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王彬彬教授今年始在本刊重启专栏“栏杆拍遍”，2024年《钟山》第5期发有他新撰的《孙中山病革与中西医之争》。
孙中山病革与中西医之争
文|王彬彬
1886年秋，孙中山二十岁时，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博济医院于1835年即开业，是亚洲第一所西医医院。1855年，开始招收学生，具有了医疗和教育双重功能。（1）在博济医院学习一年后，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西医书院由英国人管理，全用英文教学，学制五年。（2）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然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以西医身份谋生，当然也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秋，孙中山赴檀香山，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说孙中山是第一代中国人西医，也是可以的。不过，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接受过一年医学教育，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过五年很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此后便没有进过学校。论学历，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后来，“孙逸仙博士”的称谓长期流行，应该是一种误会，盖因英文“Dr”兼有“医生”和“博士”两种意思。当孙中山开始以职业医生的身份行医后，有人便把他的“Dr”身份理解成“博士”，此后便一直以讹传讹。这一点，也早已有人指出过。
▴孙中山先生在博济医院求学期间居住过的
哥利支堂十号；图源网络
那个时候，一个香港西医书院的正规毕业生，也是很了不起的身份。
西医传入中国后，当然会与传统的中医发生冲突。但很长时间内，冲突并不激烈。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医受到来自国家体制层面的打压，中医也就开始了颇有些悲壮意味的自救，中西医之争也变得激烈起来。中医和支持中医者与西医和支持西医者，分成两个阵营。孙中山当然属于西医阵营。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京局势发生剧变。政变过后，冯玉祥等人邀请在广州的孙中山北上赴京，“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一行启程北上，经香港到上海，又绕道日本神户。在日本逗留一周后，于11月30日从神户启程回国。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天津，下榻张园行馆。“入夜，先生寒热遽作，肝胃区疼痛，实则痼疾肝病恶性暴发。”（3）在天津，便延请德国和日本医生看病。孙中山在天津逗留到月底。在天津期间，也经常处于卧床状态。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下榻北京饭店，当晚即延请北京医生诊视。
孙中山1924年12月31日入京，3月12日辞世。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孙中山的病情一直是举国关注的大事。而在中西医激烈冲突的北京，孙中山在两者中做何种选择，更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本与西医没什么关系，那无论选择中医还是西医，事情的敏感度都会低许多。但孙中山是接受过正规的西医教育者，是中国人中第一代以西医为职业者，甚至是西方医学的“博士”，在自己重病时，做何种选择，就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事情。
实际上，在这三个多月间，孙中山既接受了西医的诊断、治疗，也屡被中医望闻问切，并服用过中药。也因此引发了关于中西医的争论。
围绕孙中山的治疗，有一些长期存在的讹传，有的与当时北京的协和医院有关系，有的则与孙中山的服用中药有牵扯。
▴博济医院
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1924年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年份。罗志田、杨天宏等人合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五卷（1924—1926）一开始便说：“1924年春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4）所谓“北”，就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通常被认为由北洋军阀所把持。所谓“南”，就是孙中山在广州组建的军政府。这个南方的军政府，由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以“护法”——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政治宗旨。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对峙、拼杀时，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悄然率部从前线回到北京，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前一年因贿选而当上总统的曹锟被推翻——花了那么多钱，挨了那么多骂，屁股还没有坐热，就从总统的宝座上跌落。在天津貌似投闲置散实则伺机而动的段祺瑞，终于回到北京，于11月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总执政，总揽了军政大权。
