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问题的本质是供给与需求问题。曾经的全球化下，供给水平分工，工业生产基地不断从欧洲、北美转移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研发与生产逐渐分离。欧美供给技术秘密、知识产权、品牌，亚洲供给最终产品，欧美的供给是亚洲生产的前提，亚洲的生产满足欧美的消费。
无论欧美还是亚洲，不同的供给其实都是过剩的。全球化下的水平分工，导致欧美的研发并不只是为了自身的需求，也导致亚洲的生产并不只是为了自身的需求。换言之，曾经的全球化下，无论是欧美的“高端服务业”，还是亚洲的“制造业”，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本土的需求，而是在满足全球的需求。
区别在于，欧美的需求从“价值”而言更大（更贵），亚洲的需求从“数量”而言更多（但更廉价）。这是因为：
1、当欧美跨国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时，研发性投资的回报更高（有钱的企业更多）；
2、欧美right体系下普罗大众的劳动收入博弈能力更强（有钱的老百姓更多）；
3、尖端研发创新可以降低贸易时对汇率的依赖，货币强势地位相对稳定（钱更值钱）。
但全球化出了问题，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平等。所以再全球化兴起（《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
再全球化的特点包括：
1、欧美尤其美国的去工业化反思，最终变成选票力量，导致希望恢复本土生产，外包趋势减弱；
2、东亚从产业链下游往上走，从单纯的外包生产，逐渐过渡到技术进步和品牌形成。
上述两个趋势打破了曾经的水平分工，形成了欧美与亚洲的直接竞争。第一次直接竞争是1970-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第二次直接竞争是韩国替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崛起时期，因为赶上了美国引领的科技革命，所以较不明显；第三次直接竞争是当前的G2博弈时期。
水平分工打破后，由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从单纯生产走向了研发与品牌，且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综合成本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导致欧美与东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快速逆转。
在竞争激烈的产业，随着东亚品牌的崛起，东亚本土的需求更多由本土品牌去满足，欧美对应这部分需求的外包生产过剩了，相应的，这部分来自海外的利润下降，如果没有其他地区的海外收入和利润增量，将会影响欧美本土的研发投入（“来自中国的支票停止了”），也即，对应全球生产的研发其实也过剩了；也就是，越依赖中国大陆市场需求的跨国企业，越存在本土研发和生产过剩的可能，这些企业背后的就业将会持续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欧美与日韩跨国企业磨合了将近三十年，终于在全球化上取得彼此包容，当再次面临来自中国大陆的“冲击”时，自然会倒向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就业的背后是选票。这就导致，以全球化为目标的中国大陆新兴产业，希望进入价值更高的欧美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
上述导致，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大陆，都出现了彼此过剩的情况。欧美排斥中国大陆有竞争力的新兴产品有其本土原因，再全球化更加强调本土生产以维持本土就业，也更加强调所谓供应链多元化以维系供应链安全，从全球化来看这是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第一这个诉求的，自然会导致欧美大量跨国企业的成本高企。成本更高，收入减少，企业承压，但维持民众高福利是前提，这是欧美通胀的主导因素之一。
中国大陆的产能扩张因体制因素更加短平快，但在预期更有价值的海外市场不断受限，只能不断通过卷价格去应对高关税和其他贸易保护政策。成本要不断压低，产业链上下游员工收入难以大幅增长，本土需求的价格提升难以通过居民收入增长去完成，不得不更多依赖于泛财政投入。但时逢基建地产过剩的债务重组期，地方财政投入受限，导致困难重重，通缩趋势因之而生。
为何都是过剩，一边成为了通胀因素，另一边却成为了通缩因素呢？根本原因在于，曾经的超级全球化阶段，中国大陆的生产是压低欧美通胀的主导因素之一。而再全球化，对欧美本土而言，恰恰造成了对中国大陆生产的去依赖，也就是欧美主动去除了压低通胀的中国大陆因素。实际上，作者曾经介绍过，英国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在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中已经提及了中国大陆人口结构变化将必然导致的欧美出现通胀趋势，也就是，即便没有再全球化问题，欧美也会面临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品价格越来越贵的情况，因为老龄化会带来人工成本的不断提升，而应对老龄化的社会福利提升也最终会转化为企业成本。但可能出乎Goodhart意料的是，还没等来中国大陆产品价格的大幅提升（甚至正好相反，变得更加便宜），来自欧美本土的就业压力诉求出现了，以另一种形式开启了欧美主动“追求通胀”的进程。
虽然欧美不少跨国企业因为中国大陆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品牌化而导致营收利润受到负面影响，但其母国本土民众在通胀之下的福利诉求反而还在增加，欧洲部分企业工会在企业发展预期不明的前提下，还在追求20%甚至30%以上的工资收入增长，企业还不得不考虑这些诉求。这显然已经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了。
对中国大陆而言，因欧美需求不及预期而导致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通缩趋势是比较传统而更易被理解的。欧美企业在中国大陆预期减弱，采用的对策是开发其他新兴市场，中国大陆企业也希望通过开发欧美之外的新兴市场，或者通过欧盟、北美的“关税漏洞”去继续进入欧美市场。换言之，对新兴国家而言，G2或者更广义的“G2+欧盟部分”都对其有拉拢的诉求。不站队就成为了新兴国家的最佳策略选择。
但很容易理解的是，无论是南美还是东南亚、南亚的新兴国家，市场需求的容量都并非G2+欧盟可以比拟，因此欧美或者中国大陆希望通过开发（或维持）其他区域市场来替代彼此在对方市场的损失，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大陆的企业希望通过“转口”来获得继续进入欧美的机会，其实也是对企业家如何理解再全球化的历史和趋势的巨大挑战。Robert Lighthizer在2023年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中详述了美国从1992年《北美自贸协定》（NAFTA）转向2020年《美墨加协定》（USMCA）的来龙去脉，期待通过建厂墨西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这究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还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很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获得答案。
再全球化并非普罗大众或者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是一个企业战胜另一个企业，因为供给的存在价值是以需求为前提，而当前更有价值的需求却在存在贸易冲突的国家。贸易的本质是彼此需求的满足，这个“彼此”，不只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也包括一个国之内的不同群体。当欧美在做一国之内的调整，而愿意承受更大的通胀时，中国大陆再强调自己是一个质优价廉产品的供给者，再强调自由贸易可以帮助欧美降低通胀趋势，这并不能获得对方的认可和感激。当欧美已经做好了中国大陆产品涨价的准备，但对岸仍然愿意通过内卷来压低价格而非对出口价格进行协调时，对方的表现也并不会是感动，而是进一步担忧本土的就业。
外需未来的困难，是肉眼可见的，并非反应在当期的出口数据上，而是反应在上述一系列趋势之中。中国大陆的出海和欧美供应链的调整仅仅是去弥补各自在彼此市场遭遇困难的不足，但这些海外市场难以弥补既存的有价值市场。这不像日本出海的当年，日本出海仍然是可以去到欧美本土，获得高价值回报。
对中国大陆而言，未来真正最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仍然是转向内需。但中国大陆转向内需存在自身的困难和障碍（《需求侧的困惑》）。在基建地产债务重组完成之前，新的基建地产周期难以真正开启，这是抑制诸多行业和就业的最重要内部因素。更加长远和根本的问题则是，是否愿意真正放弃为欧美提供廉价产品而赚取辛苦钱这个为他人作嫁衣的“定位”，是否愿意接受更多的通胀因素来对抗通缩趋势，是否能在这个过程中变革自身的体制去创造性地实现类似right体系下的分配博弈结果，能让更多的老百姓更有钱，能让更多的企业能在本土赚到更多的钱。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