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传播》论文| “情动的联结”：新主流科幻电影的现代性叙事与新主体性想象

文摘文化 2024-10-23 18:34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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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亚梅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陈功

传播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负责人

摘要

“情动”（affect）一词由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提出，德勒兹基于此提出了“情动”理论。作为一种情动媒介，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代表的新主流科幻电影通过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符号意象、空间想象与现实镜像的叙事，在个体与集体、东方和西方、现代和未来的张力结构之间，建构出一种关于个体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身体主体性的多重想象，表达出中国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和未来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反思，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济世情怀，以此达到主旋律思想的传播和身份认同的维系。在此过程中，新主流科幻电影实现了多元主体间“情动”生成与联结。

关键词：情动媒介新主流科幻电影现代性主体性

NO.1

作为情动媒介的新主流科幻电影

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经历“情感转向”，情感成为重要的文本叙事手段与理论研究对象，而德勒兹的“情动”哲学被认为是西方学界“情感转向”的理论源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deSpinoza）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 [1] ，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情感”进行了创意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国内学界研究中，汪民安将德勒兹所言的“affect”翻译为“情动”，他从斯宾诺莎出发，结合尼采、德勒兹等人的观点，探究了情动与身体、力、欲望、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2] 。美国学者包卫红将“情动”与“媒介”结合，提出了“情动媒介”（affective medium）的概念，将“情动”上升为环境层面 [3] 。具体而言，情动媒介并非单一具体的媒介，而是一种包容性的媒介化环境，在其中技术、媒介与感知主体在动态中进行多向的互动。情动媒介通过聚合观众的感知与想象发挥媒介调动情感的力量，凸显着媒介的情感影响力。

情动媒介理论为理解中国新主流科幻电影的情动生成与联结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新主流电影由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发展而来，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自我嬗变的一种新形态 [4] 。主旋律的提出是对国内充斥的娱乐片的反拨和对国外电影价值观输出和文化植入的应对。进入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多元主义社会思潮活跃在传播场域，挤占了主流声音和价值的生存空间，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说教式话语和模式化故事在国内外传播中遇阻，亟须转变话语模式、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新主流电影以更为包容的姿态问世，融合了艺术性、宣传性和商业性叙事，在宣扬主流价值观和思想的同时，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新主流科幻电影正是其中的典型，电影本身是一种现代性事物，还热衷于在影像中呈现现代性事物。而中国新主流科幻电影在通过鲜明的中国符号意象传达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的同时，既展示中国的现代性成就与骄傲，又揭示科技带来的现代性矛盾和危机。

中国新主流科幻电影聚焦家国大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融合技术、多元文化边界、主流意识形态和不同民族群体与身份认同，以具象化的符号、科技进步与空间构建、危机与救赎等现代性叙事，诉诸人文关怀、乡土情怀、集体主义等中国式“情感”，诸如此类多种维度上的情动联结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电影主体性话语，达到情感共鸣、鼓动和加强认同的效果，使得中国新主流科幻电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情动媒介，促使学界进一步思考科幻电影的情动意涵。

NO.2

符号意象、空间想象、现实镜像：情动生成的现代性叙事分析

新主流科幻电影的现代性叙事中，情感是有效连接电影符号、空间、精神价值等与受众的桥梁。围绕情动的触发与体验，视觉、听觉、人物形象符号可以让那些实际不在场的事物成为在场并使得情动具象化，多维空间的构筑为受众的情动感知和体验提供了载体，而透过危机与救赎的对话叙事，电影中输出的民族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被准确传达给受众，传受双方实现在基于价值认同上的情感共鸣，情动得以生成。

现代性图景符号与情动的具象化

《流浪地球》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为例，通过收集并初步分析电影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将其分为视觉符号、听觉符号以及人物形象符号，以此来探究新主流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现代性图景符号，以多元符号形态为载体，电影塑造了情动的具象化生成过程。

1.视觉符号

视觉符号是电影中最直观的符号体现，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电影中主人公穿着的红色防护服、军装上的红色国旗袖章、出现的各种红色标语、送给小女孩的红色苹果，以及电影中刘培强送给朵朵的红色玫瑰花等，红色与周围环境的冷色调对比，形成鲜明强烈的视觉冲击。而红色对中国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代表着原始的热烈、兴奋与温暖，是中华民族发展变迁中最能获得集体的文化认同的颜色，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影片中的红色符号意象能够唤起观众在冰冷机械围城之下对于浪漫、爱的想象，使得家国之爱、亲情爱情等情感得以具象化呈现。