1924年里，在南方的孙中山依然十分忙碌，干了几件大事。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开了十天，至1月30日闭幕。这时候，国共已经开始了“合作”。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孙中山在苏共和中共的推动和协助下，改组国民党的大会。这是第一件大事。年初，孙中山即做出了北伐的决定。9月20日，北伐军在韶关举行誓师大会，会后即挥师北进。这算是第二件大事。也是在年初，孙中山即委派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5月间，黄埔军校正式开办。这是第三件大事。
有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有了中共的加盟，孙中山的军政府，显然成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立即谋求与南方军政府的合作，于是连续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从广州启程，经香港、上海，再绕道日本神户，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宋庆龄之外，随行者还有十几人，其中有中文秘书汪精卫、邵元冲、连声海、黄昌穀，英文秘书陈友仁，法文秘书韦玉，德文秘书朱和中，参军邓彦华、赵超，副官黄惠龙、马湘，高级参谋喻毓西，书记张乃公等。（5）一到天津，孙中山便身体严重不适。到天津当日，便延请了德国和日本的医生诊视。德、日医生先是诊断为感冒兼胃病，后又怀疑是胆囊炎。（6）孙中山一行在天津居留了二十六七天。这期间，应该是多次请德、日等国医生到下榻处看病。生病了，病重了，必须请医生看病了，孙中山自然想到了西医，而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国的外国医生。作为受过六年正规的西医教育者，作为有过以职业西医身份行医经历者，孙中山自己需要看病时，传统中医应该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孙中山不会想到要延请中医。随行的其他人，即便想到了，这个时候也决不敢向孙中山言及。
▴1924年，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北上途中；图源网络
孙中山本人是学医出身，曾经以医生身份给许多人看过病、开过药。在那个年代，算是中国人中具有丰富现代医学知识者。当他在天津病痛难耐时，他当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病情做出诊断。孙中山所患的病，并非怎样的疑难杂症。在延请医生之前，他应该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延请医生，或许只是为了印证一下自己的判断。
段祺瑞在北京就任总执政后，也一再致电在天津的孙中山，请其尽快进京。孙中山从神户抵天津的12月4日，段祺瑞即派要员到天津迎接。这既是欢迎孙中山北上，更是恳请孙中山勿在天津久留。而孙中山每以病体不堪劳顿为由，推迟行期。例如，12月5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感谢段特意派要员来津欢迎，并谓“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当首途。”（7）12月28日，复电段祺瑞，说明自己早想入京，只因病重难以成行：“且连日热度升降无定，尤虞冒寒，是以不果。国事未定，固惓惓于心，而症状如此，只能暂屏万虑，从事疗养。容俟告痊，再图承教。”（8）在天津逗留这么久，原因当然是病重。但病重恐怕也不是全部原因。在天津逗留期间，孙中山抱病会见了许多北洋系的军政要人，有时干脆是躺在床上与人谈话。在入京之前，尽量做好“统战工作”，也是迟迟不入京的理由。12月28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还说“容俟告痊，再图承教”，可29日就致电段祺瑞，说“定于31日入京”。（9）这说明入京日期是突然决定的。应该是28日回复段祺瑞的催促后，孙中山觉得再在天津滞延下去，实在不合适，便决定立即启程。
津京之间，一箭之遥。31日当天便到了。段祺瑞把铁狮子胡同原顾维钧邸宅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但为了看病的方便，也为了避免各色人等的打扰，孙中山当晚下榻于北京饭店506号房间，而让部分随行人员入住铁狮子胡同。（10）31日，入住北京饭店当晚，便延请协和医院著名的刘瑞恒医生来饭店诊视。协和医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9月创办运行，在当时可算亚洲地区顶尖级的西医医院。而刘瑞恒则是当时顶尖级的中国人西医，是协和医院的负责人之一（有说是副院长，有说是代院长）。大抵是刘瑞恒并未对孙中山的病做出明确诊断，或者，刘医生的诊断未能让孙中山完全信服，一天之后的1月2日，“复延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协和医院医生及俄国医生等七人会诊病情”。在当时的中国，这应该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医疗会诊。七名医生会诊后，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故感异常痛苦。……病势现仍严重，但此病并非绝症。”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建议采取外科手术探明病情，但孙中山没有同意，决定采用内科疗法，并请德国医生克礼任主治医生，每天到孙中山下榻处来“查房”。而凡有前来问候者，悉由汪精卫、邵元冲、黄昌穀等人代为接见。孙中山本人则“全心静养”。（11）
