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怎么生活的,战争时还能生活优渥吗?

时事   2024-11-26 07:02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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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大体上都是教师、律师、新闻记者、普通政府职员或者银行业职员等等,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自然比单纯出卖体力的社会底层的要多得多。
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上海的采访记者、编辑的月薪普遍在40-100银元左右,而中学教师月薪则在40-80银元左右,新式商店的普通职业月薪则在20-60银元左右。
而他们的支出,无非是衣食住行。
同样也是在上海,当时在上海,有电灯、自来水的石库门一层楼的租金是10银元,普通的一间厢房,房租则是7银元左右。
吃的方面,二十年代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银元到13银元上下浮动,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记载,1929年的上海,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一包烟三个铜板,剃头八个铜板等等等等。

民国中产阶层 三口之家
出行方面,人力车起步价十个铜板左右,电车普遍一枚铜板,所以,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大致能维持与其职业相称的体面生活。
当然,各地情况不一样,上海毕竟是大都市,工资和消费自然高于其他地方,不过想要维持一个基本的中产生活,一个月至少得40银元的收入。
那么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是如何生活呢?其实大部分对于民国中产阶级的印象,无非就是影视剧里,如《情深深雨蒙蒙》等等,但总归有艺术的加工,无法窥见民国中产阶级的具体生活。
好在中国人有爱记账的习惯,恰好,一份民国的收支薄居然流传下来,从1936~1942年,整整六年,记录了两千多笔收入和支出,而收支薄的主人名叫董士沅,是一个典型的民国中产阶级。

董士沅的账簿
董士沅是民国时期的常州武进人,在安徽古镇符离集担任粮栈的负责人,也就是掌柜。
根据他的记载,其收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基本工资:每月固定发放25元;
过节费(春节、端午、中秋):每次3-4元;
膳食费:每月16元;
留守:不定时,一年基本一次,一次6-7元;
奖金:年底发放,每年62.5元;
加上其他收入,汇总起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约有46元左右,相当于每日有1.5元的收入。
根据1938年的一份调查,当时南京普通百姓每日的工资约1元左右,虽说董士沅的月工资比他们高不了多少,但董士沅自己还有一些投资、房租和利息收入,林林总总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差不多有103元。

账簿开支1
这么一对比,董士沅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至少可以维持不错的体面生活。
不过,董士沅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月光,因而他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记载了自己每一笔的收入和开支。
这些账单里,包含了吃喝、交通、娱乐、人情往来,可以说只要是开支,董士沅都会记在账单里,就是这些琐碎的记载,让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的生活。
首先是住的方面,董士沅租的是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根据其记载,其1939年2月之前,每个月租房的费用,每个月4.5元。
吃的方面,在账簿里,记载最多的,自然是吃方面的开销了,作为一个南方人,他的饮食充满了南方的特色。
平常的饮食中,大部分都是鱼、虾、蟹等水产,当然,符离集著名的烧鸡,他自然不会错过,账簿里,对于烧鸡的记载也不少,除此之外,肉、鸡蛋、水果这些食物,也时常是他餐桌上的常客。
而在鱼虾中,他最爱吃的莫过于白鱼和对虾了。
可以说,董士沅在吃的方面,虽然不要求山珍海味,但至少比普通人家要好太多了。

账簿开支2
也因此每次回家的时候,董士沅不会回村居住,也不会在村里吃喝,吃住都在城镇上,宁愿每次坐车回去,可以说几乎不吃村里的东西。
出行自然是靠人力车夫了,毕竟是有身份的人,自然不会靠双腿出行。
除了这些开销之外,还有一些娱乐方面的。
董士沅应该是民国初期的人,对于新兴事物不太热衷,也不爱看电影,唯一的爱好就是洗澡、修发和茶馆喝茶。
对于现在的中产阶层来说,医疗、教育,都是一个庞大的支出,而对于民国中产阶层来说,则是医疗和丧葬,这些都是大开支。
因而董士沅的账簿里,也记载立这些开支。
1936年十月十四日,年迈的父亲和二弟吵架后病倒了,家里连忙带着父亲去找了医生许乐山医治。
其中挂号和检查,出医费花了2元,挂号和检查等等花了1元,药费1.5元,这次就诊,花了4.5元,而过了一个星期后,再次喊医生来医治,出医费2元,当然,这些钱都是董士沅出的。
前后两次,就花了6.5元,相当于租房一个月的租费,更相当于月工资的14%,这看病可真不便宜。

