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再飞一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你能分辨出真相吗

我们将一同踏上一段旅程，去探索思想是如何改变的。在旅程结束时，我希望你不仅能用其中所学改变他人的思想，同时也能改变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

在写过两本有关认知偏差和逻辑谬误的书，做了好几年这方面的播客后，我逐渐沉浸于一种长久而安逸的悲观情绪中，或许你现在正有同感。不管是在台上、在话筒后，还是在文章中，我经常提到，试图改变人们对政治、迷信或阴谋论等话题的看法毫无意义，尤其是当这三者结合时。

毕竟，你上一次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结果如何？多亏了互联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触到持不同观点的人。所以很有可能，你最近就和某些意见相左的人有过争执，我敢打赌，即使你把你眼中的铁证摆在他们面前，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也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可能在争论无果后愤然离去，而且比之前还要坚信自己是对的，而你是错的。

我在密西西比州长大，就像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在互联网让我们触及更广泛的分歧前，这种争执就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人似乎总是和那些声称“美国南部会再次崛起”“同性恋是一种罪恶”“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的长辈们产生分歧。我们的家庭好像仍停留在另一个时代。无论争论的是科学事实、社会规范还是政治立场，那些在我朋友看来显而易见的事、那些从远方传来的思想，都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和节假日带来了紧张的气氛，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学会了回避。试图改变某些人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犬儒主义不是抽象的。在“圣经地带”，打破禁忌存在很大风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时不时地选择如何——以及何时——反抗它们。

作为一个理工宅和科幻小说迷，当我离开家，开始在当地报业和电视台工作后，我的犬儒主义变得越发强烈，而就在那时，社交媒体进入我们的生活。在成为一名科学记者前，我的职责之一是为密西西比州埃利斯维尔的WDAM电视台小型新闻频道运营Facebook（社交软件）账号。多年来，我每天会花时间浏览那些令人沮丧的评论，无数愤怒的观众威胁要抵制这家电视台，尤其是在看到挑战他们世界观的科学报道后。

当一位气象学家在电视上解释，为什么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碳排放的结果，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观众有多大意愿接受这些观点。我在电视台的官方Facebook上分享了专家的链接，评论区瞬间戾气丛生。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事实会说明一切，但一大批愤怒的评论者纷纷发链接反驳，我不得不整个下午都在辟谣，就像玩“打地鼠”一样。隔天，一名男子找到我们外出采访的新闻组成员，质问是谁在管理官方Facebook。他们告诉了他我的名字，随后他开车来到电视台，指名要见我。前台察觉他有潜在的危险，于是立刻报警。在警察赶到前，这名怒气冲冲的观众已经驱车离开，而在这周余下的几天，当地执法部门加强了对电视台停车场的日常巡逻。尽管如此，我在进出大楼时仍感到不安，小心提防了好几个月。

在电视台工作期间，我对这一切背后的心理学感到好奇，于是开通了相关的博客。也正是这一缘故，我出了几本书，然后在世界各地演讲，并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我推出一档播客，探究人们拒绝接受证据或共情他人的种种方式，并以“你其实没那么聪明”（You Are Not So Smart）为品牌，成为一名专注研究动机推理心理学的科学记者。通过告诉人们试图改变他人的想法毫无意义，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但是，我始终无法接受这种悲观的观点，尤其是在目睹美国各地对同性婚姻的态度突然转变后。这种转变最终影响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叔叔得以公开出柜，我的LGBTQ（性少数者）朋友也发布了自己的婚礼照片。

尽管在2012年，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在下一年，支持者就占了绝大多数。大约在2010年，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当多数人的意见发生改变，争论自然烟消云散。仅仅几年前，我每天都要进行调解，而人们的争议焦点是同性婚姻如何通过摧毁家庭观念最终颠覆美国。显然，我想，人们可以改变思想，而且变得很快。那么，当初争论的意义何在？

我开始寻找一位科学家，请他帮我解答一个我从未真正思考过的问题，一个如今令我心烦意乱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什么？网上的这些争论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

我邀请了著名的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来我的节目做客，他是研究人类推理与论证方面的专家。他解释道，我们已经进化出一种机制：通过思维的碰撞来达成共识——有时关于事实，有时关于对错，有时是晚上吃什么。那些更善于通过提出和评估论点来达成共识的群体，往往更容易实现共同目标，并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因此，这导致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当我们认为自己的所属群体被误导时，它会驱使我们说服他人认同我们的想法。

梅西耶告诉我，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自己或他人的思想，那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他让我想象一个所有人都是聋子的世界。“人们会停止说话。”他说。我们经常产生分歧，但这不是人类推理的缺陷；这是一种特征。关于争论如何导致突然改变的事例，我只要看看美国的历史变迁即可。

我开始把这种无休止的争论看作一种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是生物学上的说法。当生物具有改变的能力却缺乏刺激时，它们基本上代代保持不变。但当适应的压力增大，进化速度会随之变快。于是，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出现了一种模式：长期的稳定状态与短期的快速变化交互出现。纵观社会变迁、革命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似乎也遵循同样的模式，而我想了解其中的心理学原理。

我想知道，在我们改变思想前后，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说服了我们，又是如何说服的？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足以突破我们内心的抵抗，让我们不仅彻底改变想法，甚至困惑之前为何持有那种想法？

一个人如何在10年时间里，从反对“同性恋议题”到愉快地参加同性婚礼？一个国家如何从允许在飞机和办公室内吸烟，到规定酒吧、餐馆和日间电视节目中一律禁烟？是什么导致裙摆忽长忽短、胡子忽有忽无？大麻如何从抗癫痫的处方药变成治疗青光眼的处方药？为什么你不敢翻看自己青春期的日记本，也不再想要或相信同样的事物，或者换回 10 年前的发型？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思想，思想又是如何改变的？