孙中山拒绝外科手术，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按理，以孙中山的现代医学知识，应该明白外科手术的意义。一众医生会诊后的判断，也还带有猜测的性质。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主张外科手术，首要目的是对病情进行“确诊”。孙中山为何拒绝外科手术，颇费思量。担心手术的风险，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可能是一种原因。担心一旦做了外科手术，便要一段时间完全不能工作，从而耽误了北上的正事，也可能是一种原因。还可能担心一旦上了手术台，必定成为新闻热点，而对南方的“革命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当然，这些也都是猜测。
1月4日，又延医诊视，而“某医生”判断孙中山“有患肝癌之症状”。（12）
既然不做外科手术，便只能“保守疗法”。德国的克礼医生“反复用药”，但一段时间下来，竟“毫无起色”。到了1月下旬，孙中山体温升降失常，忽而很高，忽而又很低，“肝病日形恶化”。（13）
二
到了1月24日，孙中山便“一食就呕”，于是饮食俱废。且高烧，痛苦万状。医生、亲属及随行人员均劝孙中山尽快到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26日上午，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下午三时，医生给孙中山做常规检查，认为病情危急，必须立即施行手术。下午六时半，孙中山被推上手术台。手术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而以刘瑞恒、王逸慧和顾姓医生为助手。看台上则有德国医生、俄国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夫人宋庆龄在邻室等候。邰医生切开孙中山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结节，呈黄白色；结节发硬，将腹脏内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邰医生认为这是肝疾绝症，无法手术治疗。向看台上手势示意后，在肝脏上取了一小块作活检标本，遂将伤口洗净缝合。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五六分钟。当时，看台上的俄国医生是国民党特聘来观察手术过程的。手术结束，由俄国医生向在场的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报告：今日手术结果，肉眼所见系患肝癌；依目前国际上的医学水平，亦救治乏术。1月27日，协和医院代院长和邰乐尔医生亦联名宣布：孙中山所患系肝癌，病状危殆。（14）（协和医院当时对孙中山的诊断是肝癌晚期。但后来的尸检结论，所患为胆囊腺癌晚期。（15）本文依然按照当时的诊断进行叙说。）
既然最顶级的西医医院都束手无策，那传统中医就有了用武之地。即便在今日，西医对许多病也没有办法，而中医则总是在西医无能为力时显示出自己可能的价值。
关于近代以来中西医论争的著述，每每把孙中山病逝前接受中医诊治从而引发争议，作为一个重要“案例”，而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则有着重大偏差。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要说到的是赵洪钧所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该书是第一部叙述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专著，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影响很大，此后多次再版。2019年学苑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版。该书第三章是《辛亥后中西医论争大事本末》，其中第六节是“孙中山和中西医之争”。赵著写道：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自广州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至天津而病发，1924年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治疗。
1925年1月20日前并无特殊症状。1月23日发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入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术者邵乐尔（引按：应为邰乐尔）为外科主任，刘瑞恒已任院长。术后诊断为肝癌，视为不治之症。当时治癌瘤流行镭锭放射疗法，但对肝癌也公认无效，可是仍用作一种治疗手段。术后决定进一步治疗时出现了问题，协和医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须出院。真是一视同仁，连名人也毫无例外，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是院长，也一点不能通融。所以，第一次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先试行放射治疗，放疗后病情加剧，遂于2月18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共一周。陆氏首次处方为：石斛三钱，人参三钱，萸肉三钱，寸冬四钱，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服药二剂后情况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十两，党参用至八两，不可确考。不过，用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
