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理论
1986年,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三位心理学家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汤姆·匹茨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共同提出了一个著名理论,即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并且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创立了文化世界观,这种文化世界观可以使人们感觉象征性的超越死亡,而文化价值观则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感觉,即每个人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他们的理论提出之后,曾受到很大的质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就人类的死亡心理展开研究,科学家逐渐发现,这一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
理论基础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自尊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和感受,即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感和价值感的体会。自尊的作用是保护人们免受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自尊获得的途径有二:
(1)相信自己所持有的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
(2)相信自己所遵守的价值标准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
从第一个途径人们可以获得意义感,因为文化世界观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反映,只有“正确的”文化世界观才能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从第二个途径中人们可以获得价值感,因为对这种已经内化了的价值标准遵守程度的评价,反映了个体价值和价值标准体系的关系。遵守程度越高,两者之间关系越紧密,个体的价值感也就越高。
两个假说
“焦虑缓冲假说(The Anxiety Buffer Hypothesis)”和“死亡提醒假说(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
在此基础上,TMT提出,人类需要自尊是因为自尊的自我调节机制所提供的弹性空间,能够说明我们缓解焦虑。当自尊强大时,焦虑得到缓解,个体能正常地生活,有效地行动;当自尊弱小或受到挑战时,个体担心可能会“泄漏”内心的恐惧从而引发种种防御行为,并通过各种补偿性的行为提升自我价值感。这就是TMT的第一个基本假设“焦虑缓冲假说(The Anxiety Buffer Hypothesis)”。
同时,TMT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自尊不仅仅是为了摆脱他们所正在经历的焦虑,更是为了逃避那种天生的对死亡必然性的认识所带来的焦虑。即使人们此时此刻并没有思考有关死亡和永恒的问题,对自尊的追寻依然在继续,因为人们早已在潜意识中预见到了其最终的命运—死亡,由此引发了TMT另一个重要假设“死亡提醒假说(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
在恐惧管理理论提出之前,科学家针对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恐惧管理方面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基础缺陷,即缺乏对照组。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心理感知从未消失,因而科学家也无法确定,如果实验对象被告知同死亡相关的讯息时,他们的信仰和日常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此外,人类的大脑在应对死亡心理时,神经活动也会发生变化,而文化生活和日常活动则会将这一变化进一步放大。这一谜团一直困扰着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
1989年,为解决这一谜团,这三位心理学家,即格林伯格、谢尔顿和汤姆又对恐惧管理理论进行了合理优化,他们提出了一种更为简单的假说,那就是对于死亡威胁,存在一种全球皆准的基础认知,并且随后就这一假说进行了各种论证。
在恐惧管理理论的引导下,科学家已经实施了几百次调查研究,发现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担忧会影响到包括信仰和行为在内的很多方面,例如在不好的方面,会让人类产生偏见、产生群体性冲突,甚至是产生恐怖主义和侵略性行动等等;而在好的方面,可让人追求更高的成就、在艺术领域和创造性领域做出更多贡献等等;在个人方面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体态行为、生活习惯等等;在社会方面,会影响到市场变化、消费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等等。可以说,同人类相关的各个方面,无论大小,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自己的的小说里曾这样描述一个人物特征:每个平静理性的人,在他们的身体里都藏有另外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对死亡充满恐惧。这种描述同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核心正好吻合。恐惧管理理论希望通过研究来搞清楚,为何大多数人的第二个自我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藏起来。研究表明,人们一旦想到同死亡相关的事物,往往都希望尽快把这些想法抛出脑袋,并且通常都是通过自己说服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格林伯格认为,恐惧管理理论帮助人们拓宽了视野,对于文化、宗教、担忧、人类的行为特征等方面在整个社会进程当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行了理论化分析。不过,恐惧管理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让人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而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也可以利用这套理论来提升人类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并且以此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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