突破、艺术表达上多元系统，融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反映出古代文明的基本形态。陶器的发明、传承和演变的脉络，亦是史前先民因地制宜、应时而变的过程，在理念上因时顺势、立足实际，同时兼容并蓄、传承有序，在继承中创新，在融合中突破。一部中国陶器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创新、连绵不绝的活态发展史。从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到创造出彩陶、白陶、蛋壳陶，及至印纹硬陶、釉陶，直到瓷器的诞生，先民不断积累、发明、创造、扬弃，革故鼎新。应当说，陶器的发明源自于实践需求，又不断发展创新应用于实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前排左：绿釉龙纹瓦当 金代 首都博物馆藏；前排右：定窑绿釉矮领罐 金代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从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到“高精尖”技术的蛋壳陶，先民制陶技术不断进步提升。仰韶文化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盆、庙底沟时期的花瓣纹彩陶、汝州阎村的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大河村的彩陶双连壶、马家窑文化的多人舞蹈纹盆、陶寺文化的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先民创造出的代表器物，无一不是时代的精品。它们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明印证。（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7月7日，作者：王涛、崔明旻，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以上内容为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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