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若干个以兴趣为基点的小社会调查。honestly, 调研本身中有意义的部分被消解得很厉害，处处充满对意义本身的阻碍，大过预期。但从观察社会视角来看，大多数时间都是“充满令人厌恶的有趣”。
最近和fo老师一起完成一个跟女生校园性别霸凌作业，其中有一些想说但最终没说的话。当然，因为这是我的qq空间，并不是报道，所以删改时增加了情绪化用语，删完除了观点故事性也几乎没有了。但是对我来说，传递观点才是重要的，réserver第一个试图干预的社会话题。
1.
从学校传出的喧闹嬉笑，往往令成人无限感慨地想到纯真、童年、杜鹃花，这才是恐怖的地方，也许她们正在折磨另一个女孩：“你听到这样纯洁的笑声，你知道里面也许包含着很大的恶意，也许她们正试图毁掉另一个女孩。”
女孩小团体孤立他人，并不是学校里的新鲜事。混杂着嫉妒和刻薄的“友谊”，甚至作为女孩特有的校园文化，被文艺作品津津乐道。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关于校园、涉及性别的暴力妨碍优质教育》第一次定义了校园性别霸凌 (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它“普遍存在”，“是性别歧视的最恶劣表现之一”，包括“性暴力、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针对女孩的性别暴力存在多年却被长期忽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孤立和基于外貌的嘲讽，都属于“校园中基于性别的暴力”，“是由于社会里的性别规范和刻板印象造成的”，有1/4校园暴力与性别相关。这个数字在中国更高，十个孩子中三个遭过欺凌，女生受到的性别霸凌较男生更普遍。
在校园暴力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今天，人们谈及这一话题，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流血事件，然而女生受到的性别霸凌大多与身体暴力无关。但它充斥着校园生活的每分每秒，既来自同学，也来自老师：外貌打分，校花评选，一句“女生学不好理科”，集体不和某个“自以为是”的女孩说话……在一个性别不友好的环境里，很难想象一个女孩能安然度过青春期却不留下心理创伤。更糟的是，它们往往被视作校园“日常”的一部分，女孩们被裹挟其中，但并不能像被广泛讨论的“娘娘腔”男生或同性恋受害者一样，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所受欺凌中包含的性别因素。
2.
Jojo至今记得小学被班主任荡妇羞辱。“这么小年纪就想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啦？” 她的班主任，一名头发烫成方便面状的中年女性，皮笑肉不笑地把《珍妮姑娘》当着全年级老师的面摔在她面前。
所有老师好奇地应声回头，肆无忌惮上下打量她，前来观赏前所未有的不足12岁的荡妇。jojo形容“那场面真是壮观得要死，《红字》知道吧”，通奸女性胸前被烙铁烫字、站上断头台示众。”背上“荡妇”罪名和读什么书关系不大，被选中是因为是“出头鸟”，而荡妇羞辱又最能摧毁一个女孩的自尊。
在**一所高中教语文的a老师证实了校园中针对女孩的“枪打出头鸟”潜规则，并对此感到不平。他发现活跃在学生会和社团的能干女生往往得到的评价比较负面。女生工作能力强，“我觉得是干练，但其他老师评价会比较贬义，比如做事泼辣。” 他观察到多数老师“不喜欢女生太强势”，往往以一种不赞同的口吻评价她们“太会折腾、太雀跃”，但如果换成男生，这就不是缺陷了。
a老师是一名85后，作为一名男性文科老师，自己就深受性别刻板印象困扰。同校理科男老师调侃搞诗词歌赋的“娘里娘气”，为他擅长也喜欢和学生打交道感到吃惊，“我不像你，我没那么大耐心，他们会这么说。” 连相亲对象都委婉暗示“以后可不可以不当老师”。在当地社会观念中，老师是“照顾人的角色”，没出息，不是男性应有的抱负，“可能去和权势发生关系，才是男性价值的追求。”
