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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简单的“一人一票”会助推选举成为发泄个人情绪或表达非理性偏好的“滑稽戏”，选出的政客或是威权主义的强人，或是一味迎合的庸人，即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最具统治力”者而非“最应该统治”者，民主政治也就此沦为“1%对99%的统治”。如今西方国家及偏好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选民立场分散，各阶层内部难以达成共识，加剧社会撕裂。面对日益分化且难以调和的社会政治矛盾，以及逐渐升级的地缘博弈，美西方采取了一定手段尝试弥合当前的乱象，却收效甚微。较为常规的做法是由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在2021年大选过后组成了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绿党与自由民主党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或称“交通灯”联盟（因三党代表色分别为红色、绿色和黄色）。声势浩大的“交通灯”联盟占据了56.7%的下院议席，看似代表多数，实则内部却矛盾重重。以主导政府的社民党为例，该党曾在2018年默克尔执政期间与之合作，总体上对华持温和立场，如今却在绿党压力下，对中国多有无端指责，引发企业界失去中国市场的担忧。再看绿党，这个由反战和提倡清洁能源起家的左翼政党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屡次向社民党妥协，认可联邦政府武力支援乌克兰的决定和暂时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做法，招致其传统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联合政府难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质上是为了最大化选举优势，难以有效解决选民边缘化导致的政治生态僵局。以此收敛，2024总统大选或将呈现边缘化选民“选出”中心化领导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日渐升级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科技博弈背景下，国家需要中心化的领导人制定与实施中长期战略。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经济体普遍经历负增长，直到现在仍处于缓慢复苏当中。欧洲国家深陷俄乌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由美国主动挑起的科技战、贸易战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配合所谓“印太战略”，搅动着各个板块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秩序调整的阶段。由此推导，领导人中心化是顺应外部环境演化的客观要求，即变局之中唯有适应，方能立足。中心化的领导人能够有效提高政治决策的效率，提供较为明确的政治路线，在既定时间内推动具有连续性政策的落地，帮助制订实施国家中长期战略——越是“七嘴八舌”的时候，越需要“一锤定音”的魄力。实际上，全球博弈的加剧催生中心化的领导人早已有先例。“里根经济学”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重新强化全球领导力奠定基础。里根的名字直到特朗普任内还时常被两党政客提及，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中心化的施政作风为当时深陷超级大国争霸的美国找准了新方向。另一方面，社会高度离散造就对立甚至毒化的政治生态现状，需要由中心化的领导人带头尝试弥合。根据统计，美国众议院自1996年至今，高竞争性选区数量已经减半，约400个众院席位（一共435席）在选举开始前就基本能够确定当选议员所属政党。当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滥觞在政客中盛行，有条件开展跨党派合作的议题少之又少。由此观之，领导人中心化也是反向缓和社会离散的有效选项，即依托现有体系运行的党派政治非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会使情况更糟。中心化的领导人应当整合兼顾不同选民团体的诉求，从中找寻政治平衡点，以此推动社会各阶层实现和解，让离散的社会重新步入正轨。反之，不能应势调整的政客则有可能前景堪忧。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在今年5月以明显劣势输掉了南部最为富裕的卡纳塔克邦，此次地方败选或已敲响警钟。即使人民党能够在明年大选赢取短期利益，其对南北差异与社会贫富分化的视而不见终将反噬印度。此外，美西方政客在当选以后因主客观（如施政难度大）、内外条件（如突发政治、经济、军事事件）等原因背离竞选纲领，“屁股决定脑袋”式的施政也早就引起了选民的不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2024总统大选的领导人中心化。一方面跳脱出“西方式民主才是真民主”的内构现实，以重建选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另一方面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为国家夯实发展的新基础。《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不破不立”，新事物的到来必然伴随旧事物的消亡。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精神历经数百年变迁，早已面目全非，难以收敛民心。如今的西方国家内部，选民对立、政客倾轧，正站在“破”与“立”的当口。是抓住近在咫尺的一次选举，还是着眼于下一个世代？这将是西方国家选民与政客之间的一次较量。这一乱象背后同时预埋了定调2024总统大选主线的条件：大选或“反其道而行之”，边缘化选民终将“选出”中心化的领导，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现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这是顺应社会高度离散需要弥合、全球博弈升级需要战略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形势总是发展变化的，领导人中心化是2024总统大选可能产生的结果，基于当前西方国家内部选民边缘化的现状，以及地缘博弈升级和社会高度离散的特征而推导，不排除领导人自身难以协调其他权力机构——美式分权体制下的常见情形——则很有可能遭遇“围堵”，成为权力倾轧下的一具“提线木偶”，中心化自然无从谈起。进一步说，领导人中心化不仅是单次选举的结果，还考验后续的政治智慧，因此中心化能否成为长期趋势，仍然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展开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