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公元960年的赵宋王朝，虽然上承晚唐五代十国下启元明清，但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高梁河之战的失败，导致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奢望。而西北方向党项李氏的膨胀又使宋受到很大的困扰，进而给予辽可乘之机，索取关南十县。
与此同时，宋朝自身发生严重财政危机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宋太宗末年，“崇文抑武”政策的一些弊病已经逐渐显现，也有官员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主张，但宋真宗一朝的主政者，却大多持重，以“祖宗家法”之名，不乐于有所更张。
之后的北宋统治者虽有意振作，遗憾的是，两次改革皆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由于宋仁宗的态度旋踵而停顿，熙宁变法虽然有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却导致北宋朝野上下党争的畸形发展，进而严重影响了南宋政权的内政原则和外交策略。
庆历新政的时代背景与改革挫折
公元9世纪末，黄巢起义给予李唐王朝致命一击。战乱残酷地消灭了门阀世族，致使拥兵自重的军阀成为唯一的主导力量。中原地区接连出现的四个王朝，都是职业武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对于宋太祖、太宗这一代利用“义社”师兄弟成长起来的开国君主而言，五代政权频繁更替的历史教训滋生了他们防微杜渐的心态。文官群体也在70余年的周折反复中，意识到知识份子对于社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政治理想和社会共识落实到政策层面，便是宋朝“崇文抑武”基本原则的出台。时值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与科举制教育机会的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虽然加速，可录取人数要远比唐代多，任官也容易。
唐代进士及第之后，尚须通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任官，宋代则予以免除。除了科举之外，尚有荫补一途，中、高层官员可以经由各种名目，荫补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任官，十分浮滥。官员人数因此持续增加。
根据宋仁宋时期包拯所提供的资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有17300多名文武官员，其中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数尚不在内。除俸禄外，每逢三年一次的郊祀，还有皇帝特殊的赏赐，称为郊赉，也是一笔大数字。
而“崇文抑武”的另一个侧面，便是在“杯酒释兵权”之后的养兵费用需要由政府负担。由于北方国界缺乏天然的屏障，所以在东北、西北以及京师开封都驻有大量军队，而且数目一直在增加。
宋太祖时期，禁、厢军总数共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总数十九万三千；宋真宗时期，禁、厢军总数是九十一万二千，其中禁军四十三万二千；而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禁、厢军总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八十二万六千。
问题是，厢军没有作战的能力，只是在地方政府做杂役的工作。而豢养这一支庞大队伍，却需要要用掉政府一半以上的开支。即时人强调的“一岁之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时，厢军制度已经成为一块腐蚀大宋机体的顽疾。
相比于用在官俸和兵费方面的开销，给“夷狄金缯之遗”的岁币数目虽然不小，但是就整个宋代财政支出的结构来讲，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且送给辽、夏的银两，两国会用其中一部分在榷场上向宋购买物资，又流回宋的境内。
因此，“养兵日蕃”和“任官日冗”才是真正问题。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便清楚地点出了外患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庆历新政的诸多改革措施，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提出来，为纾解政府财政的困窘而出现。不过，综合观察范仲淹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在内容上实以整顿行政组织为主，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澄清吏治”。
“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六项措施，均与吏部有关，而非户部。“精贡举”一项，很明显用意在于改进选用人才的方式，也是为了增强行政组织的效能。
至于与财政有直接关联的，则有“抑侥幸”，在于减少冗官；“厚农桑”，在于减少政府和籴与运输费用；“修武备”，在于减少养兵的经费。最后的“减徭役”一项，看上去是为了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但只要县邑并省之后，政府的开支也可以减少。
范仲淹的想法很清晰，那就是在一方面，尽可能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机能，扩大北宋王朝的赋税收入，减少浪费；而另一方面，民众的赋税负担也不至于加重，甚至减轻，和政府同时蒙受其利。
到了仁宗时期，北宋政治环境俨然形成了一种帝王“垂拱而治”的运作方式。皇帝的精力和重点主要放在“聿修厥德”，遵“先王成宪”之上。至于具体的大小日常行政事务，皇帝本人并不遑过多问，而由众多宰执处理。
