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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喜欢“与原生家庭和解这个概念“，尽管它在一些互联网的自助文章中广泛流行，但这一概念在严谨的学术文献中尚未得到清晰定义，也缺乏深入的干预研究支持。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概念可能与宽恕疗法（Forgiveness Therapy）相混淆。
需要注意的是，宽恕是一种个体的主动选择，个体有权决定是否选择宽恕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当个体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或感到不愿意宽恕时，不要强迫自己进行宽恕，这不仅未能解决问题，而且会进一步诱导产生内疚和羞耻感。
我想起一段治疗结束时，患者对我说：“任何一段关系都是阶段性的，对于夫妻关系我们能够选择，对于亲子关系我们不能选，但我们能选择何时结束，我们始终有能力把那些有害的关系，从我们的情感世界请出去”
下文主要介绍针对情感伤害的不同治疗方式的工作思路，重点讨论情绪聚焦：
在心理治疗领域，“创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然而，下文的创伤（情感伤害emotional injury）不局限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标准定义。
下文中的创伤可以更广泛地理解为成长过程中任何深刻的情感伤害，由人际关系中的负面经历（如侮辱、欺骗、忽视或虐待）引发的情绪痛苦，往往与个体在关键发展阶段未能满足的情感需求有关。情感伤害不仅是一种客观事件，它也是个体情绪体验的主观感受。
大量的研究表明情感伤害破坏个体情绪调节的基本系统，这种伤害不仅存在于“认知层面，还储存在躯体和情绪层面”，（理解这一点，可以理解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工作思路，这是治疗的底层逻辑）。
接下来会涉及有关情感伤害的治疗方式
1.认知行为的心理治疗（top-down theory）聚焦于功能不良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暴露治疗处理的核心情绪是恐惧，参考：2.sensory motor therapy体感疗法（bottom-up theory）：近年来，感官运动疗法（Sensorimotor Therapy）作为一种针对创伤的体感疗法在网络上逐渐受到关注。与传统的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创伤治疗方法不同，感官运动疗法的核心理论聚焦于创伤对身体的影响，并通过躯体觉察来帮助个体处理这些影响。面对创伤或危机事件时，人体会启动一系列“原始反应”，通常表现为“战斗、逃跑或冻结”（fight, flight, freeze）的应激反应。这些反应主要由脑干中的相关区域（如中脑、桥脑和延髓）触发，绕过了大脑皮层中负责认知和理性思考的高级功能。这种神经机制解释了为何人在应激状态下往往表现出非理性或本能的反应 (Bostelmann, 2019)。上图展示了当人们经历极度压力或创伤时，身体如何进入一种“关闭”或“解离”的状态。1.情绪关闭/假死反应：当一个人面对强烈的创伤或压力，无法应对时，大脑会触发一种保护机制，让身体进入类似“假死”的状态。这时，身体和情感会暂时“关闭”，以减少痛苦和冲击。2.肌肉松弛：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减少对身体的控制，特别是那些负责保持姿势的肌肉。前庭系统（负责平衡和姿态的部分）发出的信号减弱，导致肌肉变得无力，身体变得松软。这就是为什么在极度压力下，有些人会感到四肢无力、无法动弹（冻结反应）。3.姿态和情绪反馈回路：肌肉松弛之后，身体会进入一种弯曲、蜷缩的姿势（就像图中那个人的姿势）。这种身体状态反过来会让大脑继续保持低觉醒状态，情绪和身体都处于“关闭”的状态。4.大脑的调节：网状激活系统（RAS）负责调节觉醒状态，而大脑中的导水管灰质区（PAG）则帮助应对压力和恐惧。这两个区域在这种“关闭”反应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让个体进入低反应、情感麻木的状态。简单来说，当一个人遭遇创伤时，大脑和身体如何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模式，表现为情绪和身体的“关闭”，肌肉松弛，反应变得迟钝，个体感觉与周围世界“脱离（解离反应）”了。与此相应，感官运动疗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自下而上”（bottom-up）的治疗思路之上。该疗法特别关注个体在创伤情境中身体的自动反应，包括肌肉紧张、姿势、运动模式和呼吸节律等。感官运动疗法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些自动化的身体反应进行觉察和调节，逐渐帮助患者恢复对自身情绪和身体的控制 (Classen et al., 2020)。相比之下，CBT则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疗法，主要依赖于改变个体的认知模式。通过认知重构，CBT帮助创伤患者识别和改变负性思维、行为模式，并通过逐步暴露治疗减轻创伤的影响。尽管CBT在处理创伤方面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它通常对身体反应的直接干预较少，更多聚集于认知层面的转变 。3.情绪聚焦的治疗思路（重点说明，基于真实的治疗经验）许多导致我们核心痛苦情感的触发因素源于人际互动中的困难，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发展敏感时期（如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我们反复经历长期的痛苦情境时，情感上的伤害往往会变得更加慢性和持久。这些情感伤害通常发生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如与父母、重要同伴、教师、兄弟姐妹、朋友、恋人等），当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感到被拒绝、被批评、被忽视、被侵犯、被弱化、害怕或感到自己成为负担时，这些问题性的互动模式会深深影响我们内心的感受。问题性的人际互动一般可以分为两类：过往的或近期的。有时，我们的痛苦是这两者混合的结果。