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散步完成了一个地理大发现，以防忘记，我要写下来。
前两天看到巴迪欧谈爱，在散步的时候重听了一下《爱的多重奏》。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在我看来，他提出的爱的理想主义是完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十八世纪以及再往前（直到希腊悲剧）中爱的阴暗面，引诱、支配和统治的欲望、passion三要素（嫉妒、愤怒和痛苦），他将其完全刨除在爱的概念之外，只保留积极和利他部分。
也就是说，在论述爱时，他刨除人性的具体弱点，passion对个体造成的偶然性影响，使之成为稳定、永恒而接近艺术和真理的东西。就像他引用马拉美对诗歌的评论“将偶然凝固成永恒”。
巴迪欧认为爱的本质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和调和。因此可以类比政治，“在共产主义”(communisme)一词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即集体有能力将一切政治之外的差异整合起来。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讲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这并不阻止他们可以参加同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进程，他们的身份并不因此就会成为爱的创造中的障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唯有与敌人的差异和矛盾才是政治性的，不可调和的。但是在爱中，根本不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敌人。”
那么在“博爱”（字面意思“手足之爱”）的政治大前提下，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敌人”和“人民内部”是不存在的。所有人皆为手足，而且这一博爱之情是against borders的，不存在种族、国界、语言障碍，简而言之，就是国际主义。
在1840年代，当时共产主义者已经表达了这一倾向，“ 相互交换现在已成为国际法。 在成为爱国者之前，我们属于人类。”（《独立评论》1842年1月，Pierre Leroux 《论政治》）因此才会有反殖民、反侵略、反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
我们可以认为，在1840年语境下（或至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语境下），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爱的理想主义，“如果集体能够保证内部的平等，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同时也要将最大的差异整合到自身之中，并且对身份进行严格的控制。”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最接近博爱乌托邦的政治理念，在20世纪的实践中会导向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威权？
如果从巴迪欧的爱的理论倒推，那就可以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解释了。在这一爱的理想主义的实践中，“同一性”（要求他人和自己统一的欲望、要求保持一致性的欲望——将导致控制、占有和暴力）压倒了“差异性”（包容、多样、对等，将对方纳入自身）。因此“博爱”变质了，如同爱的军备竞赛，变成对主导权的争夺。
啊好棒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