协和医院宣布束手后，孙中山的周围有两种意见。以张静江为首者积极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1883—1944）则犹豫。结果是放疗无望后才试用中医，中医仅治一周，至2月26日即停服中药，继续西医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至病逝。（16）
赵洪钧对孙中山北上过程及治病经过的叙述，颇多错谬。例如，孙中山并非应段祺瑞之邀才从广州启程北上，因为启程时段祺瑞还没有出山。又例如，孙中山服用中药的详情，是可以“确考”的。这类错谬不一一指出，但有两点需要辨明：一是协和医院对待病人服用中药的态度究竟如何；一是孙中山服用中药后效果究竟如何。
按赵洪钧书中说法，那时的协和医院，是严格禁止病人在院内服用中药的，即便身份尊贵如孙中山也不行，即便孙中山与院长是好友也不行。这让人觉得那时的协和医院太不近人情，太冷酷无情。此其一。赵洪钧著作，处处肯定中医、赞美中医，强调了孙中山服用中药而病情“好转”，可惜只服用了一周。言下之意，如果孙中山遵中医之嘱，长时间服用中药，情况会大大好转。其实，这两点，都并非如赵著所说的那样。
赵洪钧的说法，影响了好些人。马伯英、高晞、洪中立共著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也是一本颇有影响的书。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第二部分，专门叙述了孙中山在北京治病的情形，同样也错谬甚多。该书写道：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之邀自广州北上，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京。不意旅次天津而病发，于年末（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治疗。1925年1月20日前并无特殊症状，1月23日发现黄疸与肝肿大，26日入协和医院，当天即行手术。术者邓乐尔（引按：邰乐尔）为外科主任，术后诊断系肝癌，乃不治之症，手术不能，也无药可治。即使当时已推行的癌瘤镭锭放射疗法，也属公认对肝癌无效，只是偶作一试而已。
当时孙先生周围，以张静江为首，积极主张请中医治疗。但西医师汤尔和等坚决反对。协和医院的态度，要服中药则请出院。协和医院的院长为孙中山的好友刘瑞恒，对此竟也一点不能通融。（17）
这一番叙说，当然来自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仍然强调了协和医院的太不近人情，太冷酷无情。
再举一例。郝先中先生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部分是“孙中山病逝前的中西医之争”。其中写道：
在孙中山手术后，围绕孙的治疗问题有两种声音。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朗，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尽管协和医院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但也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于2月18日出院，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一周。至2月26日，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18）
这一番叙述，也是来自赵著，也强调了协和医院的太不近情，太冷酷无情。
其实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说法。
三
孙中山在北京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是当时各报纸关注的焦点。各报每天都跟踪报道孙中山的活动情形，治病的过程当然也是各报纸每日报道的重要内容。各报纸当时的跟踪报道，就成了后来叙述、研究孙中山治病过程的最基本的“原始资料”。1925年2月初，孙中山得知自己病情真相后，命张静江（又名张人杰，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等人速来北京相见。张静江留下了一份“侍奉孙中山病情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创办的学术季刊《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以《张人杰关于孙中山病情的记述》为题，发表了张静江的这份“记事”。张静江的这份“记事”，记录了从2月2日至2月22日这期间孙中山接受治疗的情况，23日至3月12日孙中山辞世期间的记述则缺如。张静江的记述，虽然很简要，但比各报纸的报道无疑更真实准确。
先说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的情形。孙中山于1月26日入住协和医院并与当日进行了手术。协和医院表示回天乏术，于是有了中医治疗之事。据《张人杰关于孙中山病情的记述》，张静江等人在上海接到关于孙中山病危的急电，立即赶往北京，“同行者颇多”。在途中，又“连接催促之电”。火车抵达北京站后，张静江一行被直接接到协和医院，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已经在医院里。汪精卫告诉张静江，孙中山的病，诸西医已经宣告不治；前几天病势甚是危急，今日稍好。孙中山急欲见张，于是二人进了孙中山病室。其时，张静江亦在病中。孙中山对张静江扶病前来，感到不安，以至落泪，并嘱咐孔祥熙安排张静江也在协和医院住下。张静江记述道：