民国时期看病
可惜两次医治,最终未能挽救父亲的性命,十月三十日,父亲去世,董士沅日夜兼程赶回老家,但依旧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而这,也就涉及到另一个重大开支:丧葬费。
根据记载,民国时期常州丧葬利益和花费都是相当多的,董家是大户人家,丧葬自然排场大,而在账簿上,仅董士沅父亲的葬仪一项,就花了近百元,相当于董士沅两个月的工资了。
当然,这笔钱是董士沅垫付的,事后二弟分四次支付一半费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丧葬费,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开销到底是多大。
除此之外,账单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记载也颇为有趣。
比如董士沅时常会给一个学徒赏一角钱,只因这个学徒定期给他倒便桶。
而在上街购物的时候,只要稍微重一点,就会雇人替他送回去,倒不是这些货物有多重,纯粹是自己在马路上提着大件物品回去,有失身份。

人力车夫
另外一方面,董士沅还时不时进行捐款买药等等,可以说董士沅的这种情况,很符合一个中产阶级的派头。

中产阶层最大的危机:战争

如果在安稳的时代,董士沅自然可以舒舒服服过完一辈子,但放在民国这个时代,且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代,董士沅的日子,自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不少人纷纷捐资抗日,董士沅亦是如此。
1936年12月2日,董士沅在账簿上留下了一笔支持:捐1.34元支援援绥军抗日。
此后,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董士沅意识到了危机,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如人力车和雇人的脚力钱少了很多,开始为未来做准备。
1937年7月7日,全面战争爆发,粮栈不得不暂时关闭,董士沅则负责留守粮栈,观望局势,同时在9月7日,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购买了10元的救国公债,相当于将了近五分之一的月工资钱支持国家。

救国公债
1938年3月7日,日寇连续轰炸宿县,造成大量无辜百姓的伤亡,他前后又捐了15元,可以说在民族危亡面前,董士沅还是相当识大体的,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人的爱国举动。
另一方面,武进靠近南京、上海附近,濒临战火,他也揪心在家乡的亲人,因而这段时间内邮寄书信和物资的邮费陡增。
1936年,一年的邮费仅有2.6元,到了1937年是5.1元,到了1938年则陡增到16.37元,这里面固然有战争期间邮费上涨的问题(从0.33元/次涨到0.58元/次),但次数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1938年这一年,董士沅就邮寄了28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可见对亲人情况的着急:
拾一二月份,家用米虽能邮寄,回望里门,不知如何情形,旅人心绪,不言而知。惟有默祷天帝,佑彼妇孺,逢凶化吉也
而在粮栈留守他一年多后,眼睁睁看着日本人越来越严格的粮食管制,开业彻底无望,也意味着他要彻底失业了。
不久,他冒着危险前往位于上海的总部办理手续,然后回到家乡,考虑到火车等交通工具易受敌人攻击,董士沅选择从小路回去。
尽管一路风尘仆仆,但回到老家后,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现在去镇上居住了一晚,买了一些礼品,第二天才回到家中,活脱脱一个节俭又十分爱面子的形象。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
只是没了固定收入,董士沅不得不考虑日后的生活问题。
1940年夏,他将自己的宅子装修一番后以16元的价格租了出去,带着全家出去租小房子居住。
一开始房租只有4.5元,随后涨价到6元左右,但不管如何,一来一去,还是赚了10元差价的,这些钱虽然不多,但足以改善自家生活了,除此之外,董士沅还卖卖字画,家里还有一些地租,足够一大家子生活了。
但想要维持之前的生活,显然不可能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吃的方面。
战前董士沅可是顿顿吃肉的,但战争爆发后,他购买的食物远远没有之前那么丰富的,而且一次性都是大量购买,如花了9元5角买了一担米。
至于常吃的水果也很少买了,就连最爱的洗澡、修发等活动,也明显减少了许多。

遭到日军轰炸的常州
而下乡收租的时候,吃的也是简单的馒头和咸菜以及开水等等,远远不如之前下乡吃的。
除此之外,董士沅账簿在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新的开销,即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取的各种苛捐杂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良民证,办理一张就得1.2元。

良民证
或许感觉人生的不顺,在家乡的日子,董士沅似乎迷上了看相和看风水,账簿里记载了不少请人看相的支出记录,一次算命就得5角钱,可比2角一次的修发贵多了,这一时期的董士沅开始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佛。
与从同时,董士沅又购买了许多书籍,既有西方著作,亦有传统的文史作品,还有《命理探源》等算命读物,这些购买记录,也被董士沅记载在账簿里。
对比战前生活,简直天差地别,可以说战争才是中产阶层的最大危机。
董士沅最后一笔账簿记载是1942年2月,至于原因,要么身死,要么某种原因无法记载,但所幸,他的这些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抗战前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来源:非正常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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