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听完后，或当时并不能算新闻报道，或者考虑到当事人隐私，当时没写。但故事都在我记忆里。
听来的故事，我不能确保是真的，但是故事主人给我讲述的时候，我感到那是真的。我当时告诉她，以后我可能会写到书里。出于对隐私的保护，我不写姓名。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报社在神谷町，那里有一个法餐厅，午餐价格便宜，大约1400日元就能吃一份包括前菜、面包、主菜和饮料的套餐。而且环境雅致。总是有女生在排队等候进那个店，如果去得晚，就要等位子（现在这个店已经关闭了。我怀疑它太便宜了）。在那里我接待了多位朋友，和读者，受访者。蓓琴就是其中一位，她通过加微信联络到我，希望找我聊聊。因为她小时从上海到香港。从我文章里读到过，我也有过上海和香港的生活经历，因此她说对我有一份亲近。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到哪里是哪里。存活下来就是得到祝福的生命。
蓓琴是上海人。是一个弃儿，准确来说，她知道自己有母亲，也有父亲，但他们不抚养她，与她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她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结晶，是稀里糊涂就被带到了这个世上的女子。也许亦是出于爱情，也许只是年轻人青春的欲望相撞。她的父母是知青，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怀上了蓓琴。女知青回上海，偷偷地生下了蓓琴，把蓓琴留给了她的外婆，知青又回了插队的地方。蓓琴的父母并没有结婚，他们很快就分手了。蓓琴的妈妈嫁给了别人，去了别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份新的生活里，没有过往生下私生女的痕迹。她回上海来探望过外婆，对于蓓琴来说，是陌生人。蓓琴的亲人只有外婆。
蓓琴在石库门弄堂里，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人家有爸爸妈妈，但是蓓琴有外婆啊。一老一小，也就相依过活。直到蓓琴大概快5岁时候，外婆生病了。外婆给旧同学写了信，旧同学是香港人，是老早就从上海去了香港的。外婆和她，曾经都是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
外婆照着旧地址，写出了一封信。信的内容，蓓琴没有读过，那时候她不识字，但是记得这件事。外婆寄出了信，就忍了病痛，守了蓓琴，等待。蓓琴就守了病痛的外婆，不知道要怎样办。
外婆死了。
蓓琴也不哭，也不叫，就默默守了已经不动的外婆，渴了就喝水，饿了找饼干，倦了就在外婆脚边眠。天黑了，又亮起来；亮一天，又黑下去。不哭也不喊。直到没有吃没有喝的了，去敲了弄堂里一个邻居阿娘的门。
弄堂的邻里，啧啧叹息，蓓琴的妈妈——她不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她回来和邻居一起办了丧事，看看蓓琴，放下些钱，走了。蓓琴没有追上去，也没有问你是不是我妈妈。
给外婆办了丧事以后。蓓琴一个人住在屋子里。左邻右舍，时而会给她送来饭菜，有一顿，没一顿的，也有邻居阿姨给她洗个澡，换个衣服。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一辆小汽车开到了弄堂口，下来了一对穿着洋气的初老的夫妇，初老就是说六十出头，这是后来蓓琴到香港后长大了，算出来的，那时候大约摸就是五六十岁，还有力气坐飞机，从香港，到广州，到上海，辗转来到此地。
外婆生病后，寄出的那封信，被旧日同学收到了。她和她丈夫一起，依照信里的地址，找到这个弄堂来。这对夫妇是四十年代末去香港的。他们是基督徒。
蓓琴说，她记得那个太太的眼睛，被她看着，蓓琴就想哭了，之前也不哭也不喊也不说话过来了这么多天，到遇到外婆的老同学，那位赶来寻她的太太，蓓琴哭得眼泪鼻涕满脸。
香港夫妇不知道怎样才能带走她。蓓琴没有户口。而且那时候从中国去香港很难。大约是70年代前半。
太太看着蓓琴说，就看你的命了，侬的小命，是命大还是没命，就看天了，上帝保佑。侬不要怪我们，我们没其他办法。
太太把行李箱空出来，让蓓琴坐进去。这时候蓓琴5岁多一点样子，生得瘦小，蜷进去。太太叫她不要吵，不要出声。蓓琴懂。她不会吵的，大概靠本能就懂了，她要听话，要乖。本能要活下去。
那时候的安检还比较松，能乘飞机的人不多，也可能是给安检的人塞一点好处，太太的行李箱，过关了。
蓓琴呆在黑暗里，也没有怕，也没有哭，也没有叫，就像外婆刚死那两天，她就在黑暗里蜷着，心没有感觉。
蓓琴见到亮光，被从行李箱抱出来，就站在了香港的土地上。
那时候，大陆偷渡去香港的人不少，多是沿海，夜里游泳，上岸，找到移民局，叫香港入境事务管理处，登记，申报，就能获得香港身份证。
蓓琴有了香港身份证。她被放在太太的女儿家里养，成为那家人的养女。她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了姐妹，有了英文名字，每周去教会。蓓琴念书好。成年后，学做生意，在上海、香港、日本三地跑着，喜欢日本，又在日本办了工作签证。
对于弱者她有超越常人的同情心。所以有时候还卷入国内网上的纷争。那次和我见面，也为了诉说一场网络闹剧。
再后来，渐渐也失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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