赵宋官家的这种自我谦抑好似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仁宗本人非常乐于克制自己的欲望、感情与痛苦，将自己“圣人化”以垂范后世。“祖宗之法”和士大夫群体的组合，确实有效地消除地方势力的割据威胁，并在客观上构成了对过度专制的遏制。
然而，这种对“祖宗之法”的绝对奉行和神圣化处理，却在北宋君臣在处理新兴的时代问题时形成路径依赖，不敢“僭越”雷池半步。尤其是在旧有纲纪“日削月侵”、“三冗两积”严重之时，任何新法制度会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批评。
更糟糕的是，当“正家”之法与国家的公共性、正当性、根本性法度混溶起来，皇权向行政庶务，甚至日常生活世界的其他方面渗透和延伸，便会毫无制度性约束。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缺陷导致了仁宗之后的君臣失谐，并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
1043年，获得宋仁宗信任的范仲淹、富弼等人开始主持改革事务。在“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的反问下，之前“条陈十事”被陆续落实到具体领域，并不出意外地引致了若干士人的不满。
在一般意义的历史书写中，往往对反对力量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大写特写，而忽视了庆历新政的种种举措，以及背后宋仁宗因素的存在，已然违背了北宋开国以来太祖、太宗定立，真宗追随、奉行的“祖宗之法”。
要知道，仁宗时期的北宋政治环境俨然形成了一种帝王“垂拱而治”的运作方式。皇帝的精力和重点主要放在“聿修厥德”，遵“先王成宪”之上。至于具体的大小日常行政事务，皇帝本人并不遑过多问，而由众多宰执处理。
赵宋官家的这种自我谦抑好似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仁宗本人非常乐于克制自己的欲望、感情与痛苦，将自己“圣人化”以垂范后世。“祖宗之法”和士大夫群体的组合，确实有效地消除地方势力的割据威胁，并在客观上构成了对过度专制的遏制。
然而，这种对“祖宗之法”的绝对奉行和神圣化处理，却在北宋君臣在处理新兴的时代问题时形成路径依赖，不敢“僭越”雷池半步。尤其是在旧有纲纪“日削月侵”、“三冗两积”严重之时，任何新法制度会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批评。
当保守派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很大的声浪，配合上一些有意制造或偶然发生的事件，使得宋仁宗的疑虑愈来愈深，最终放弃了对改革措施的支持。宋仁宗前期最受倚重的宰相成了善于运用权术却只能守成的吕夷简，而非一腔热血欲恢复“三代之治”的范仲淹。
更糟糕的是，当“正家”之法与国家的公共性、正当性、根本性法度混溶起来，皇权向行政庶务，甚至日常生活世界的其他方面渗透和延伸，便会毫无制度性约束。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缺陷导致了仁宗之后的君臣失谐，并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
宋英宗改革与“祖宗之法”的制度惯性
与仁宗晚期政治上的沉寂和仁宗本人的不置可否不同，接下来的英宗特别坚持己见且勤劳有为。他亲政次日就问宰执：“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但问题在于，英宗这种“谨于细务，忽于大体”之举在士大夫群体看来没有抓住要领，所作所为并不符合“人君之职”。
自嬴政创立皇帝制度之日起，所谓“天子”便被赋予华夏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然而，皇权究竟是君主所持有的个人意志，还是代表着政府公权力，却从来没有制度上的明确界定。事实上，就连皇帝本人也不十分清楚自己的权限在哪里。
皇帝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很难一丝不苟地做到“天子无私”，以为自己拥有生杀予夺、主宰万物的权力，甚至屡屡脱逸规范，恣意妄为的情况倒是屡见不鲜。好在，宋代士大夫已经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限制君主暴走的理论，即“祖宗之法”。
应该说，就经验主义原则，人们会本能地重视先人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判例法能够成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足可见崇拜古代“旧案”、“故事”的“保守主义”倾向，绝非中国独有。
当一个皇帝试图以“九五之尊”的特殊身份来摆脱礼制或其他规则的约束时，“祖宗之法”其实是最好用的工具。而在“祖宗之法”背后，则有着“天道”在支持。一个皇帝如果不想变成“无道”昏君，那么就必须恪守“祖宗之法”。
何况，安史之乱后的大动荡加速了社会流动，荡涤了魏晋南北朝余绪于唐代的门阀观念。特別是五代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不仅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也让皇帝头上“君权神授”的光环变得黯淡，这也给君臣关系造成冲击。
在群臣士大夫的眼里，特别是在宰相等高层官僚的眼里，皇帝也是一个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基本上是名义上的。与其说他们看重皇帝本人，还不如说看重的是“江山社稷”的有序运营。
对于前代王朝更替、江山鼎革之际，忠君死国的大臣，宋代人多认为：这是因为皇帝在异族入侵时就代表着宗庙、社稷。正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说“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这也是为什么宋太宗给自己迁都开封找理由时，会脱口而出地说出：“江山在德不在险”。而在北宋士大夫们看来，则变成“人主”可以“无功”但“不能无过”。宋太宗北伐丧师割地和宋真宗签订城下之盟，也从未动摇过自身权威。
