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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相对未来产业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成熟度更高、更近产业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效果更显著。当前，我国持续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发展，但仍面临产业链关键技术堵点需突破、大中小企业融通互补及区域错位协同水平不高、国际合作关系不稳定等挑战。我们建议，靶向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掣肘难题、统筹规划企业和产业维度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支撑保障体系、拓展国际协同创新渠道，尽快筑牢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为新质生产力蓄能。
（一）国际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竞争激烈
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聚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等产业，试图通过多维资源整合，争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在技术方面，协同多主体展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畅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堵点。在企业方面，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在产业方面，推动跨界融合。在国际方面，畅通合作共享渠道。
（二）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当前，我国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研发投入、集群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集聚等多点发力，塑造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多领域的领先优势。一是企业研发投入稳步增长。据《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排行榜》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100强企业共投入研发费用8348.25亿元，同比增长5.10%，平均研发强度达到3.07%。二是重点领域产业集群综合实力逐渐提升。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四是资源集聚特征凸显。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专业化人才集聚效应明显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上下游畅通的基础是关键环节技术自主可控，然而目前大量“卡脖子”、国产化替代难题存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链薄弱环节和细分领域中，比如，我国数字化基础技术薄弱，自动控制与感知、核心软硬件等基础研发环节存在“空白”，致使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产业化协同的创新全链阻点重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力不强，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技术，过度依赖国际领先技术、部件、配套组装或整机采购，对关键核心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国产化替代能力较低，形成局部“低端锁定”现象，产业链延伸不足，价值链攀升难度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配套的良性协同模式。但目前各企业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调，产业组织不够强，上游技术优势和下游市场优势间传导带动能力不高，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一方面，大企业普遍处于资源调配主导地位，尤其是国企、央企等体制内企业，管理、审批流程提高了协作成本，且现行政策和激励机制多以鼓励、倡导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主，不足以调动其向中小企业共享资源、展开帮扶式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多呈碎片化，难以通过延续系统性研发稳居产业链核心环节和领域。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不够高，对市场发展预估不足，生产和质量把控能力难以匹配大企业的要求。此外，促进大中小企业对接的中介服务能力不高，大企业的需求无法及时、准确地传达给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期，各地围绕重点领域进行“泛式”探索性发展，加速形成经济“增长极”。但随着优势产业空间布局逐渐清晰，多地政府仍基于前期的政绩考评方法，采用“大包大揽”的产业规划模式，忽视深耕优势细分赛道的重要性，易伴生产业同质化竞争的隐忧。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仅有长三角等地围绕新能源汽车和生命健康产业的细分赛道实现了错位发展的协同效应。当前，国际社会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稳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来看，各国大力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回流。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设备来替代过去低端要素投入，向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渗透。另一方面，取代传统海外建厂或采购的计划，将高端制造业投资、生产能力转向国内。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制定角度来看，通用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全球未能形成普适性的认定规则和指标评价体系，标准迭代升级严重滞后于技术的进步与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的监管隐患。 一是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堵点。突破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精密仪器设备、先进材料等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卡脖子”难题，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高端化、精细化跃升。二是深化产学研合作。组建国家级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共同体、战略联盟等，靶向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对标世界先进技术，提升原始创新和引领性技术攻关能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溢出的吸收水平。三是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率。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制一体化评估机制，搭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对接平台，丰富成果转化渠道，加大成果转化奖励机制，开展针对性成果转移、孵化服务。四是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保障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的金融、财税、基础设施等政策支撑水平。建立国际化职称互认渠道，优化全链条高技术型、专业型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一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资源共享。简化大企业定向合作的审批流程，降低协调成本。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创新资源要素。推动大企业打造专业化共享培训平台，鼓励大企业专家到中小企业兼职指导和定期派驻。二是推动大中小企业定向合作。推动大企业帮助配套中小企业提升工艺流程、质量管理、产品可靠性水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借助大企业的宏观站位和市场预测等优势，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大企业生产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和替代产品研发。三是拓展企业联名“走出去”的新模式。强化大中小企业合作中介的服务能力，支持大企业携同中小企业出海行动，延展分工合作、外包带动等新型模式，打造产业集群品牌，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知名度。一是强化产业布局的顶层设计。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重点产业协会、联盟等行业性组织，依托各地特色资源禀赋，统筹设计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区域错位协同发展方案。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资源统筹协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恶性竞争监管。二是统筹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赛道协同效能。深入挖掘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内细分赛道的发展潜力，协同上下游产业优势区域及周边区域，推行“局部错位、整体衔接”的发展模式。三是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思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和产品的叠加效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衍生创新，驱动制造流程智能化排产、柔性化生产，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扎堆建设的可能性。一是推行“内外兼修”的产业国际化发展模式。一方面，依托我国区位、成本优势，利用颠覆性技术巩固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价格、效率优势，压缩产业外流的可选择空间。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机遇，尽快形成我国特色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案，拓展国际化合作“朋友圈”。二是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标准的话语权。积极关注世界新兴产业大会等国外会议、会展、沙龙，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识别敏锐度，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体系，拓展国际对接、互认渠道，推动多机构联名承办、参与国内外标准制定。三是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兼并、收购、参股等多层次的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全球高端并购，建立差异化海外专利激励机制，加强经贸国家和地区间的技术推广，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国际化信息沟通交流机制，提高核心技术走向国际过程中的产权争议处理效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