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1902-1986）一生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热诚爱护干部，人们都愿意在他面前讲真心话。特别是他在中纪委常务书记任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党的原则纪律的非凡坚守，对所任职务的大无畏担当，堪为“共产党人的楷模”，值得后人深切怀念，值得党的干部学习励行。
不许家人搞特殊
黄克诚做事讲原则，办事讲纪律，廉洁奉公、公私分明，这种可贵品质，在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得可称严苛。
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3师转战苏北时，一次在冬夜率部进入阜宁县的一个村子。老百姓黑夜中都不敢开门，黄克诚便命部队在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休息。当时，他的夫人康棣华正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随军，警卫员说要给师长找间房子，被他严厉制止，最后把妻儿安排在了草堆里。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赴湖南任省委书记。一到湖南，他就对唐棣华说：“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定两条规矩：一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是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唐棣华立即表示赞成，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的时候就定下了。
1949年正值湖南闹饥荒，一些私商囤积居奇，市场紊乱，人民生活困难。10月31日黄克诚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一早就上街“微服私访”。满心忧虑回到家后，他正碰上大儿子黄煦争吃给北方战士配发的黑面馒头，大为光火，于是严厉训斥黄煦：“不准抢要战士的粮食吃！不要见到好的、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想要到自己手里来！你去大街上看看，多少人没饭吃！比起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不能挑挑拣拣！我们也没有资格挑挑拣拣！”黄克诚接着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能由着小孩子们的性子，不能让孩子们动别人的东西、要公家的东西，在这个事情上帮他们就是害他们！”
黄克诚非常反对个别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小车“抖威风”。他多次叮嘱家属和亲友要遵守纪律：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1980年春，他的小儿子黄晴结婚，一位工作人员向黄克诚提议：能不能用小车把新娘接进门？黄克诚的态度很坚决：“摆这个谱儿有什么用？年纪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非常理解父亲，骑上自行车就把新娘接进了门，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和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
黄克诚近乎苛刻的家规，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也正因他能够如此严于律己，在铁面无私查处违纪违法事件时，大家都能心服口服。
不为亲戚开后门
黄克诚经常教育亲戚们，不要打他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自食其力。
黄克诚的家乡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家境十分窘迫，他读书全靠亲戚的资助。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白天，黄克诚和战友在山上打游击，大嫂会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后来，敌人多次围村抓人，都是在大嫂的机智掩护下黄克诚才脱离了险境。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成为高级干部，但是他大哥、大嫂一直在家务农。村里有人劝他大哥找黄克诚谋个差事，大哥却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田。”
黄克诚忙于工作，回湖南一年多了，也没能抽时间回老家去看一看。这年初冬时节，他的哥哥黄时玑来长沙看黄克诚。哥哥的日子很苦，他这次来，一是代表家里人、村里人看望弟弟，二是想求弟弟给他搞一件皮袄御寒。黄时玑身子虚弱，显得十分苍老，没一件皮袄很难过冬。
黄克诚一口答应下来，但他没有利用权力搞皮袄，而是给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王平写信，请他帮忙买件皮袄，哪怕旧的也行。王平在张家口，那个地方买皮袄相对方便些，价格也便宜一些。皮袄买到了，黄克诚如数付了钱。
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黄开衡见到黄克诚后，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我要工作。”黄克诚问：“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侄子回答：“只读过一年书。”黄克诚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侄子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 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结果，黄开衡考试落榜。黄克诚对侄子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但黄开衡还是渴望去读书。见侄子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临行前，黄克诚对侄儿说：“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南政法学院。
不为故旧徇私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在研究一批老同志的工作安排时，根据黄克诚刚正廉洁、铁面无私的政治品格，任命他到中纪委工作。早在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就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明确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
为了落实抓党风建设这一任务，随后黄克诚就参与组织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是针对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等问题而制定的。当时，干部特殊化，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规定》对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制定了10项规定。比如，“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等等。
1980年1月，有人举报有某部领导在宾馆搞宴请，吃饭花了400多元。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事小，而且被举报的人曾是自己老部下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涉及天王老子也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这位老战友和黄克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他认为是小题大做，有点儿心生不快。电话中，黄克诚严肃批评他：“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老战友放下电话，马上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随后用自己的工资补上饭钱，并认真作了检讨。
黄克诚当时在处理此事件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共同承担责任。但黄克诚坚决不肯让步，他说：“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然怎么服众。”黄克诚这种狠抓党风不怕拉下脸的做法，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很大，对此党的很多干部深受震动，也极为赞赏。
黄克诚晚年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经常有老部下或他们的子女到他家去探望，也有相识不相识的干部向他反映情况，求他帮助解决困难、落实政策，有的来时提点儿水果之类的礼品。黄克诚一再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凡来求我帮忙办事带东西来的一律拒收，当然按政策规定，应该办又可以办的尽力办，不符合规定的决不能办。”实事求是、公私分明之风令人叹服。
不为一己谋得半分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黄克诚复出工作，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军委顾问。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组织安排他一家住到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里。
这处房子是解放前建造的旧式住宅，虽经多次修缮，但屋顶椽朽瓦碎，四壁肃落斑驳，各方面条件比较差，漏雨、暖气不热、地面阴潮……黄克诚却毫不在意，在电话里对老战友们说：“我有家了，得空儿来瞧瞧吧！”
有关部门考虑给黄克诚换一处房子。可黄克诚不同意，他对大家说：“你们看看南池子大街上，再看看北京市，能住上我这样独门独院的人家有几户？跟谁比嘛！黄克诚现在住的比那些一般人家住的阔气多了。退一步说，我嫌房子破、嫌吵搬走了，别人来还不照样是破是吵吗？”
“那就把房子维修一下吧！”有一次，腐烂的顶板竟然掉下来一块，正好落在黄克诚的床边。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翻修屋顶，但是一听说维修费要好几万元时，他又“变卦”了，“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的钱去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修哪里，不要全部翻修，能节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最后，他让工程连的几个战士爬上房顶，把瓦倒腾了一遍就算修完了。
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晚年病情愈发严重，尤其是冬季，经常发作，有时竟能咳上几十分钟。于是，一些同志劝他或邀他到南方去过冬，减少一些痛苦。但每次都被他谢绝了，他说：“我已经是80岁的人了，眼睛又不好，出去就得带工作人员，需要花很多钱。而我出去又干不了什么工作，只能给国家浪费钱财，给地方上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多病的黄克诚住过几次医院。在住院时，他曾对医护人员讲：“等将来有一天，我的病重了，你们不要抢救，打一针让我过去就行了。因为抢救过来也是个废人，干不了什么工作，还不如把国家的钱省下来，抢救那些需要抢救的人。”
1986年12月，黄克诚在北京因病逝世。他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清廉的一生。他对己花钱一辈子精打细算，但在帮助他人时却非常慷慨。从实行薪金制起，他每月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00元钱，帮助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属，高风亮节令人感慨，一生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