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谨对金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金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求真务实，热情谦逊，道德文章皆为学界楷模。现节选先生在《读书》杂志2022年第10期上发表的文章，以为缅怀和纪念。该文讲述了先生写作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缘由与经历。
金冲及先生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在我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中，也曾多次遇到过需要认真计算的时候。
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六十岁到来还有十年左右。当时我已有岁月不待人的紧迫感，觉得必须对即将到来的十年的工作有个比较周密的计算和安排。但这次考虑比较简单，因为有两项工作正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 ：一件是由我担任主编的两卷本《周恩来传》，共三百万字 ；另一件是我和胡绳武教授在复旦大学工作时开始撰写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还有两卷没有完成，由我们各写一卷。我这部分工作自然只能业余做，无法半途而废 ：白天全力以赴写《周恩来传》，晚上业余时间写《辛亥革命史稿》。同事笑我是“白天周总理，晚上孙总理”。这两项工作最终都如期完成，达到原定要求，心中压着的石头才放下来。
我的另一次“从长计议”是二〇〇五年完成和陈群同志共同主编《陈云传》的任务后，方算真正离休，开始自己的写作计划。我那时着手的，先是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再把一九九一年胡乔木、胡绳主持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且起了个书名叫《一本书的历史》。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金冲及 著
为什么刚从原来岗位上退下来，几乎没有停歇就主动上马一项自行承担的新课题——写一部四卷本、一百几十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主要有以下三个想法：
一是社会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尤其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需要有一部比较系统而又较具体生动的书将其记载下来。我在这一百年中生活七十多年，许多事亲见亲闻，有责任尝试一下这种努力。
二是同我自己前一阶段工作的衔接。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已改组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职工作二十四年，主要任务是主编或共同主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传记。编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和重大活动，都离不开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但这些书毕竟是个人传记，以上方面的论述所用篇幅不宜过多，以免“喧宾夺主”；而且有关历史背景分散在各书中，难以给读者比较完整的印象。这样，编写一部比较系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可以充分使用编写传记时做过认真研究而无法写入书中的内容，还可以对“二十世纪中国”这个课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是从我个人的历史经历来看，写这个选题也具备有利条件。我从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五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教过“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共十二年。那时讲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晚清”到“民初”，对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比较熟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过几次从合作到破裂的过程，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为了知己知彼，需要对国共双方的历史都比较熟悉。何况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是大学生，又参加了地下党，不少事是亲见、亲闻、亲历的。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多次被中央抽调参加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前后大约有三年时间，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也有较深的了解。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的历史前后相续，贯通起来就有一种整体性的感觉。
四是正在这时，我读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罗素讲了一段话：“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确实，由一个人来写一部史书，不管本人水平如何，总比较容易使读者有主题鲜明、层次清楚、一气呵成之感。罗素的这些话，也给我壮了胆，觉得可以试试。
这样，经过对利弊反复“计算”后，我就下狠心，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能东一枪，西一枪，浅尝辄止。我很笨，连用电脑打字也不会，只能用铅笔一字一句地写，写了三年，才把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四卷本的书稿完成，很快就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