a老师因此对女孩们在学校中所受的隐形性别限制感同身受。社会文化要求女孩文静、谦逊、乖巧，这就意味着不符合标准的女生会被当作异类，强势能干会被老师讨厌，活泼大方也招致同学恶意。曾经有一名女生找他倾诉，说女生们议论她“行为不检点”。调查后，a老师发现这名女生只是性格爽朗，喜欢和男生一起玩，“觉得痛快点”，其他女生对此十分反感，开始制造关于她的谣言。
在刻板印象主导的性别文化中，当大部分女生都接受了社会强加的自我克制、沉默矜持的规训时，无视性别规则的“强势能干”或“活泼大方”自然成为背叛。然而，好女孩并不能上天堂，内向顺从、不惹事生非也不能让女孩在学校中自保，免于不友好的评判。
因外貌招致的嘲讽几乎是每个女生在学校中都会面对的困扰，因羞于回击更感屈辱，就算被评选为“校花”，同样被置于一种任人评判的性客体逻辑。a老师对主要针对女生的外貌羞辱十分恼火，“这在日常生活中频率是很高的，主要是男生对女生指指点点。初中刚青春期的更厉害。” 走过学校走廊，他总能误入穿着校服的男评委们举办课间选美，“对楼下经过的女生品头论足，甚至还在那里打分”。他立刻喝止，“但批评只能是制止当下那个行为”，男生并不理解自己错误的原因。
正如a老师所说，对“与众不同”者的排斥，以及因此衍生的外貌性格羞辱，是社会规训在校园中的体现：如果一个女生不安静谦逊、苗条可爱，没有安分地呆在性别分配给她的刻板印象里，或完成得不够好，她就是糟糕的、可笑的，应该群起而攻之，打压她的骄傲，或嘲笑她的丑陋，直到她屈服于规范。这是社会恶意的提前演习，工作狂、剩女、女博士，全职母亲又会被称为“丈夫的米虫”…更多侮辱性词汇等着女孩们长大。
知识和课堂不能成为女生逃脱性别刻板印象的避难所。所有中学女生都共享同一句亘古不变的诅咒：“女生成绩好因为勤奋，擅长死记硬背。”
a老师有时也为其他老师的偏见感到震惊：“尤其在理科学习中，女生得到的鼓励更少，反而打压很多。”他认为文理科的擅长与否与性别没有关系，但老师们似乎对男生学好理科“就是有莫名的期待”，同样面临挫折，男生会得到鼓励，女生则会被劝退。他惟妙惟肖地学理科老师的课间议论：“女生脑子就是不行，学理科脑子转不过来。男生开始学不好没关系的，后期爆发力好，花点功夫一定能学好的。”
浙江高考不分文理，初衷是让学生可以自由搭配擅长科目，有更多发展可能；然而在性别歧视的教育环境下，a老师发现反而更多女生被劝说放弃纯理科，“现在同时选学理化生的女生特别少。”一些老师的性别歧视甚至基于某种好心，自以为在替女生的将来考虑。
“风吹日晒的专业”当然不适合女生，比如土木工程，是要劝阻的，还有水产养殖。在涉及专业选择的谈话中，部分老师的言论常带歧视而不自知。一些老师甚至在课上说：“不得不说，有的专业在婚恋市场上比较受欢迎。”比如小学师范，高中老师又不“好嫁”了，没时间照顾家庭。“听到这种话，下面女生会表现得很反感。”这种师生冲突发生过不止一次。
根据a老师观察，老师是否“迂腐”，与年龄性别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跟老师的成长经历和性别观念有关。在有问题的社会观念里，所有人都会被裹挟在里面，大家都会有偏见。”
B老师是**一所高中的95后女老师。她并不是一名观念不够现代的老师，由于不喜欢学校惯例“女生节”总是安排“学习礼仪”培养淑女气质，她组织了运动节，鼓励女生参加投篮等竞技比赛。然而，当谈及她所教的生物，她却认为女生相对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是“数据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但出于对性别平等的尊重，她不会让女生知道自己逻辑思维不如男生这一“事实”，连哄带骗鼓励她们：“相信自己！你当然可以学好！”
教同一科目的男老师c则有不同的观察，他在**一所高中任教。“就说我们生物，” 声音陡然抬高，“如果每次统计一下性别，考得好的男生和女生的人数差异也不会有多大。好学生里有男有女，差生里也是有男有女啊。”如果数据显示女生理科弱于男生，他认为这也得归咎于社会观念从小对女生的塑造强化了她们的潜意识，“在理科学习中，她们从来没有得到同等的鼓励和认可啊。”
3.