我想了解大大小小有关顿悟的心理炼金术。我认为，如果我能解释人们有时改变思想、有时保持不变的神秘本质——以及这种改变为什么经常在长期的确定性后突然发生——我们就能更好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包括我们自己的。因此，如今你手握的，正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的执念。

本书探讨了思想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如何改变它们——不是在数百年内，而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不到10年，甚至有时在一次对话中。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通过探究人们如何改变和更新信念、态度与价值观的惊人心理机制，来了解当我们未能改变思想时，我们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改变你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无论是一个人的思想，还是成千上万人的思想。

我们将见到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并与那些有过思想转变的人共度一段时光，他们或有强烈的顿悟时刻，或在漫漫征途中获得惊人的洞见。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些观点如何结合起来，产生社会变革，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席卷整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改变的速度与个体确定性的强度成反比，而确定性是一种感觉：介于情绪和心境之间，更类似某种欲望，而不是逻辑。无论信息来源如何，说服都是影响这种感觉的力量。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类技术时，你可能会对其中的伦理道德产生一些疑虑。即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意图是好的，或者事实站在我们这一边，但说服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操纵。但是，了解过说服的科学定义后，即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你可能会感到放心。正如传播学教授丹尼尔·奥基夫（Daniel O’Keefe）所定义的那样，说服是“在被说服者拥有一定自由度的情况下，通过沟通成功影响对方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有意努力”。

具体而言，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佩洛夫（Richard N. Perloff）多年前在《说服的机制》（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中所解释的，我们可以通过坚持使用象征性的沟通方式，传达让他人“自愿接受”的信息，以改变他人的态度、信念，或两者兼有，从而避免使用强制手段。佩洛夫认为，当“可怕的后果”被用来强迫某人“按照强制者期望的方式行事，并可能与其偏好相悖”时，你就可以区分出强制和说服。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地拒绝沟通者时，这就是道德说服在起作用。只有“当个人感到别无选择，必须服从时，这种试图影响他人的行为才应被视为强制”。

说服不是强制，也不是试图用事实或道德优势击败你的智力对手，更不是一场有输赢之分的辩论。说服是逐步地引导一个人，帮助他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使其与手头的信息相一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你就不能说服他改变思想，正如你将看到的，最有效的技巧是关注一个人的动机，而不是他的结论。

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方面，说服主要是鼓励人们意识到改变是可能的。所有的说服都是自我说服。人们接受或拒绝改变思想，往往是出于自身的欲望、动机和内在矛盾。如果在争论时更专注于这些因素，就更容易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心理学家乔尔·惠伦（Joel Whalen）曾经说过的：“你无法靠推来移动一根绳子，你必须靠拉。”

因此，事先分享你的意图至关重要。这不仅能让你立于坚实的道德基础上，还能增加成功的机会。如果你不这么做，别人就会自行猜测你的意图。他们猜测的无论是什么内容，都将成为你的“真实”立场，你就可能无法达成你预想的对话效果。如果他们觉得你把他们当作易上当、愚蠢、易糊弄或者误入歧途的人，或是坏人，那他们当然会抗拒。这时，事实也就无关紧要了。

在研究初期，我在与父亲的一次争论中运用了这些技术，而争论的焦点是某个植根于他政治信仰中的阴谋论。我们就事实争执了很长时间。筋疲力尽之际，我深吸一口气，反问自己，我真正想要什么。我为什么想要改变父亲的想法？

我说：“我爱你，我只是担心你被误导了。”争论立刻结束了。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在互联网上应该相信谁。他渐渐软化了态度，并承认他愿意改变对事实的看法，只是对这些信息的来源保持警惕。

我问自己为什么希望他改变思想，我的答案是：“我不相信他的信息来源，也不希望他相信那些信息来源。”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信息来源更可靠，我希望他也这么认为。”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什么？你可以一直追问，直到你开始思考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夸克和胶子，但最重要的是，至少你要表明你质疑某人观点的意图，否则你们彼此的立场都会是：“我是对的，我认为你是错的。”

我希望你能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改变他们的思想——铭记于心，随我一同畅游每一章节。我希望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绽放，引发你更多的思考，就像它对我的影响一样。

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舍弃旧信仰的力量，能够以新智慧取代旧无知，依据新的证据改变态度，摆脱过时的教条、有害的传统，将自己从失灵的政体和实践模式中解放出来，避免由其带来的递减回报。意识到自己错了的能力，就嵌在每个人头脑中那一簇簇交错缠绕的神经元中。但是，我们应该何时改变、改变什么，又改变谁呢？

什么是危险的无知或过时的教条？什么是恶俗的传统、失灵的政体或被误导的实践？什么样的规范如此有害、什么样的信念如此错误，以至于我们一旦知道如何改变思想，我们就该竭尽所能去施展？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确信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甚至于，这句“改变你的思想”究竟指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一一解答，但当我初次踏上这趟旅程时，我并未考虑过它们。这些问题是在我自身的无知暴露后才显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反思这些问题，并将它们带入后续的学习和对话中。

改变思想、更新假设、接受不同观点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每个人类大脑与生俱来的进化遗产。很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利用这种优势，我们必须避免争论、开始对话。争论有输赢之分，没有人想成为输家。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安心地探讨彼此的推理过程、思维方式和动机，我们就能避免陷入争个输赢的死局。

相反，我们可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探寻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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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麦克雷尼

译者：程璇

出版社：浦睿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