在北京地下城场景里出现的饺子、酒展现出故土气息，昭示着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元素。影片中出现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北京国贸大厦、上海东方明珠塔、济宁补给站等中国建筑元素极具现实价值，兰州牛肉面馆、小吃摊、麻将馆、北京胡同等中国独有的城市景观展示出符合国人情感和温度的烟火气息。电影中贴近观众日常生活的视觉元素，具备极强的代入感和沉浸感，与现实空间产生联系，观众在此与影像交感共鸣、触情而动。

2.听觉符号

电影中的听觉符号主要分为配乐、声响和人声。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声音符号具备着引导情感生成、建构意义的重要作用。各种声音在电影中的交叠运用，营造出更具沉浸式的在场体验，观看场景与电影空间交融，将通过多重声音符号构筑的互动仪式带来的情感冲击内化为观众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观众被还原为身体，作为人的最朴素、最本真的情感意识得以激发。

如地下城过年时的背景音乐是《春节序曲》、舞狮时的锣鼓声声勾起观众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原初印象，这些配乐和声响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仪式，是集体记忆和共同归属的隐性号召。运载车的播报声：“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四次播报在不同的场景出现映射着主角的成长与蜕变，也牵动着观众的精神感知，使观众与电影人物产生心理连接，电影人物的一举一动无不让观众为之动容，从而促进观众对主角故事共情的深化。《流浪地球2》中张鹏的东北口音、周喆直的济宁话“点火”、韩朵朵的上海方言“弄撒侬”等，亲切、个性的乡音作为情感符号映射着观众的家乡归属感，成为维系族群文化认同感的情感纽带。

3.人物形象符号

人物形象符号是电影向观众传达价值理念和精神文化重要的承载，不管是对于个体的人物设定还是对于群像的刻画，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支线配角，抑或群演，其名称符号、形象塑造以及关系象征等方面都蕴含着电影丰富的主旨和内涵表达，满足了受众对中国式末世英雄的具身想象。

除了对主人公刘培强和韩朵朵的“英雄”式刻画，电影中对于MOSS这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形象符号也值得挖掘。与《银翼的杀手》《黑客帝国》等机器人凌驾于人类一切文明形式之上不同的是，MOSS作为绝对理性的高阶人工智能、最趋于完美的智慧体，其所起到的叙事作用便是推动主人公牺牲自我点燃木星完成使命，而非展现人类与技术的矛盾对立，或是现代性与文化精神的分裂 [5] 。从名字符号来看，其能指往往可以表达新的所指，MOSS意为“小苔藓”，是剧中550w的镜像，代表着550w成为强人工智能并开始具备自我意识，其本身也延伸出末世危机求生存的无限希冀与延续人类文明的意指，回应着早期主旋律电影实践企图唤起观众共同参与到危机救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伟大构想。且相比以往科幻电影中较多出现的“人形”机器人，其形象摆脱了人的外形设定，但在更新迭代中又从未逃离人的意识维度，其与人的相处模式和行动决策对于观众而言是全新的想象，在与观众的交流、想象互构中，其饱满复杂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引发着受众对于人工智能与人关系的再审视，由此电影达成了与观众的情感协商与互动。

空间的想象构筑与情动感知可见

技术的发展带来人身体与情感的联结，拓展了科幻叙事中的想象力空间。数字技术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打破了感知与想象的对立，使得抽象的感知可见、可视，做到被感知之物即被想象之物，被感知之物受到想象活动的虚构性影响 [6] 。虚拟现实技术构成了情动体验和感知可见的坚实基础。空间使得情动的载体 —— 身体有所栖居，身体的在场弥补了感知的缺失，塑造出完美的交流空间。这一空间不是“确定性空间”而是“任意性空间” [7] 。

空间构建是科幻电影的核心要素，在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之前，由于技术缺失造成想象力局限，中国科幻电影中的空间基本局限于地球场域，对于外太空宇宙世界涉足较少。因此《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硬”科幻，象征着中国新主流科幻电影开始触及更广阔的空间世界 [8] 。在《流浪地球2》中，电影更是运用多维宇宙空间的现代性科学概念与假设建构出超空间性质的虚拟空间，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以数字生命为内核的且充满神秘色彩的数字空间。在2022年的《独行月球》中，电影构建了高科技的月球基地空间，充满奇观色彩的火箭发射和猎奇的月球电子灵堂等元素，极大地满足了观众想象力消费的深层需求。

空间承载着情动的功能，技术突破了确定性空间领域的限制，充满未知想象与情感波动的“任意性空间”取而代之，科幻叙事的色彩与情动的虚拟性关联给观众建立起开放性思维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现实镜像：探索现代性危机与情感救赎的二元对话

