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里说名利 | 橙子·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9-10 14: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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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9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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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文化地位的上升和京派—海派审美等级的建构使京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光环，但作为剧场的艺术，其根本基础还是光顾其演出的本地观众。但审美品味，同样有巨大的从众和精英效应，上层人士对京角的捧场和背书，同样会成为光环的一部分。名流人士的支持在本地社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上海人一向看来头，有大人物出面带头捧场，自会有一帮人群起而‘捧’之”。这些人中，既有寓居上海租界的遗老遗少和旧式文人，也有上海近代化过程中崛起的“新贵”，包括金融界、文化界、军事界乃至被称为“海上闻人”的帮会头目等。他们与京角的互动，更典型地体现了名人效应在文化和社会资本生产过程的作用。 地方精英光顾剧场的程序与普通民众不同，一般观众通常到剧场购票观剧，精英人士则多由时称“案目”的剧场职员上门邀请惠顾，影响力较大的地方名流更须京角亲自登门相邀，俗称“拜客”。拜客之举初现于清末上海，即京角到沪后，登台之前先拜会有实力的地方人士，请予支持。最初，京角拜访的主要是旅沪商界领袖。民国时期，随着京角频繁受聘南下献艺，拜客之风更盛，俨然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行规”，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带领和陪同京角拜客的职业。同时，京角拜客的对象也趋于多元，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类：热心京剧活动的达官显贵；实业界和金融界的新贵；大报社的负责人，报刊宣传对演出的成功与否极为重要随，着民初剧评文章的盛行，一些著名的“剧评家”也成为拜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褒贬评论直接影响到京角的声誉和演出上座率。1913年梅兰芳首次来沪时，即拜访了数家主要报社的社长；青帮头目，由于青帮在民国上海的庞大势力，每个京角都要恭敬地拜会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主要头目，以确保在沪演出平安顺利。女性演员更需要这种庇护，故多认帮会头目为“义父”。此外，民国早期上海出现了众多业余京剧票房，京角也须拜访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些票房，因为这些票房的组织者多为地方名流，其成员更是京角最热情的观众群体。拜客过程有一套较为固定的“规矩”。京角多携带北方名贵特产作为礼物，如西口蘑菇、通州蜜枣、上等茉莉花茶等，皆价格不菲。地方名流为表答谢和支持，除订购一批演出的高价票外，通常还须向京角回赠礼物，并在其到沪后和北返前各宴请一次，为之洗尘和饯行。作为一种礼仪，拜客对于京角和地方精英都具有重要意义。周到的拜客过程几乎是京角在沪演出成功的前提。因此，极少有京角敢于不行拜客之礼，个别“失礼”者则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性格高傲的当红老生余叔岩1920年首次到沪演出时，拒绝拜访本地的主要报馆和票房。多家票房遂集体抵制余的演出，报刊同时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嘲讽攻击，致使剧场营业大受打击。◉ 上海《民权画报》“剧评”栏目
由于京角在上海演出日程甚满，只能登门拜访数量有限的重要人士，因此他们到沪后通常会大规模宴请地方精英，俗称“请客”。例如，1927年9月尚小云和另两位京角在登台之前举办了一场大型宴会，超过400位宾客出席，受到京角们的热情招待。多数来宾为剧评界人士、京剧票友和报社记者，至少有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到场。虽然宴会费用通常由剧场方面承担，但皆以京角的名义举行，并为他们提供与更多地方精英近距离互动的机会。作为回报，来宾们通常都会对京角的演出给予热情支持。和拜客一样，请客也几乎是京角在沪演出成功的必要条件。时人著文称，若不请客，包括梅兰芳在内的任何京角都很可能要面对失败的结局。地方精英观赏京角演出的方式有时颇为豪奢，这既是为了表示他们对京角的捧场，同时也不无展示自身财力和气度的意味。例如，1919年著名武生杨小楼受天蟾舞台之聘到沪演出，两个前清显宦家族的后人争相要将剧场最贵的包厢（时称“花楼”）包一个月，双方相持不下，经杨本人调解后才了事。银行家蒋抑卮每逢杨小楼在沪演出，每天都预订一整排座位，并命全家成员悉数到场观剧。世家子弟孙曜东为了给著名老生杨宝森捧场，有时会一次订购100多张戏票。◉ 梅兰芳（左）周信芳（右）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的演出剧照从1910年代后期起，本地精英开始流行在京角每次在沪登台演出时向其赠送礼物的风气。起初通常赠送花篮，其后日趋多样，包括字画、联额、各种银器、屏幅等，有时多达两三百件，陈列台上或悬挂场内四周，时人形容如同“百货陈列所”。赠送者包括军政官员、绅商名流、著名文人、帮会头目等。剧场通常将各种礼物陈列三天或更久，报刊文章有时也会列举赠送者及其礼物。种种流光溢彩的礼物，既为京角增光添彩，也成为赠送者们闪亮的身份装饰。
魏兵兵《娱乐政治：京剧与民国前期上海精英阶层的形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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