c老师给学生做性别教育已有十年。作为一名生物老师，早年他的关注点偏重性教育，结果学生们很不耐烦：“我们都懂啦。” 后来他意识到“性别”不只是生理知识，更关于社会观念。
C老师意识到女生间性别霸凌的复杂。有时候，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对错题，不管是被霸凌者，还是霸凌者，某种程度上都被同一种有问题的性别文化裹挟其中。
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研究了女孩间性别霸凌的最重要表现形式——通过集体孤立来攻击某个女孩的“关系霸凌”：“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孩置身于公开冲突之中，她们因此被迫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进行攻击。”当女孩的拳头和舌头都被“友善、温和”的行为规范束缚住的时候，她们不能通过“不打不相识”发泄情绪，她们的愤怒另辟蹊径：通过更不易被成人察觉的方式，虐待冒犯了自己的同龄人。
她们选择的武器是剥夺“关系”，把“讨厌”的人从集体中驱逐出去。对于女孩们来说，在学校拥有一个稳定的姐妹团是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在食堂和体育课不会落单，更意味着证明自己“正常”：好人缘、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一样——“出头鸟”是性别霸凌最容易选中的受害者。
因此，当其他女孩收起笑容，冷冰冰的沉默本身就是致命惩罚。甚于口舌肢体暴力，肉眼不易察觉的伤害会将伤口深深刻在被霸凌者的体内，甚至摧毁被选中的女孩的人生。
“说服大家都讨厌你太容易了，因为霸凌你的人都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比直接打一架难受多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校园生活。”flora说。在中小学，学校生活和社交就是女生的全世界。
在全员参与的关系霸凌中，反抗是徒劳的，被霸凌者无法独善其身。但对于将霸凌当作游戏的女孩们来说，受害者是不被允许自行下线的。flora被霸凌了一整个小学，最操蛋的是，全班孤立到她每天都不知道该写什么作业，诶这些狗崽子就是有这种本事。
Flora得像个侦探一样，搜集线索连蒙带猜，才能完成一个作业。万幸的是，她的学业并没有因为霸凌受影响，还比其他人学得都好。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面对聚众jujuju的小姑娘群体，flora会头皮一紧。
当一个女孩长期被群体羞辱，她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令人厌恶。西蒙斯认为，与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霸凌相比，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是朋友。心理虐待很少留下证据，老师很难察觉；甚至当受害者求助时，也会被轻描淡写地视作“朋友间的小矛盾”。更糟的是，关系霸凌让施暴者拥有极大的匿名性，隐藏在集体中使她们安全，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摧毁一个女孩而不带任何负罪感。
C老师记得一个全年级参与、却揪不出任何一个霸凌者的案例，一名女生被全年级议论“喜欢勾引男生”。这名女生在初中已经拥有稳定朋友圈，混在一堆渴望交朋友的高一新生中，淡漠得格格不入，令其他人不爽，觉得“比较高傲”。加上虽然话少，但这个同学并不怯于与男生打交道，于是“只和男生说话”的“荡妇”传言不胫而走。
C老师接到求助后，花了很大力气一个个询问相关学生，追查谣言源头，但收效甚微。高一高二不断分班重组，谣言从一个班扩散到一个年级，每个传谣学生都觉得自己很无辜，只是“吃瓜群众”。
“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直接负责。”西蒙斯在书中总结了针对女孩的群体霸凌的最大特点——躲在群体中作恶，霸凌者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时，参与关系霸凌的不仅是发起者，所有面目模糊的旁观者都是帮凶。