危机与救赎是《流浪地球2》中叙事逻辑和话语建构主题，围绕着人类“末世危机”，影片试图搭建一套中国式的救赎话语，以中国式的批判性思维和折中思想态度构筑起人本主义、家国同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体，以此寻求危机与救赎的二元对话。电影中的危机与救赎话语成为现实社会技术危机与人类价值的社会镜像，电影中所展现的外骨骼机器人、移动搬运机器人等工业化技术在现实多个场景已经落地应用，电影中探讨的人如何存在的问题亦隐含着现代化技术带来的社会危机之下人的主体性消解的危机思考。科幻取材现实，反映现实，超越现实，电影成为观照现代性社会生活和人文景观的现实之镜。

拉康的“镜像理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这种内外在的“镜像”关系是通过观念主体在文化象征意义角度下产生的情感联结中体现的。首先，从影片中的数字人与肉身人之争可观照出的正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之争，虚拟的数字人对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人而言属于“他者”，但二者不是完全独立与割裂的状态，而是互为对照、相互影响的关系。结尾处由数字技术生成的电子人图丫丫和现实存在的图恒宇合力解决了危机，成功解救了全体人员。从中可以窥见的是影片对于数字人并未全盘否定，始终强调的是“人，才是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其次，对于联合政府这一国际组织的塑造映射出“末世危机”下“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与中国一直秉持的对话协商、命运与共的话语相符合。最后，影片中展现出的“传承与延续”更是独具中国风格的存在。围绕父与子所延伸的多重身份延续与精神传承话语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体记忆，亦是对移山派那句“流浪地球计划需要祖祖辈辈合力才可以完成”的印证。

从电影构建的社会现代性危机镜像下，折射出的是中国式思维的救赎路径，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和生万物，同则不继”主流价值理念的表现，闪耀着对话式哲学的光辉。

NO.3

“情动的联结”与“新主体性”的想象构建

主体性问题有诸多代表性的观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推动了主体性哲学的发展，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认识论转向。过往的主体性哲学研究大都没有超越唯心主义研究框架，落入了先验主义窠臼 [9] 。而马克思在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辩证批判的基础上，突显人的独特性，并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体性是人的意识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进化的时代，人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且已经在社会，文化和人类整体层面出现了关系失落、价值失落和存在失落的三重困境。在后人类主义看来，“情动”是重要的批判面向，情动成为重构和想象后人类主体性的关键环节。

在面向后人类和现代性的新主流科幻电影中，也暗含着对情动联结机制的探讨和对主体之确定性瓦解的思考。即通过科幻叙事分别构建出了三重主体性的想象，视为后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消解危机的想象路径探索。

个体主体性，传统集体主义的话语形态

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话语体系避不开对个体与集体话语的叙事，新主流科幻电影因其社会性和公共性而成为整合社会认同、强化身份识别的重要媒介，其中不乏对个体主体性建构的探讨。人类社会交往的虚拟化形态是智能化时代的发展必然趋势，这对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由此带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在现代性危机下，物化的消费体系与符号化的社会使得个体主体性面临在现实层面和虚拟层面的双重异化，传统地缘联结的社会关系被趣缘联结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所替代，人们的集体归属情感滑向断裂的边缘，强关系日益被弱关系取代，现实交往逐渐被虚拟社交代替。尤其在Z时代的青少年之间表现更为明显，身份焦虑、社交倦怠等情绪蔓延造成了身心的重负，个体在媒介技术重构的地理坐标系中迷失了方向，主体的社会交往面临关系失落的危机。

《流浪地球2》通过仪式和关系传承极力地展现中国集体主义的话语传统，比如春节带给人们意义与心理力量，通过传统习俗、文化观念使人民对集体产生归属感和使命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了以关系为核心的情感纽带，进而在社会营造出一种齐心合力、万众一心的集体情感和凝聚力。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力量使得危机降临时，以刘培强、张鹏为代表的个体为了集体利益和民族大义而牺牲自我，奉献生命，这正是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呈现。从中公义战胜私欲，热爱打败冷漠，个体与集体之间源源不断的“情动力量”成为个体重新找回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动力。最终，危机暂时解除，人类宣布胜利，这一胜利可视为“情动”的胜利。

文化主体性，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的飞跃

中国特色现代性价值自觉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自我觉醒与价值认同，过去由于技术限制、经济发展、文化语境等因素中国科幻片未能在好莱坞式电影大行其道的科幻电影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发展举步维艰。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物质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精神文化建构程度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建立在现代化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 [10] ，西方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本扩张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强势输出进一步深化和加剧着现代性的结构化失衡，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殖民围困，再加上以往刻板的叙事语态和僵硬的输出方式导致的文化折扣，中国在国际价值体系中的文化主体性建构遭遇价值失落的危机。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出海的成功实践预示着中国式科幻无限的发展潜力。新主流科幻电影既涵盖技术性，又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这是中国现代性精神建构必须体现的文化主体性价值面向。文化传播成功的前提是搭建传受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以情感为纽带联结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环境的民族和种族，最终激活海内外受众作为情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接受并自觉参与到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的共建之中。《流浪地球2》在海外上映票房突破1000万美元，除了一些专业影评人，许多海外观众也化身“自来水”，参与到电影的推荐与宣传中，这让更多的新主流科幻电影看到了走出国门、开拓更大国际市场的希望。