作为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对“王天下”的尊崇比之西汉中后期的儒生更有所形而上学层面的超越。他们认为两汉儒生说春秋无“王”，并非特指周室衰微，而是感慨其时诸侯争霸，没有人从“仁”的角度建设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大兴“王道”。
在北宋士大夫群体看来，“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在姬周王室尚未绝嗣的情况下，臣下投奔他国的行为显然不不合理。“天子”不应是一种名号，而应是切实存在的“天下”共主。
何况古代中国对外一向有“修德来远”的主张，这种思想可上溯到孔子名言，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的诠释。他们主张以义理规范君主，要求君主讲求王霸之辨，明义利之分，期望君主自律，正心诚意，最终恢复“尧舜相传之道”。
北宋士大夫群体的这种主张，并非坐而论道的产物，而是在深刻反省晚唐五代的割据与战乱的结果。北宋宰相的吕本中对此表述得相当明确，在他看来，权臣积恶绝非一人或一时之事，而是累世叠加形成的。
规避这种现象的方法，就是皇帝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和至尊地位。君主，是保证意识形态稳定、社会长治久安、政治运作清明和国家发展均衡的主轴；是维系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然，君权隆盛至尊并不代表一人独治，而是要因才施用，以礼相待，使之各司其职。“贤”是士大夫获得重用的原则，“礼”是保证君臣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每一次王朝倾覆的根源，都是“君臣失道，而至于君杀臣，臣继而弑君也”。
在士大夫群体的眼中，皇帝是天地、祖宗、孝道、风化及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天下秩序的关键和枢纽。王朝兴替系于嗣君和法度，皇帝的真正职责是做好董事长，而不是将精力放在职业经理人该考虑的细碎问题上。
在各种影响与压力之下形成的自律意识，使皇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得不抑制个人意志，从而皇权中私的一面被公权力所吸收。其必然结果就是，皇帝只能机械地遵从王朝的政治运作，完全成为中央政府支配系统的一部分。由此形成的“天子无私”的公共形象，促进了皇权走向象征化。
日后熙丰变法其实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理想秩序，即所谓“立政造令，悉法先王”。这种政治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比如说针对官僚群体，是“一道德同风俗”；针对君主的，则是“致君尧舜”成圣人之君。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只要我们君臣一心，就一定可以使陛下成为圣君，我们成为贤臣。”只是在实施路径上各有侧重，王安石要对“祖宗之法”发起“正面冲锋”，司马光、苏轼等人则认为应该“侧面迂回”。
例如，他们都主张广开“学校”以正人心，但当王安石所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被用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统一标准时，便会遭到司马光的强烈反对。《春秋》三传可靠与否，《周易》是否揭示了宇宙奥秘，这些都是学术问题，完全不应该成为“一道德”的政策指引。
现在，宋英宗拒绝这种士大夫对皇帝的定位。他想将自己的精力放到应对具体的朝政批评与政务改革上，切实地“膺天命”来治理天下；更不愿受礼制束缚，所谓“濮议”事件是宋英宗“从心所欲”的第一步。
作为宋仁宗的养子，宋英宗赵曙自登基以来便始终回避生父的名份问题。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几乎逼得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宋英宗旧病复发。最后，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在赵曙弥留之际遵奉其生父为皇考，次年1月赵曙驾崩，长子赵顼继承大统，是为宋神宗。
宋英宗时代的濮议之争，是言官在政治上活跃的第一个高峰。王珪、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吕大防、贾黯等台谏大臣不仅积极纠绳皇帝，而且以规训姿态论奏弹劾大臣，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将自身置于道德制高点。
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在濮议之争中把韩琦、欧阳修等比作豺狼，刻意激化矛盾。他们有时更会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往往凭“风闻言事”，或小题大作，甚至上纲上线，北宋晚期畸形的党争已初显雏形。
王安石变法的酝酿、偏失与阻力
1069年，也就是熙宁二年，宋神宗赵顼将理财和策划对外政策的重责大任，都交付给王安石，令其变法解决冗官、冗兵的问题。王安石的学问、德行，在当时的士大夫之间，早已知名。他担任地方官，在政事上也颇有表现。
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到皇祐元年（1049），他担任鄞县知县，在任内兴筑堤堰，疏浚河渠；借贷官谷给农民，等收成后再加轻微的利息还给官府；用孔庙设立鄞县县学，聘请当地受人敬重的儒者杜醇出来主持。后来他推动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都源本于此。
