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近日,党委教师工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联合开展“我心目中的南开好老师”主题征稿活动,邀请海内外校友,分享师生间的难忘故事和珍贵画面,展现我校教师秉公尽能、立德树人的风范。
本期,让我们跟随刘运峰校友,一起走近政治学系朱英瑞先生、李晨棻先生、沈亚平教授和朱光磊教授。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手机响了,是一位多年前的朋友打来的,他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回答在办公室看书、写稿子。他有些诧异,说你星期天怎么还去办公室看书、写东西?我说,习惯了。他说,你也五十多岁的人了,应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比如去外边走走看看,何必搞得那么紧张。我笑着回答说,这也是一种享受——的确,能够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写稿子,是很惬意的事情。
在许多人眼中,大学教师平时不用坐班,课时也不是很多,又有寒暑假,在社会上还受人尊重,算得上轻松自在,令人羡慕。实际上,真正的感觉并非如此,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从当了教师,工作和业余、节假日和工作日就再难以区分。许多工作都是在假期、公休日完成的,与平时相比,一点儿都不轻松。
这样的感觉、这样的状态并非属于我一个人或少数人,据我所知,大多数南开教师都是如此。大家偶尔碰面,也多是在往返研究室、实验室的路上。大家交流的,也多是在读什么书,搞什么课题,做什么实验,写什么文章。
在娱乐场所,在度假胜地,很少见到南开人的身影。大家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一种共识,那就是,南开人生来就是勤勉耕耘的,就是不断提高、不断丰富自身的,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
一所大学风气的形成,品格的树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南开人的内敛,南开人的坚韧,南开人的自励,来自于南开精神的熏染,来自于“公”“能”为核心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感召。校训,不仅仅是刻在石头上、写在标语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南开师生的行动中。
从本科到博士,前前后后,我在南开园做了十年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师们当年传授的知识大多淡薄了起来,然而,老师们的道德风范、品格情操对自己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历久弥新。
我是政治学系1983级的学生。那时的政治学系刚刚恢复重建,几乎是白手起家:师资匮乏、教材短缺、场地紧张。几经周折,才在主楼五楼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教室,算是有了一个栖身之地。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老师们不叫苦,不抱怨,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当中。
班主任朱英瑞老师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归国华侨,在党和政府的资助下读完了中学和大学。他知恩图报,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在许多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的生活负担很重,与在附中任教的李娜师母要赡养年迈而没有收入来源的岳母,还要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我们经常去朱老师家请教问题,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家的饭桌上大多是素菜,几乎见不到荤腥,偶尔有一盘豆腐粉条就算是改善生活。对此,朱老师安之若素,他很知足,总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在教学上,朱老师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讲稿写得非常整齐、美观,像一件艺术品。每次上课,除了讲稿,他还会拿来一些卡片,上面是搜集到的新资料。记得在《伦理学》课上,为了解答同学们关于“温州模式”将会引起何种社会观念变革的问题,朱老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条分缕析地为大家讲解。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积劳成疾,朱老师不到70岁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但是,他那清楚、整齐、美观的讲稿、卡片,他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本身就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副系主任李晨棻老师是6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中共党史、党建和国际共运史方面造诣颇深,在科研、教学、管理上一丝不苟。在我们入学后的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她听说我们办理借书证遇到了麻烦,散会时很激动地说:“没有借书证怎么行?我现在就去找来先生!”李老师对图书馆馆长来新夏先生执弟子礼却又据理力争,因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李老师平时不苟言笑,课堂纪律非常严格,但在课下却非常热情,我们每次去她家里,她无论多忙,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在一次闲谈中我们得知,她的弟弟是著名的摄影师李晨声,弟媳是著名导演王好为,夫妇俩合作了不少优秀的影片,如《瞧这一家子》《北国红豆》等,每提起她的弟弟和弟媳,她都很自豪,说:“他们俩是搞艺术的,我是搞理论的。我们平时都很忙,但都互相惦记着,经常通电话。”李老师在教学上很是投入,有时忙于备课和上课,竟然忘了买菜。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她家串门,一家人在吃咸饭(就是在饭中放一点盐和酱油),我们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硕士论文是沈亚平老师指导的。我做论文的时候,沈老师一家三口还住在北村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独单里。沈老师就在不到5平方米的“客厅”的饭桌上仔细批改我的论文。我的论文初稿写了八万多字,沈老师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他先是用铅笔,后是用红笔,从头到尾修改了两遍。当我在文后向他致谢时,他坚决不同意,说这都是导师分内的工作,一客气倒显得不自然了。将近20年过去,我还仔细保存着这本论文的底稿,连同那篇没有印在定稿上的后记。每当看到这厚厚的一摞底稿,每当看到沈老师的批改的字迹,心中就充满了一种感激。
我的博士论文是朱光磊老师指导的。朱老师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时候,他的“人生之志两不变”的事迹就由《中国青年》杂志进行了报道,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读研究生期间,朱老师就出版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专著,该书列入“走向未来丛书”,发行十余万册,至今仍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权学说的重要成果。尽管成名很早,但朱老师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在我随朱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已在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收入分配与政府控制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朱老师以治学严谨、视野开阔著称,他尽管工作繁忙,但在学术研究上一点也不打折扣。他没有节假日,一切娱乐都与他无缘。对于学生,他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朱老师正要去日本讲学,那时的网络远没有现在这样便捷,朱老师就把我的初稿带到日本,在讲学的空隙逐字逐句地批改,然后委托师母侯波老师通过特快专递寄回国内。在我的论文初稿中,朱老师批改了不下百余处,有肯定,有鼓励,有质疑,更有严肃的批评和明确的要求。我的论文是关于“二元结构”下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表述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朱老师特意提醒我,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客观、理性,不能掺杂感情因素,否则就容易“跑偏”,结论也就失去了科学性。朱老师的话,无异于当头棒喝。经过一番苦战,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以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知识是一方面,学习老师研究问题的方法、视角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格、老师的精神、老师的风范。
我很幸运,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遇到了许多位默默奉献、沉潜敬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好老师。我总觉得,南开校训在老师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一个人的成长,两种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家庭,二是学校。家有家规,校有校训。具体来说,家长和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我本人来说,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始终将宽厚、善良、朴实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而在追求知识、培育学生和探讨学术的路途上永不满足、永不止步则主要是受到老师、同事和周围大环境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本科毕业至今27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周不买书,也没有一个月不写文章。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时找老师请教,但老师们践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风范一直在督促着自己不能松懈,不能懒散,不能敷衍。每当思想上有所放松,行动上有所怠惰,眼前就会浮现出老师们的身影,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声音在提醒着自己:今天,你做了哪些工作?你读了什么书?你在学业上有新的提高吗?你在指导、培养学生方面有新的成绩吗?你的思想、道德境界有新的提升吗?每当想到这些,便静下心来,继续自己的工作。
作者简介
刘运峰,1983年9月-1987年7月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9月-1998年7月就读于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9月-2005年12月就读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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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开教师工作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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