俄顷告退，病室已备在同楼之东。
入室时，石曾、精卫、稚晖、汪夫人璧君皆来。诸人相对泫然。
石曾言：“先生之病，西医虽言绝望，尚有中医可医。”石曾即言已延北京名医陆仲安及萧医，萧谓：“如能度过立春，当再拟方。”陆医言尚三成希望。但先生不愿服中药，其意待西医无治法，再服中医药可耳。同人意：若告以西医绝望，先生必突然失望，恐由精神感触或生变异。决计不言，但劝其服药而已，经多人多次劝告，终不允服，而心脏渐渐衰弱。商之陆医，先试以人参汤数日，再进药亦可。即拟人参、麦冬汤（人参二钱、麦冬一钱），经多次劝告（已五日），始允代茶服之（同时西医试以赖电母）。服后，脉象转佳。（19）
李石曾说“已延”北京名医陆、萧二人看过，又说众人劝说孙中山服中药“已五日”，那至迟在五天前，也即1月28日便请中医到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来“望闻问切”过。
经多人劝说后，孙中山开始服用人参麦冬汤。到2月10日，改服黄芪羊肉汤。2月11日，又改服黄芪冰糖汤。
那么，孙中山是如何出院的呢？张静江记述道：
十五日，又进黄芪（四两）冰糖汤。是晨，西医在先生前表示绝望。先生怒，欲立时出院。告以风大，待次日迁移。商之西医，言此时迁移，在恐至半途必生危险。又决之陆医，彼病之如何不敢断言，至即日移动，必无危险，敢负全责。以先生决意欲迁，遂决是议。当知协和，即告医生。医生立出签名通告二纸：一、道中发生危险，彼不负责。一、先生生命无生存希望。
十六日，十二时，先施樟脑玛非注射，偕同德医克里及孙夫人、孙公子哲生（德医克里及看护妇）等同车移居铁狮子胡同。先生精神尚佳，并不因迁动感受何等影响，安抵行馆。先生久病床席，身体感觉不舒，以起立行走为休息。但此事甚为危险，经诸人劝阻而止。后又更换病榻，又起坐大便，以过劳动，脉搏加速至每分百五十至，继之气急，势颇危险，后渐平缓。二时，陆医入诊。出谓：脉象较昨日更差，今幸出院，并无危险，然现状而论，一成希望，尚属勉强，颇抱悲观，今日不必书方，先以黄芪六两、党参二两服之，如毫无转机，则无办法矣。若得半之进步，可另进药。同人以药量过重为疑，商陆略减。彼谓非此不可，时不待人，稍纵即逝也。同人因无他法，随决与先生家族同煎服。下午服半剂。晚熟睡五小时。（20）
1月26日手术，几天后便有中医陆、萧来病房把脉问诊。此后甚至是天天来。陆仲安是北京极其著名的中医。陆中医，还有萧中医，每天在病房进进出出；孙中山每天在病房喝黄芪麦冬汤、黄芪冰糖汤、黄芪羊肉汤，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不可能不知道。张静江只字未提医院干涉事。至于孙中山的要出院，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宣布不可救治而激怒了他，便愤而出院。孙中山要出院，医院还竭力挽留。于是张静江们请教陆仲安。是中医陆仲安担保出院无虞，才毅然出院。所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离开，与在医院看中医、服中药，没有半点关系；也并非协和医院以任何方式把孙中山赶出了医院。
陆仲安到协和医院为孙中山看病，应该确实是经过胡适的介绍。胡适与陆仲安早就相识。胡适日记里，多次出现过陆仲安。例如，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写道：“出城访陆仲安医士，为江子隽婶问病状。”（21）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十），在1961年11月13日的谱文中写道：
上午，先生看了近代史所“口述记录”，是“邓家彦（1883—1966）的访问记录”，其中有些地方错误的，先生都用纸条注明。夹在这本纪录里面。如民国十四年二月中，先生带陆仲安去看孙中山先生的病，是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罗家伦的《国父年谱》里说他移出协和之后在铁狮子胡同行辕的卧室是错的。（22）
这也说明，孙中山在还住在协和医院时，便开始接受中医诊视。
那么，所谓协和医院不允许病人在住院期间服用中药，如若服用中药必须先出院，即便是孙中山也不能例外的说法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应该是来自报纸的“谣言”。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于1925年2月7日的谱文中，引用了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关于孙中山病情报道中的一番话。当有人劝说孙中山吃中药时，孙中山说：“医院规矩不可由我而破。若密不令院中人知，则我平生从未作此暗昧不可告人之事，断乎不可。”（23）《民国日报》报道的这几句话，应该就是孙中山因要服中药而被协和医院“赶走”这一说法的来源。《民国日报》报道的孙中山这番话，当然是无稽之谈。根据张静江的记述，我们知道，孙中山早在手术后几天，就在病房里接受由胡适陪同而来的陆仲安的诊视，还接受了萧姓中医的诊视，并开始了服用人参汤、黄芪麦冬汤、黄芪冰糖汤、黄芪羊肉汤。既如此，孙中山怎会说出那番话来？
再说一遍：孙中山手术后离开协和医院，只是因为协和医院宣布病情不治，于是孙中山愤而出院，并没有协和医院逼迫孙中山出院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北上前三天；图源网络
四
孙中山是以怎样的心态接受中医的“望闻问切”呢？罗家伦编著的《国父年谱》，在1925年2月18日的谱文中写道：
