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经十四年抗战，最终日本投降了。
代表中国在南京受降的是何应钦，从此他获得了“受降将军”的称号。
何应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战场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1945年9月9日9时，是何应钦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他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身份代表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
当年汪敬熙是何应钦的英文参谋，就坐在中央军校的大礼堂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汪敬熙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中央军校划定的受降区域内，是校长官舍，何应钦受降就在大礼堂里面，投降的人走进来，鞠个躬，呈上降书就这样子。”
在中日受降书上，何应钦盖下了工整的印章，而代表日本投降的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却在惶恐中把章盖歪了。
按照事先约定，受降典礼进行时，日本军人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因此，就在进入受降会场的前一刻，冈村将刀交给了同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何应钦。
受降典礼上，日本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因递交降书时手离身体较近，何应钦不得不屈身向前。
于是就出现一个何将军向敌人弯腰的镜头。
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
当然，在中国抗战史上，何应钦的名声也不佳。
他的留日背景无疑让他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负责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
1933年，何应钦与日本签署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察北、冀东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
事前，何应钦密报蒋介石和汪精卫，称必须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为顾全大局，“是非毁誉，所不计也”。
事后，何应钦致电“行政院”，称事机紧迫，未及请示，自请处分。
1935年2月，日本本部密电关东军司令部，指示需“适当刺激中国军方”，为扩大侵华战争制造借口。
在反复策划之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决定暗杀何应钦，以激怒蒋介石和中国华北守军。
南次郎策划的两次暗杀均未成功，身负国仇家恨的何应钦，却依然听命于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态度。
1935年5月，日军以中国军队违反《塘沽协定》为由，调集大部队入关，威胁平津两地。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限3日内答复。
备忘录要求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三地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市长，并取缔这些地区的反日活动。
《何梅协定》作为现代史上著名的卖国协定，被载入史册。
给何应钦带来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骂名。
当然，谁都知道这是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层的首肯，何应钦不过是马前卒而已，但他还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1945年9月的受降仪式，本应是他扬眉吐气，雪耻洗冤之日，不料想又因弯腰接受降书而让人猜疑。
事实上，何应钦在日本投降这件事上，确实给足了日本军人面子。
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回忆说，中国总司令部的交涉委员，大部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对我方持有好感，且大多懂得日语，沟通起来十分方便。
9月7日，中方王武参谋来访，今井武夫参谋副长向其询问签字仪式是采取总司令官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对方呈交的仪式还是采取不带刀入场的仪式时，对方回答，不带刀入场。
本来投降书是不允许投降一方事先过目的，但中国军方却私下把降书交给冈村宁次过目。
为了不使降书签字现场有压迫感，中国军方甚至想把签字桌搞成圆形，在美军的反对下才作罢。
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
即一到场即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礼日军将领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投降书签字盖章后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共敬礼3次，而中方均不回礼。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冈村宁次写道：“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
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道德……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
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作家李敖也研究了这段历史，交涉受降仪式的日军副参谋长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前往湖南芷江与中国军方交涉受降问题，此人有日军的委任状，还拒绝接受中方的备忘录，但不知为什么却和在场中国高参们相拥而泣起来。
李放说：“像什么话?你们是战胜者，是中国的将军，日本人在中国抱你们中国女人，抱得不够吗？
结果来投降的时候，还抱着日本人哭，你说蒋介石手下这些浑蛋可不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