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ssie
转载：精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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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过去的十几年间，学校课程减负、限制课外辅导等改革措施持续发力，然而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教育内卷”现象却愈演愈烈，家长的焦虑情绪只增不减，孩子的“心理病”层出不穷......
有人开始意识到，片面限制教育供给不仅没能成功减负，还可能带来一个负面效果，即拉大教育不公。
针对这种现象，2023年，北京大学三位教育学者周子焜、雷晓燕和沈艳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减负、 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的论文，然而研究结果却触目惊心：
经过十年“减负”，处于收入分位数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
而处于收入分位数上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
用经济学原理来看，教育减负的政策整体上减少了教育资源的供给，然而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并没有改变。“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资源价格上涨，从而变相削弱了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入的负担能力。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曾在采访中指出，“我们现在职高里75%的孩子都是农村的！”这正是农村教育资源减少、分配不均导致的结果，同时也为“寒门再难出贵子”现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事实上，内卷早已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困境。在论文中，三位学者也指出，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实施减负政策之后也得到了类似效果。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减负政策，结果家庭教育支出并没有得到显著降低，反而刺激了非法补习服务。
日本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推广“宽裕教育”，将学生的到校时间从每周六天降为五天，并压缩了约30%的学校课程。
然而，日本学界和政界对此充满了担忧：一方面担心升学考试和学生家长的压力会限制减负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担忧其会弱化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尤其是针对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
最终，日本于2011年彻底放弃了“宽裕教育”......
那么，细究日韩两国，减负政策究竟对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促生出阶层固化的恶果？让我们一起来看。
01
韩国：“学阀”横行，
促生阶层固化的恶果
今年2月份，一场声势浩大的医生大罢工席卷韩国，参与率超过了90%。事情的起因是政府增加了医学院招收医学生的名额，而这一举措遭到了医生群体的强烈反对。
作为一个极度内卷的国家，韩国医生享受着极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职业。已经成为医师的人们认为，扩招计划会造成医生数量过剩，竞争愈加激烈，从而对他们的收入和职业发展产生影响。
而在这场罢工之前，只要政府尝试对医疗行业进行相关改革，无一不遭到医生团体的激烈反抗，大规模罢工、医院停诊抗议，可以一夕之间让卫生体系瘫痪，而当权者对此几乎无可奈何......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8日，
韩国首尔，一家乡村医院贴出了当天停诊的告示
韩国每年有五十多万人参加高考，其中只有三千多个幸运儿能被录取为医学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万里挑一。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市场上甚至兴起了针对小学生推出的“医科大学补习班”。
疯狂的竞争压力让韩国的孩子陷入“地狱高考”模式，公立学校资源严重流失、家长和孩子苦不堪言，然而最后的赢家却是成千上万的培训机构。
在韩国，培训机构又被叫做“影子学校”，而本应承担教育重责的公立教育早已濒临崩溃：培训机构比公立学校更为强势，机构里的老师比学校里的还要多。
结束一天学习日程的孩子们，会接踵而至地来到各类辅导班报到，一直接受辅导直至十点。但哪怕从补习班下课回家，这些孩子们还得做上一两个小时的作业，就连小学生也未能“幸免”。
在学院里，机构的教学进度往往要比公立学校提前很多，超纲教学成为常态，很多学生白天上课就是走个形式，真正的竞争落在了培训机构身上。
对于韩国的家长来说，“这是属于教育的天堂，所有的大人都对这里满怀敬意”，就连补习街附近的街道，也停满了家长们等待接送孩子的大巴。而学校里的老师们，已经逐步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力。
政府为了遏制这样的情况，为很多城市规定了培训机构最晚上课时间，对收费也设立了天花板，但机构、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早就捆绑在了一起，打压之下，好机构、名老师的收费更是水涨船高.......
