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谢无量与蜀地的缘法‖杨韬

（一）参与革命活动

1900年，少年谢无量第一次远游，数月间行程数千里，沿途目睹国事骚乱及民生疾苦，“第一次启发我革命意识，是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大事。”次年，身在上海求学的谢无量曾回四川，与四川学者杨玉詹、廖世襄等密谋进行革命活动，意图推翻四川总督的专横统治。1909年10月，四川成立谘议局，谢无量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他受托撰写《国会请愿书》，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亡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人民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以四川尤为激烈。谢无量同张澜等人加强联系，积极参加保路运动。

1917年，谢无量经川籍革命者熊克武、杨庶堪等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谢无量自述道“综计我之一生……，得见孙中山先生，相与谈论，受其影响最大”“见到孙中山后，在崎岖的征途中他找到了燃犀之照。从此投身革命，前进的步伐更坚定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积极参加各种救国组织，期间两次回川，传达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反迫害呼声，要求四川设立分会。

（二）建议四川建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滞留在北京的谢无量辗转返川，忧怀天下苦思救国之方。在谢无量看来，四川无疑是“复兴中国”的理想之地。他立足四川纵观全国形势，写成《建设四川意见书》，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一旦变生不测，沿海将不可保，敌人在短期内即可从海空轰毁，置我国于死地；二是中国没有大陆上的交通干线，国际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几个重要商埠，对外作战期间，易为敌人封锁，使中国坐困以毙。

谢无量认为，要排除这两个弱点，中国必须以四川为中心，在西陲贯通铁路、公路及水上交通干线；建设水电站，促进西陲电气化；开发煤铁等重要矿产，建设大规模之重工业及轻工业；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等，全面建设西陲。如此，西陲进可以为全国经济发展之基础，退可以为民族复兴之根据，成为一条民族生命线。谢无量还超前的提及大成都市的建设问题——使成都渐成为政治、经济、交通、军事之中心，以及普及平民教育、集中民间财力、设立银行网点、推行金融信用制度等问题。

谢无量关于四川的建设建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颇为详尽，如何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是从不同维度通达修齐治平的途径。对四川的建设建议可以说是谢无量经世思想的具体体现，表现出他高度的社会实用性及忧思天下的家国情怀和入世担当，其关于开发西南、建立强大后方的见解更是非凡卓越。

（一） 存古学堂之缘

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效仿张之洞在成都开办存古学堂，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作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谢无量回川即任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设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各科；又增设地理、算学、医学、英语等，聘吴之英等名家执教。学堂初办，购书资金短缺、图书资料缺乏，吴之英曾任锦江、尊经书院襄校，知道两院古籍多，于是向谢无量建议将已停办的两院古籍移至存古学堂，并代笔撰写《王护院许将尊经锦江书刻移存古书院启》。谢无量为此多次与四川都督尹昌衡和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协商，并经两署批准，存古学堂接收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均已停办）的刻板近四万片、约300种，并在卧龙桥（后移青石桥）设“存古书局”，整理刊印，以广流通。

1912年6月，由四川军政府枢密院改组的国学院与存古学堂改名的国学馆合并，称“四川国学院”，吴之英任院正，谢无量任院副，院内学者人才济济，如刘师培、曾培、廖平、释圆乘等，几乎揽尽蜀中名流。彼时的谢无量，不仅承担行政事务工作，还兼授词章，担任讲席，与各名家宿儒切磋砥砺，学问日益精进，时任院长吴之英对谢无量倍加推崇。吴之英在《答张培爵（四川副都督）书》中，荐贤举能“院中人士美尽西南……至于谢（无量）、刘（申叔）、曾（笃斋）、廖（平）脱颖出囊，尤堪宗主关西……”又在《辞国学院院正致尹昌衡张培爵书》中，再次呈报“院中群材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观其呈词，首提谢无量，其后方提刘师培、曾培、廖平等，吴之英对谢无量的才华给予充分肯定。

经过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馆、四川国学院的沉淀与积累，1912年离开蜀地辗转至上海的谢无量厚积薄发，接连推出专著。1916年，年仅32岁的谢无量相继推出引领民国学术潮流的先锋之作——《佛学大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六大文豪》等。

谢无量倾心耕耘的存古学堂，以及由它演变而来的四川国学院，为学术界和新文化界培养了郭沫若、李劼人、蒙文通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后来成立四川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复性书院之缘

1938年8月，（马一浮）友人有创办书院的建议，由寿毅成、刘百闵电告。（马一浮）先生复书刘百闵、寿毅成，认为书院之事不易成，姑且草草写就《书院之名称、旨趣与简要办法》。同时复电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此为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之始。1939年3月，马一浮抵达抗战大后方四川乐山筹备书院事务。书院最终选址于乐山岷江东岸乌尤山。

马一浮与谢无量可谓总角之交，抗战爆发后，二人失去联系。马一浮抵乐后，得知谢无量其时身在香港，于1939年6月19日致书谢无量，并附《复性书院缘起》一文告知书院事宜。同年10月15日，马一浮再次致书在香港的谢无量，邀其至乐山讲学。