身体主体性，后人类与存在之痛

在德勒兹看来，情动就是生成，情动把人类主体转化成由行动的效果组装成的“无器官身体”（corp sans organes） [11] 。他把人性与情动分割开来，情动不仅仅包括人，也指向了非人类，这为后人类叙事中的情动主体研究扩展了空间 [12] 。《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和丫丫的意识最终都上传至550w，成为非人类维度的“数字生命”存在，即成为德勒兹意义上“无器官身体”。此时他们的“主体性”已经丧失，在他们二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只有超越身体的“情动”的联结。

飞速发展的技术造成社会体系的断裂与重塑，同时也以非常直接的“介入式”姿态切实地参与到人体的改造当中，人的存在方式和记忆开始被机器全面代管，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后人类”，人之为人的身体主体性也随即瓦解。后人类社会之下，被机器取代的劳动者的主体性已经“被降格为抽空了精神内核的对象性存在，成为一个抽象概念” [13] ，由此产生自我实现层面的存在焦虑，这便是人类正在经历的存在之痛。在《流浪地球2》中数字生命计划作为延续人类文明的方式被官方禁止，可看出电影中坚持的是对身体存在的执念。图恒宇对于丫丫的情感使其不惜违法继续数字生命研究，明知丫丫已经生理死亡，屏幕中的不过是“拟象”，但图恒宇还是选择接受虚拟并主动将其当作情感寄托。同样产生自我意识的MOSS根据“算法最优解”意图毁灭人类身体，选择数字生命计划，这背后是后人类的伦理隐忧。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和意识，开始干预人类的选择，甚至左右人类的存亡，届时人类将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主体性问题，《流浪地球2》通过隐喻式画面和镜头语言对此展开警示与深度的反思，体现出中国科幻文本对后人类时代技术情动机制的多维面向。

NO.4

结语

重新思考新主流科幻电影的文化意义，电影不再是对现实及未来的想象和模仿，更是成为社会行动本身和未来的延伸。作为感觉与知觉集体共享的情动媒介，新主流科幻电影在个体与国家、海内与海外、人类和机器的剧场中架设起可供沟通的空间，使之转化为可以直接开展对话的场域。

中国新主流科幻片正在以中国智慧和中国式的想象力，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话语的科幻叙事和美学话语，并在对当下技术超前社会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探讨现代性危机奇观和全人类的梦想与救赎。除了名导演、大制作的《流浪地球》系列，还出现了《疯狂外星人》《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各种类型的新科幻电影类型，重新界定着科幻与非科幻、真实与虚拟、现实和未来的边界，实践了德勒兹意义上“看见就是看见力量”，塑造出情动媒介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与新主体建构的新方式。尽管新主流科幻电影目前仍然处于多元探索与尝试的阶段，但其中展现的独特理念与文化意蕴已经超越了既定科幻文本的模式化叙事，指向更广阔的现代性与主体性领域，这也正是新主流科幻电影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未来新主流科幻电影还应在社会性、世界性、技术性等方面持续发力，立足中国现实城市、乡村多样化的社会基础，以文明进步、技术批判、未来世界等全人类中心的叙事启发国内外观众对于人类世界、宇宙的哲学省思，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注重科学知识的融合，平衡好科学与艺术的话语共生关系，进而产生真正的文化竞争力和情感影响力。

注释：

[1][荷]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7.

[2]汪民安.何谓“情动”?[J].外国文学，2017（02）：113-121.

[3]Bao，Weihong，Fiery Cinema：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M].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5-6.

[4]张春，刘美淇.从主旋律到新主流：中国叙事的变与不变[J].电影文学，2021（16）：3-6.

[5]马愫婷，贾冀川.《流浪地球》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本土经验表达[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38（02）：1-5.

[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19

[7][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形象[M].胡·汤姆林森，芭芭拉·哈伯贾姆，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109.

[8]范志忠.中国科幻电影主体性历史建构的文化张力与美学话语[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11）：57-66.

[9]赵龙.主体性危机与对策：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何以自处[J].理论导刊，2023（05）：88-95.

[10]张九童.现代性文化转向与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J].学术交流，2022（09）：19-31.

[11]刘慧慧.德勒兹“情动”理论研究[D].上海大学，2020.

[12]刘芊玥 .后人类中的“情动”[J].文艺争鸣，2021（08）：64-71.

[13]成素梅．智能革命与个人的全面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196－202．

来源：东南传播，2024年第7期，总第239期

【责任编辑：刘君荣】

END

编辑/文慧芳

审核/刘君荣黄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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