这也直接导致了补习班发展成为韩国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告指出，韩国2021年K12学生课外辅导参与率为75.5%，平均课外辅导费用为每月48.5万韩元。
普通孩子“学不起”，富裕孩子往“死里学”，在全民向学、高度紧张的氛围下，孩子们挤破头冲进向往的圈层，还不忘记为后来者“关上门窗”。
2017年，首尔大学发现了一起将青少年列为论文共同作者的丑闻。
然而细究之下人们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有背景的家庭千方百计为孩子“提升背景”，圈内人互相帮助、资源共享，通过金钱、人脉进一步巩固阶层，让普通人再无“可乘之机”。
学阀横行的现状，让财富流向变得固定，任何职业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医生圈”。
02
日本：“平成废物”的产生
背后是教育平衡的难处
2002年，日本政府开始推广“宽裕教育”，然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76年。
当时正值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政府倾尽国力发展教育，高中升学率迅速增加，文凭学历逐渐成为一流公司的敲门砖。在这种情况下，补习班盛行，升学竞争激烈，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叫苦不迭，要求减负的声音响彻日本。
于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宽松教育减少了学校教授的内容，降低了学习难度。然而学生学习负担降低的同时，报考大学时所面临的竞争难度并没有降低。优质教育资源始终是有限的，面对改革，有条件的家庭大力“供养”孩子，去争夺那极为有限的招生名额，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
所以，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开始支付相较公立学校昂贵许多的私塾费用（通常私立学校的费用是公立学校的三倍左右），家庭教育成本增高，中产家庭的生育率也开始降低，更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而另一方面，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补习费用，进入优质大学的概率被进一步削弱。从1989年到1月8日到2019年4月30日，这些因宽松教育而受到伤害的寒门子弟，被称为“平成废物”。
享受到了宽松教育的孩子们，他们的业余时间变多，没有补习班的约束，绝大多数的孩子会把时间奉献给玩耍、游戏及互联网。
于是，阶层分化就此产生。
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在校内减负、在校外增负，以此获得学业竞争的优势；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公立教育的改革真的减负了，开始在各方面处于劣势。
其中，日本文部省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私立学校的学生成绩比公立学校的学生明显高出一大截。
不论日本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多有研究论证日本“宽松”教育带来的问题：
“宽松世代”盲目追求创造力的培养，而忽略了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巩固，这也导致了学生学力普遍下降、成绩集体滑坡、科研方面表现出式微的势头。家庭教育费用增加，致使教育资源开始向私立学校倾斜，社会分层、阶级固化进一步加深。
于是在2006年，文部省开始着手对“宽松教育”的变革，并在2008年开始了新一轮对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不过这次调整的方向并没有全盘否定之前的教育观念与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将过去删减过多的学习标准又加了回去。
03
被迫内卷
成为东亚共同的教育困境
纵观韩国日本两国，“花钱上学--考入名校--找到好工作”早已成为底层人民难以打破的阶层魔咒。优质教育需要被“垄断”的观念不仅存在于企业，更深刻地镌刻在每个家庭和个体的脑海中。极致内卷催生了“躺平思潮”，也见证了两国生育率的持续下滑。
减负政策的初心是好，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双重分化：
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双增加，而低收入家庭的各项教育投入却在下降，这种下降的代价就是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躺平”；
而另一方面，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会从升学竞争中退出。
日韩两国的困境，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平衡”的难处：
基础知识、技能的学习容易量化，却引发了评价机制单一、学生沦为“学习机器”等批判之声；而尊重个性、多元发展的素质教育，则导致了家庭弱支撑的孩子目标时间被压缩，高阶目标无法触及，缺乏标准、难以评估。
学习竞争激烈、阶级晋升无望，让年轻群体中盛行“躺平文化”。日本社会学家大前研一，将日本青年普遍缺乏斗志的现象命名为《低欲望社会》：不恋爱、不结婚、不消费、不生娃，生活状态能过且过，物欲要求极低。
同样地，韩国社会出现了“隐居潮”，大约有54万年轻人逃离都市，远遁深山密林“避世而居”；而留在城市中的部分年轻人也普遍拒绝奋斗、减少社交，被权贵阶层怒斥毫无担当。
或许，依靠教育自身变革所能达成的效果本来就是有限的。只要我们的优质高中始终和名牌大学挂钩，名牌大学和工作机会挂钩，那么属于教育的军备竞赛就不会消失，学区房、补习班、私立学校、海外游学...... 从地上到地下，需求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而在庞大的社会机器运行下，教育只是显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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