1940年，谢无量回川后，马一浮致书谢无量，欲请谢无量加入复性书院董事会。在举荐谢无量为书院董事一事上，马一浮有言：“（马一）浮与谢君四十年交旧，知之甚深。谢君风度玄远，有时近于玩世，恒情莫知其涯。”马一浮频繁致书谢无量，望其来院之意甚切，谢无量于1940年12月18日由成都至乐山，在乐十数日，于1941年1月3日返程，居乐期间，书院学生可向其请益。3月4日，马一浮草定《延聘自由讲座关约》，向赵尧生、张真如、谢无量等发出自由讲座聘书。1941年6月，谢无量再至复性书院，“由学生自由提问，随机讲学”。

然而此时，书院维系已然十分艰难。除经济方面及学生数量减少、教学效果未达预期的原因，早在1940年6月，教育部欲将书院纳入政府体制，马一浮认为政府违背了“以宾礼相待，一切不加干涉”的承诺，已起罢讲念头。至1941年，学生反对刻《答问》，成为马一浮罢讲求去的主因。马一浮虽竭力维系，但在与谢无量的往来书信中已谈及书院善后的相关事项。

1942年1月22日，谢无量至濠上，停留一周，于1月29日返回成都，马一浮送其上车。此时书院于讲学方面已名存实亡，改为专事刻书。谢无量对刻书也极为支持，曾与沈尹默合捐六万元。1944年1月24日，马一浮致书谢无量，谢其与沈尹默合捐之事，并将作为专刻经籍费用。谢无量不仅直接捐助刻资，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加以襄助。1943年6月4日，刘自乾经谢无量向书院捐刻书款两万元。书院欲刻《春秋胡氏传》，苦于无佳本，马一浮托谢无量代为寻书。曾就读于存古学堂的蒙文通时任四川图书馆馆长，与谢无量有师生之谊，谢无量自蒙文通处借得该书商务印书馆石印《四部丛刊续编》本供复性书院缮写。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马一浮开始做还杭准备。1946年春，马一浮返杭时寄诗奉别谢无量：“辞君一棹下渝州，未见江南已白头。二月春风吹锦水，岸花樯燕送行舟。”谢无量和韵送别：“闻携书卷下杭州，二月春风百草头。我亦江南未归客，云端空望李膺舟。”

民国期间，谢无量于成都执教存古学堂，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二人先后在蜀地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于家国沉浮间，谋学问之纵横。

（三）蜀地人才之缘

1.谢无量和林思进

谢无量居蜀期间，与巴蜀诗坛代表人物、近代蜀地“五老七贤”之一的林思进过从甚密。

1911年，林思进与友人修禊于南河泊，林纡为作《南河修禊图》。谢无量于次年4月得见此图，题《山腴先生辛亥之载，薄游燕郊，援以上巳，修禊南河泊，宾从萃止。畏庐林翁为之作图，咸出题咏。壬子四月始获敬观，遂亦踵赋云尔》于其上，刘师培、吴之英等亦为画题诗。同年，林思进还与刘师培、谢无量游成都花市，作《壬子二月，申叔、无量同游花市，时并有买园少城之约》。

1935年，林思进赠诗《无量航空归蜀，行将南返，送以两诗》为谢无量饯别，诗中并题“君壬子（1912年）出蜀，去年（1934年）海上得晤，扶摇今偶然”。同年9月，谢无量母亲去世，次日，谢无量即写信告知林思进此事，请其挽联，并请林思进代求周岸登挽联一并还邮，可见二人私交密切。1938年，林思进汇辑友人往来信札、诗笺集为《鱼雁集》，其中即收录了谢无量这封私人信函。函件内容如下：

山腴老兄先生有道：蜀中别后，忽二百日，人事多，久阙笺奏。顷不幸有母之丧，欲求大贤赐题数语，缀于赴告之耑，此未能免俗，然君子或亦矜而许之也。并希于三四日内见寄，则衔感无已。兼欲得癸叔先生数语，亦恳代求并寄。新丧悲恸，不能远及，伫盼还邮。敬颂道履。弟无量泣叩。九月廿二日。先母唐氏殁于九月廿一日，年七十有五。又及。

（林思进题：无量书惟简牍尤隽妙，前曾装褫一册，此零幅，亦不忍弃耶。）

林思进曾说：“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之后，断推无量。”从上文“此零幅亦不忍弃”也可看出林思进对谢无量笔墨的珍爱。

1944年正月，张大千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壁画展览》并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即由林思进作序、谢无量题签。

2. 谢无量和郭沫若

郭沫若曾在成都存古学堂受教于谢无量，二者有师承关系。1916年，谢无量所著《中国六大文豪》初版，首推屈原，突出屈原的爱国之志和济世之才，以其为“古今爱国诗人之宗”。谢无量认为，屈原以一人之词，而能表一国天下之志，其“爱国心甚热”；他为屈原像题诗：“行忧坐叹国无人，被发狂吟泽畔身。要识风骚真力量，楚声三户足亡秦。”

