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少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佛教和印度历史文化专家
求学经历
2002年获中央美术学院学士学位，2005、2009年分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于2006—2008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创价大学留学；
博士论文获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主要研究领域
梵语佛教文献、西藏梵文贝叶经和印度大乘佛教哲学。
主要著述
专著《〈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中论佛护释〉译注》等，以及论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自性》等30余篇。
延伸阅读
几代人的坚守 北大梵文人才的培养与传承
文 | 叶少勇
我从事的是梵文专业，具体方向是梵文佛教文献研究。我是2002年考上的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研究生。当时在全中国，能学习梵文的只有北大这一个地方，而且不招本科生，只能从硕士开始从零学梵文。
进入北大之后，基础梵语的授课教师就是段晴老师。我们这个专业秉承的是季羡林先生的教学传统——“游泳论”，即学梵语就像学游泳，把学生踹到池子里呛几口水就都学会了。梵语的确繁复，段老师的讲课风格则是碾压式的。刚上了一学期基础语言课，段老师就让我读梵文写本。
梵文写本又叫梵文贝叶经。随着印度佛教的灭亡，绝大部分梵文佛典在印度本土都消失不见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佛教文献的汉译本、藏译本。19世纪以来，主要是西方学者，从尼泊尔、巴基斯坦、中亚地区以及我国的新疆西藏重新发现了很多佛教梵文写本，于是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梵文写本的热潮。而我们中国可谓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虽然我们两千年前就开始了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开展了绵延近千年的大规模的梵文佛典汉译，然而在近代，我们的梵文研究是后进，对写本研究这个学术潮流的参与度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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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段老师到日本创价大学讲学，与作者合影
民国时期出版过一套《蒙藏丛书》，发刊词里针对中国当时的多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状况，发了一段感慨：
英日俄人，著作千百，回顾我邦，何乃守默？
古语有云，楚弓楚得，启发愤悱，安敢辞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一方面是因为包括印度学、西域研究在内这些多语种文献研究，本身就与我国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安于后进。另一方面，这里喊出了“楚弓楚得”，因为很多的写本材料本来就是在中国出土或者保存的，却被列强掳走了！
北大是近代中国最早开设梵文课程的地方，开始于1919年。而在最初的二三十年时间，只能聘请外国教员，要从欧洲接引火种。直到1946年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创立了梵语巴利语专业，才开始有中国人自己的梵语教学。季先生一直对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念念不忘，因为西藏是剩下的最后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梵文写本宝库。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大批写本被征调至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但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不容学者安心做研究的。到80年代的时候，环境有所改善，北大拍摄了一套这批写本的黑白缩微胶卷。我们专业的几位先生做过先驱式的研究。其中，蒋忠新先生完成了一部《法华经》梵文写本的转写，于1988年出版，季先生说这部书“具有在国际学术界扬国威的意义”。我们现在很少会用这样的措辞来评价一部学术成果，由此更应体会季先生当时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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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布达拉宫查看梵文贝叶经
中：段老师；右：原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左：叶少勇
2003年的时候，电脑刚开始普及，段老师买了胶片扫描仪，让我来负责扫描这批胶卷，有一百多卷。然后就布置我读这些写本。我当时梵语刚学不到一年，直接就读写本，完全懵掉，只能硬着头皮上。写本研究不仅仅需要语言功底，还需要很多专门的知识和能力。我的硕士和博士都一直跟段老师读，都是做梵文写本，自然是遇到很多困难，常常感到摸不着头绪。在战术上，段老师除了将所学倾囊相授，还会帮我想各种办法，帮我向国外学者讨要资料（那时候PDF还不普及），帮我跟国际学者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疑难问题，还会命令我们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真得是命令，不参加不行，路费她找关系来解决）。而在战略上，段老师总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只知道仰望外国学者，她的口头语是“这有啥呀，花点时间都能学会。”段老师学会了十几门语言，她说她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补充纠正西方学术大佬的不足和错误。她还说：“你们也会很快发现我的不足，超过我。”季先生也曾说过，什么是好学生？就是超过老师的学生。在段老师的“拔苗助长”教育模式之下，我还真实现了“跨越式”学习，也慢慢建立起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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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译经团队段晴教授（中）、叶少勇副教授（左）与法胜巴利三藏项目（Dhammachai Tipiṭaka Project）负责人A.Wynne博士（右）合影
在段老师的提点之下，我在一捆散叶中发现了两部梵文残本，通过字体学特征确定了是六七世纪抄写的，这是西藏保存的最古老的梵文写本，而且两部写本的内容都是首次发现，是中观派的哲学著作。段老师特别激动，给院系领导群发邮件说：“我的学生做出了重大发现”。
不止我一个人，前前后后很多我们专业的学生，段老师都给分配了写本研究任务，有的时候甚至是硬塞。而且段老师特别鼓励学生带着写本题目出国学习，很多学生都做出了亮眼的成绩。段老师是留德回来的，国际人脉很广，外国学者知道了段老师手里有梵文写本资料，都来向她要，但段老师坚决不松手，只给中国学生。所以国际上有些人人说段老师垄断资料，段老师也听到了这种指责，她说：不是我狭隘，我必须用这些资料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梵文人才。
本世纪初的时候，新疆陆续出现了一大批写本文书，有数百件，涉及梵语、于阗语、犍陀罗语等等。为了督促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些文献，2008年，段老师到医院请尚在病中的季羡林写下致国图亲笔信，只有两句话：
听说，最近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语言的残卷，这对于我们中国学界以及世界学术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无论如何，不要让外国人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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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晴老师探望病中的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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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写给国图的信
老一辈学者的这种心情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段老师所说，这些第一手资料是培养人才的绝佳机会，可以让学生在初入门阶段就有机会参与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科研实践，迅速打开视野，踮着脚尖学习，而且意识明确，缺什么就恶补什么。段老师这一做法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我们专业出版了一系列的写本研究成果，形成一个年轻而且水平一流的学术团队，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
梵文这个学科与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紧密，有些东西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本身又是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我们没有理由安心作学术后进。北京大学的梵文专业从1946年建立，走过了中国学术最艰难的时期，在改革开放后一有机会便迅速回暖，继而高速发展，到现在经过了77年，这么一块冷门绝学的孤军阵地，不但没有失守，没有绝，而且发展了起来，形成一个年轻而强大的学术团队，在国际学界由后进变成并进，有些方面甚至是先进，这源于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蒋忠新先生、段晴先生这几代人筚路蓝缕的坚守。
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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