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童年的阴影，我童年的阴影却不同寻常。
七十年代上海农村流行一种手工钩线编织，打我记事起就看到母亲白天出工，晚上在油灯下用钩针编织线帽，因为是用白线钩的，帽子白白的，戴在脑袋上光秃的样子，非常难看。
小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谁会戴这么难看的帽子，好在现在有神奇的百度，度了很久，才知道这种线帽叫：瓜皮线帽，百度上说是少数民族戴的，具体不太清楚。
上图的线比较粗，我小时候的更细，钩编起来就比较慢
那时候，农民产的粮食首先要上交国家的公粮，然后留下各种储备粮和种子，余下的粮食批给每个人每天定量的口粮，剩余的就是余粮，就要上交了。
农民没有任何收入，生产队年底会有分红。是按工分来计算的。但是这一项也不是纯收入。还要扣除全年分配的口粮费用，人口少的家庭。年底分红甚至是负数。
大量农民在一年内几乎没有任何进账，只能通过种植少量蔬菜和养殖少量家畜家禽，进行售卖供应日常的消费。
而钩线编织成了农村妇女贴补家用重要的经济来源。
钩线的钩针棒非常的细，头部有很小的钩子，一般都是工厂的老师傅用锉刀，细砂皮等工具手工做出来的。
根据线的粗细不同，钩针的钩子大小不同，能钩织出来风格迥异的物品。
钩针的好用与否决定钩织的速度，在针棒的另一头如果缠上一块海绵，钩线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运针如飞的感觉，还会发出“嗒嗒”的悦耳的声音。
我长到七岁，还没上小学一年级，母亲就教会了我和妹妹学钩织瓜皮线帽。
我钩帽顶部的部分，妹妹负责中间主体部分，最后由母亲外围收边。线帽钩完以后为了定型，母亲会喷上一些水湿润一下，再对折起来用尺量宽度和高度，只有符合要求的线帽，收购站才会接收。
每个线帽的价格不到一毛钱，我和妹妹寒暑假需要织满100顶以上才够开学的学费。
钩编这种手工活在我们村不是女性的专利，不管男女，都会。
可见贫穷对金钱的渴望，这种渴望能催生出强烈的行动力。
俗话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
而不做则更穷。
村里面跟我同龄的小朋友，不管男孩女孩都不约而同地学会了这手工活。
除了瓜皮线帽，还有钩线衣、桌布等很多物品，这些技术含量较高，村里只有年龄大一点的心灵手巧的才会。
七岁，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年龄，而我放飞的金色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就被这一根白白的细线缠绕住了。
这根长长的白线也成了我童年内心的阴影。
没有梦想的童年，只有瓜皮线帽。
我哭过，闹过，抗争过。
但这都无济于事，我只能一边崩溃一边坚强。
贪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特别是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相比女孩子要更加的贪玩。而我每次因贪玩不能完成任务，就会遭来母亲严厉的训斥。
因编织的线是从收购站领取的，所以钩织的瓜皮帽每一批都要按时上交。
有一次我因贪玩没有完成任务，不敢回家，躲在了生产队的仓库里，母亲找到了我，我拔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最后我把鞋也跑丢了，母亲生平第一次打了我，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咽下了委屈的泪水，我知道是我太贪玩了；我知道母亲比我还累，她瘦小的身体白天要挣工分，承受农田里繁重的劳作，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钩编。
我没有怨恨母亲，甚至觉得母亲很可怜，因为我年龄还小，并不懂这些辛苦和磨难，那是时代造成的。
以后我也没再贪玩了。
两年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生活才慢慢好了一些。
后来母亲也没再要求我和妹妹做手工编织，让我们专心读书，争取跳出“农门”。
所以很遗憾我也没有练成传说中的钩编无影手。
那时候我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
长大了当一个工人。因为那时的工人就如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