廖平与胡适对历史上是否有屈原其人表示怀疑。胡适曾就楚辞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谢无量为此专门作《楚词新论》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介绍，并对廖平与胡适的质疑作出批驳，论证《史记》是可信的，并且“我们可以确信屈原这人是决有的了”。鲁迅对谢无量的观点是予以肯定的。鲁迅曾赞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并在《汉文学史纲要》篇末开列的“参考书”中开列了谢无量的《楚词新论》。参与到“屈原否定论”相关学术讨论的学者还包括刘师培、王国维、陆侃如等，由此也引发了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在其后研究屈原的学者中，郭沫若也极认同谢无量的观点，他态度鲜明的表明“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他在批驳“屈原否定论”的基础上，考订了屈原的生卒年、家世、故乡等问题，确凿证明了屈原的存在，成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第二个高潮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郭沫若以10天时间创作完成话剧剧作《屈原》，借屈原发出激情澎湃的民族呼声，呼唤光明与变革，成为郭沫若影响最大、最震撼人心的剧作。郭沫若在为傅抱石画作《屈原画像》题跋时题道：“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在如何认识“屈原”这一问题上，郭沫若与谢无量的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1898年3月，在京蜀人杨锐联合寓京川籍同乡刘光第等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传播救亡维新思想，发动组织维新力量。4月，康有为联合蜀学会等在京各学会有志之士成立“保国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惜保国会瓦解，变法失败，在京蜀学会骨干杨锐、刘光第被诛杀。“戊戌六君子”蜀人居其二。

杨锐在京倡立北京“蜀学会”的同时，宋育仁受聘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并邀集吴之英、廖平等蜀中名流在川创建成都“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学会以孔子经训为主，每月定期会讲，意在扶圣教济时艰，以有用西学昌明蜀学，开通蜀中风气。宋育仁的《时务论》、吴之英的《人伦说》《救弱当用法家论》、廖平的《改文从质说》等皆刊发于《蜀学报》，颇具影响。蜀学会成立以来，西学开始浸润蜀地士人意识，蜀地学术交流开始出现新局面。1898年8月，受维新变法失败的牵连，《蜀学报》停刊，共计发刊13期。

1907年，谢无量在上海与川籍进步人士周紫庭等恢复“蜀学会”，撰《蜀学会叙》，提出“天下有学，盖由蜀”“蜀之学，先于中国”“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从儒、道、释、文章四方面对“蜀学”进行阐释，“蜀学所由称，何独尧尧然”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但是，谢无量也难掩“蜀学自秦灭国而衰，……承学之士，欲何以明”的困惑，是以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乃徇同人，以创斯会”，欲振兴蜀学。谢无量认识到，“光绪庚子以后，始废八股试士之法，此为近数百年文学上之一大变。甫及十年，遂革命。故文学复兴之功，正所望于继今以往耳。”恢复蜀学会之举正是他推进“文学复兴”的切实行动。在《蜀学会叙》中，谢无量提出重设《蜀学报》、渐次刊行蜀乡先辈遗书集为《蜀藏》，从学理层面梳理与总结蜀学。在他出任存古学堂监督和四川国学院院副期间，除行政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国学研究，与刘师培、廖平、吴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创办《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2月，谢无量在《四川国学杂志》第6号刊载《蜀学原始论》等，以此为阵地大倡蜀学，以期“蜀之兴乎，学之成乎”。

相较于1898年宋育仁成立的蜀学会，谢无量恢复的蜀学会视野更加开阔博大，在《蜀学会叙》的《叙通》部分，谢无量还对当时的西学进行了分类介绍，提出“虽难遍明，要当习其文字。最重要者，古文则希腊、拉丁，今文则英、法、德、俄、意。达乎斯数者，可以言学矣（任通今文一二种，即可致力于学）”，认为语言学习是学术学习的基础，主张将“形而上”的理论性学科与“形而下”的实用性学科相结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称”，不可偏废，如此可以西学助力蜀学复兴。谢无量在蜀地执教期间，增设医学、英语等学科，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

1952年，谢无量被任命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后从四川调至北京。离川赴京时，谢无量作诗《饯席留别成都诸友》：“余生尚有观周日，远别难为去鲁心。”引孔子“去鲁”典故，表达了对蜀地诸人诸事的深切眷念。此后，谢无量再未回蜀地。

陈雪湄言：“（谢无量）的诗歌、文章和书法都贯串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他少年时代，即有经世之志，身在江湖，而心存社稷。既不见用，退而发愤有作。”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洪流中，谢无量笔耕不辍，体现了大家入世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由其思想映射的他在蜀地的社会活动、文教活动及学术研究，不仅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在当下更凸显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无量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值得今人进一步研究并传承。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