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最大的青帮大佬，杜月笙一生热心公益，积极抗日，出资出力救助灾民，这一点很令人称道。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开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
当时在上海的浙江籍人士发起募捐游艺大会，杜月笙也参加了，而且还中了头奖，高兴之余杜月笙当场捐赠300元大洋用于赈灾。
1927年进入工商界后，杜月笙就开始积极参加各方的赈灾工作。
对此他投入颇大，每次不但捐出大笔款项，还为赈灾出谋划策。
他曾倡议将喜丧仪礼作为赈灾款项，将黄金荣64岁大寿的5万多元寿款移作赈灾款。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他的慈善行为就更加主动了。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他在学术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
蔡廷锴曾对此事说道：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那就是杜月笙先生。
上海市民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名难民。
同时，该会的救济所开办了7处临时医药所，其中4处是杜月笙出资兴建的。
与此同时，杜月笙还领导上海浦东同乡会积极为东北义军及难民募捐。
正因为杜月笙在赈灾救济和日常慈善工作上的贡献，1934年11月，杜月笙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随着日军的入侵，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杜月笙将慈善重心转向战时救助。
他联合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援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
据统计，有4万多名受伤军民得到了妥善救护。
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苏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
南京沦陷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开展救护工作。
除了捐款之外，杜月笙还直接创办了慈善公益机构。
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捐资10000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获得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一等奖章。
1933年，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共同创立了虹口平民时疫医院。
当时如果有重症病人留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费等全部免费。
当然，除了创办医院，他还创办了学校。
1931年7月，杜月笙在法租界善钟路116号创办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
他赞助学校长年经费，直到1935年8月学校完成最后一次招生。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担任筹募委员会主任。
仅月余时间，就筹集了150万余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后，仅用一天时间就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
杜月笙还弄到了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套防毒面罩，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戴笠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辖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
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其中，第三支队在青浦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入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
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到江面凿沉。
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船沉江底，阻塞了长江航道，延缓了日军的进攻。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1939年夏，杜月笙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坐镇香港，指挥其留在上海的门徒，迫使虞洽卿等人离上海赴重庆。
同时他还制止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请其协助吴开先在上海活动。
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
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活动。
1940年10月，杜月笙党徒成功策动朱升源将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杀死。
此前，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由于公开投敌，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刺杀。
尽管杜月笙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但事前必经他默认无疑。
总之，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
在抗战中，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
杜月笙有句名言：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有本事， 没脾气，应该是他人生最生动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