尽管对女孩发起关系霸凌的往往同样是女孩，大多数还是被害者的好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友谊”具有原罪，等同于互相嫉妒和伤害——“有毒闺蜜”是一种因果倒置。社会观念对女孩性格的驯化，阻碍了她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态度，不能靠打一架、吵一架把话说开或彻底绝交，才不得不利用“心机”使冲突悄无声息。
对女性气质的贬低，使得女孩在学校里饱受外貌、能力、智力羞辱，这些侮辱既来自同龄人的比较，也来自权威的断言，连侮辱男生的词都是“娘”。同时社会文化缺乏正面女性友谊的脚本，对女生个人力量的贬低和对社交能力的强调，又使得她们容易对同性产生基于性别的竞争心理，同时习惯在霸凌同性时躲在群体中。
关系霸凌是一种处理冲突的迂回策略，是因为人们受到更严格行为约束、不被允许通过更直接激烈的方式表达情绪。c老师的观察证明了这点，并不是女生爱搞小团体，这是被文化塑造的：“你以为男生不会搞小团体吗？”他所任教的学校成绩较好，学生受到的道德约束相对严格，因此校园欺凌大多属于关系霸凌，不分男女。
可以说，在校园性别霸凌中，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都是受害者，被社会观念所霸凌；最终导致一个个体由于权力关系的弱势，被挑选出来。这才是针对女生的性别欺凌普遍存在于校园的唯一原因。
4.
在性别霸凌过去后，受害女生后来的人生是否因此受影响？被霸凌者应该怎样面对霸凌者？
在性别霸凌中，被霸凌者和霸凌者之间存在模糊地带。有时，受害和施暴的身份甚至会发生转换。一些被全班欺负的人，往往选择成为下一任霸凌者，为了转移矛盾，为了融入集体，或者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全，她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处于食物链最底端的人，哪怕只是向上移动一环，都能感到更安全一点。
在一些对霸凌者的干预策略中，往往强调当霸凌情况不是太严重时，不要过早地定义霸凌者。“霸凌者”是一个过于强烈的标签，学生或许因此自暴自弃，产生持续霸凌的倾向。如果说无论被霸凌和霸凌他人的女生，都是被有问题的性别观念裹挟其中、都是刻板印象的受害者，一些观点认为，最重要的是让霸凌者明白自己所受的错误观念，并意识到霸凌行为可以因观念的改变而纠正。
这个理念很理想主义，带有向上愿望，但受霸凌者的心理和生理创伤有时是不可逆的。有的霸凌者的生活被彻底摧毁：拉帮结伙孤立同学的女生们顺利上大学、工作，但被霸凌者被永远困在中学，因为休学和精神问题，连高考都无法参加。有的受害者发现当年霸凌者长大后变成了致力于奉献社会的人，因而感到情感复杂，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谴责。旁观者忘记了曾经纵容过的暴力，很多人在谈到性别霸凌时常常一脸茫然，表示“我一直以为很少人才会遇到这种事情”。
即使现在过着令自己满意的生活，flora仍然认为一些东西永远留下了：“我会永远怨恨所有霸凌过我的人、所有霸凌过人的人、所有面对霸凌不作为的旁观者。更不用说曾经霸凌过别人、现在希望通过做好事自我疗愈的人，为了缓解愧疚找受害者道歉的人。谁允许他们走出来的？谁允许他们自我疗愈的？” jojo选择去国外生活，她坦言该选择与为了彻底与传统性别文化割席直接相关。很多时候，霸凌的创伤无法弥补地留下了。《黑暗荣耀》这样被霸凌者长大后复仇成功的爽剧的流行，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对霸凌的无力。
干预校园性别霸凌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过于强大，性别教育工作者有时也被裹挟其中，甚至出现不自觉的观念反复，尤其是从小处于刻板印象的审视下的女性。
一些长期从事性别平等教育的女性，有时也会不经意流露出囿于刻板印象的痕迹。在教女生消除外貌焦虑，鼓励她们接纳多样的美、“喜爱自己的外表”时，她们常常会加上一个前提：“虽然（在社会审美标准下）我也不好看……”，尽管她们都是各有特色、富有魅力的女性。
(对虽然看起来没完，但删完这就是结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