举例来说，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关系可能长期存在问题（例如，小时候父母的过度心理控制，例如羞辱，忽视，控制或诱导内疚），而这些问题在成年后仍然存在（如父母仍然对我们时常批评，态度反复无常）。虽然情感伤害是导致慢性痛苦情感的关键因素，但我们在当下自我对待的方式（例如，自我批评）往往会加剧这种痛苦。自我批评最初可能是为了减少情感伤害带来的痛苦。例如，我们可能因为父母的情感伤害而开始自我批评，试图改善自己，以期获得父母的认可。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如自我批评）反而让痛苦更加持续。这些经历形成情绪图式（情绪记忆）影响我们未来的情绪加工与处理方式。在面对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时，我们可能会重演相同的情感反应。因此，转化这些深层情感伤害并治愈情感创伤至关重要。从情绪聚焦治疗（Emotion-Focused Therapy, EFT）的角度来看，解决童年或人际关系中的创伤不仅仅是认知重建（如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方法）。EFT的核心理论之一是“情感转化情感”（emotion changes emotion），即核心情感无法通过抑制或消除来缓解，必须通过一种相反且更适应的情感来实现转化（Greenberg, 2004）。在EFT中，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以及由于早期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所造成的情感伤害，往往会引发不适应性情感（如羞耻、孤独、恐惧等），这些情感需要通过接触和转化来实现症状的改善。双椅技术（Two-Chair Technique）是EFT处理未解决情感创伤的核心干预手段之一。该技术的有效性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Paivio & Pascual-Leone, 2010）。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与导致其情感伤害的重要人物（如父母、伴侣等）进行内在的模拟对话，表达长期压抑的情感——这些情感可能包括愤怒、受伤、恐惧、羞耻以及未满足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患者面对的是童年时期经历的情感创伤，例如来自父母的忽视、羞辱或控制，这些创伤通常引发深刻的羞耻感（Shahar et al., 2012）。通过双椅技术，患者逐渐将保护性的愤怒代替羞耻感。这里的愤怒不是破坏性的攻击行为，而是一种健康的情感表达，帮助患者设立必要的心理和情感边界。保护性愤怒是一种基于自我尊重的适应性情感，其功能是让患者摆脱早期依恋关系中的操控与情感伤害。患者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非我的责任，而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的结果。我拒绝再接受这些操控。” 这种觉醒源于对自我关怀的培养，并有助于逐步重建自我价值感。在EFT的后期阶段，患者通常进入一个哀伤与放下（grieving and letting go）的过程。这个阶段不仅是对失去的情感或关系的哀悼，更是对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的深层哀伤（Greenberg & Goldman, 2008）。患者需要承认创伤的存在，并接受过去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承认是哀伤过程的核心体验。患者逐渐意识到：“虽然这些创伤不该发生，但它们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前行，但不再让它们定义我的未来。” 这种情感上的解脱不仅是一种个人成长的象征，还帮助患者重新获得情感上的自由。最终，治疗的目标是帮助患者实现情感上的解脱与掌控感。解脱体现在患者能够告别过去的情感伤害，设立清晰的情感边界，并与曾经造成伤害的人不再纠缠。这些边界象征着患者对情感世界的自由：“我告别过去，并设立边界，不再允许伤害重演。” 掌控感则体现在患者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情感反应和人际关系。正如一位患者在治疗结束时所说：“我不能选择我的原生家庭，但我可以选择结束一段对我有害的关系，将这些伤害从我的情感世界中移除。” 这种随时能够说“不”的能力，赋予了患者更多的情感自由，也象征着一种内在的智慧和成长。往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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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L. S. (2004). Emotion-focused therapy: Coaching clients to work through their feeling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Greenberg, L. S., & Goldman, R. N. (2008). Emotion-focused couples therapy: The dynamics of emotion, love, and powe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aivio, S. C., & Pascual-Leone, A. (2010). Emotion-focused therapy for complex trauma: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hahar, B., Britton, W. B., Sbarra, D. A., Figueredo, A. J., & Brown, K. W. (2012).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The role of rumination and self-compass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0(3), 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