王安石胸怀理想，希望能够得君行道。嘉祐三年（1058），在出任提点江东刑狱之前到京师，曾经上了一篇万言书给皇帝，这是他首次向皇帝详尽地提出对时事的兴革意见。这篇万言书指出当时国家的问题在于“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简略地提到了他的理财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仍然是强调要善辟财源。不过，接下来王安石谈得更多的，却是人才问题，建立法度，这才能挽救“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的危机。
只是，这篇万言书呈上去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调回京师任三司度支判官，这期间写了一篇《度支副使厅壁题记》，文中同样将理财、法度和人才三者结合在一起讲：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
这时，王安石已然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即要以法令的建立，使兼并之家不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来达成理财的目的。而法令建立之后，又必须有优良的官员来执行。新法中重视人才培养、选拔的几项，如更改贡举法、太学三舍法。
讽刺的是，给王安石变法惹来巨大非议的正是人事问题，还有他自己。王安石在提拔官员时“唯才是举”，挑选出来的人也确实都是“能臣干吏”。问题是，这些人品德过于偏狭，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那种，例如吕惠卿。
王安石“执拗”的个性使他一向认为自己的主张本于义理，所以对他来讲，是人言何足恤，不同的主张只是不合理的异论。但对政见不同的司马光来讲却是过分坚持己见，不仅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而且有错也不肯改。
和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很多士大夫精英，都认为理财的方针应偏向于节用，而不赞成开源；觉得朝政的改进应着重择人，而不强调立法。他们对于政治、社会的弊病，未尝在某些部分和王安石有着相同的看法，
例如，范镇、苏轼等人便曾有过改革募兵制弊病的想法；吕公著、司马光都认为在考试中应该提高经学的地位；理学家程颢也认同开科取士应出自学校的观点。但是他们对于王安石大规模的变法，并不以为然。
到新法施行后，弊端丛生，更增强了他们反对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都是元老重臣，并且是在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他们的反对切中时弊，对王安石构成了重大的压力。
以免役法来说，除了地方官吏为多收免役钱，对于民户资产锱铢必较之外，原来立法中规定不必负担役钱的乡村四等以下户，在法令推行到全国之后，也改为必须缴纳役钱。更不合理的是，官府收了役钱之后，却又不募而差。
叠加青苗法的影响，普通老百姓很容易为及时缴纳青苗钱本息和免役钱，纷纷抛售农产品到市场上来换取钱币，最终导致“价贱伤农”。如果向富家借贷，到秋收时还钱，仍然还有情况发生，只是时间向后推迟几个月罢了。
此外，农民借贷青苗钱时必须结甲。其中一户不还，强制其他诸户均摊，这种情形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加重，更显著地滋生不公。王安石的崇拜者郑侠，真切地见到了青苗法是如何给农民带来困扰，基层皂吏又是如何为了政绩将普通人逼入绝境。
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间的那场北方大旱极大地刺激到了郑侠，《流民图》的进献，是在他将新法施行的实际情形告知王安石后，但其无动于衷的前提下，才决心擅发马递，奏为密急事献于宋神宗。
待熙宁十年（1077），就连北宋较为富庶的两浙路，也因“灾伤累年，丁口减耗，凡九年以前逃绝户已请青苗钱斛，见户有合摊填者，乞需丰熟日理纳外，更有全甲户绝，输偿不足，或同甲内死绝，止存一、二贫户，难以摊纳者，更乞立法”
农村、农业、农民如此，城市亦在市易法的“摧残”下百业凋零。提举京师市易务吕嘉问“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地方新党则“贱买园户茶货，过取买人息钱，两自侵损”。
王安石自己曾对宋神宗说过，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
如今为了贯彻新法的实施，王安石竟然一转而认为“宁用寻常人而不为梗者”，瞠然忘记了他自己在嘉祐年间上书宋仁宗时，曾强调人才品行的重要性，这对一向充满理想的王安石来讲，无疑已踏上一个悲剧的方向。
不过，王安石之所以还羁留在相位，很大程度上仍有宋神宗的意向以及互相配合。宋神宗有志伐辽，为祖宗复仇甚至恢复幽燕。但辽国强大，不可以骤然征讨，于是在王安石的策划下，先以西夏为目标，然后包抄辽国。
然而，宋神宗元丰四年、元丰五年两次对夏的军事行动皆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元丰五年的那场大败，战报传至汴京，宋神宗临朝恸哭。五路大军35万人，以及赵顼-王安石君臣顶着朝野压力，辛苦留下来的全部资产一夜之内灰飞烟灭，熙宁变法彻底宣告失败。
尾声
宋神宗一生最大的作为在于任用王安石变法，而变法的目标在于积累财力，伐西夏以包制辽国。正因为心中那片祖宗“付托之重”的阴影，赵顼在熙宁年间力排众议支持新党，甚至不惜“远取东南财赋以赡关中”。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五路伐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西北地区民众的许多痛苦。至于仁宗时“乘间有所要请”的契丹，在永乐之役之后自然更无法达成。元丰七年（1084），消沉一段时间的宋神宗又有从兰州兴兵伐夏的打算，不过历史却不再给他机会。
次年三月赵顼去世，他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死后更是政局大变。其第六子赵煦以冲龄即位，只得由太后垂帘听政。重要的是，经过了几十年来文官集团的活跃，当政者也学到了如何运用规则控制思想，士大夫黄金时代行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