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适时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引按：应为“病房”）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语至此，孙夫人在床边乘间言曰：“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语讫即握先生腕。先生点首，神情悽惋，盖不欲重拂其意，乃伸手而以面移向内室。孙夫人即转身往床之内方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陆开脉案并处方……（24）
这番记述若属实，那孙中山实在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形下接受中医诊视的，主要是不愿让宋庆龄太伤心。胡适与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经握住孙中山手腕，并说陆仲安已经来了，何不请他把一下脉。这种时候，如果孙中山硬把手腕从宋庆龄掌中抽出，那就太不近人情了，就太伤年轻夫人的心了。孙中山虽点头同意，但“神情悽惋”。在伸出手让陆仲安把脉的同时，孙中山扭过了头，面朝内室，而宋庆龄也连忙转身，再与孙中山对面坐下，看着孙中山的眼睛。宋庆龄知道，孙中山此刻，内心是十分羞愧、十分悲凉、十分酸楚的。孙中山在把手伸向中医的同时，就觉得自己是在“妥协”，是在“堕落”，是在“背叛”。宋庆龄当然十分明白孙中山此时的心理。她看着孙中山的眼睛，是在安慰，是在鼓励，是在用目光支撑着孙中山，也是在表达对强迫孙中山接受中医诊视的歉意。
孙中山在接受中医诊治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西医治疗，因此那段时间孙中山接受的像是“中西医结合”疗法。据张静江记述，2月3日，“发现脚肿。西医用强心利小便剂，冀以消肿。”2月16日，德国医生对孙中山施以“樟脑玛非注射”。2月17日，“晨，大便颇畅，小便亦利，肿消大半，体温、脉搏、呼吸等皆有进步。九时，陆医来诊。诊后，面有喜色，言药已有效，可即书方进药，方如下：黄芪八两、黄芍、党参五两、麦冬、沙苑子。十一时，德医亦来诊，谓先生今日较佳，或系樟脑注射之效。嘱樟脑玛非继续注射。”这一天，上午九时中医仲安来诊视，见孙中山情形较好，于是认为“药已有效”。这当然是指“中药”。上午十一时，德国医生亦来诊视，德国医生认为孙中山今日情形“较佳”，是注射了樟脑玛非之故。重病之人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出现短暂的好转，是常见现象。既然中西医同时治疗，那短暂的好转究竟是中药之效还是西药之功，实在很难说。大抵黄芪、黄芍、党参这些中药，至少有助于睡眠。而如果觉睡得好，身体状况也会看起来好些。至于西医，本来就不是以治病为目的给孙中山用药，因为他们坚信病已不可治。至于用药，无非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而已。所以，那些西药，更可能让孙中山短暂地显得“较佳”。（25）
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主要是用黄芪，而且剂量大得吓人，迹近虎狼之药。据张静江记述，2月18日，“黄芪加至十两”，2月19日，仍然是黄芪“十两”，但“因腹泻，服半剂”。陆名医虽然用了虎狼药，奈何孙中山身体经受不住，只能将剂量减半。到了2月20日，则“以半剂分六次服。服二次，仍泻，停服。”2月21日，陆名医来后，说“病不受药”，并且“颇悲观”。2月22日，“延周医。未开方。停服药。”（26）既然陆名医也悲观，也束手，便又请了一位周姓中医。周中医诊视后，并没有开药方，可能是因为已无开药方必要。而孙中山也终于彻底停止了服用中药。
所以，孙中山的停止服用中药，是因为身体已经对中药产生了强烈的抗拒。而如果有人认为孙中山只要把中药吃个半年一载，病就会好起来，那这人自己便应该去看脑科。
▴孙中山在病床上；图源网络
孙中山的接受中医诊治，在当时还引发了汤尔和与汪精卫的公开争论。汤尔和是日本金泽医科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回国后从事现代医学事业。1912年，汤尔和受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派，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后曾任教育部次长、总长。汤尔和在当时的教育界有巨大声望。汤尔和对中医中药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当汤尔和得知孙中山在接受中医治疗时，便在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说：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业中医的先生们实在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是“治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同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27）
汪精卫于是也在《晨报》发表《答汤尔和先生》，作为回应。其中说：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他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就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28）
其实，孙中山的接受中医诊治，并非是在中西医之间选择了中医，而是在西医宣告不治后，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延请了中医。汪精卫回应汤尔和的那番话，把这意思说得很清楚。所以，即便是汪精卫本人，也并非是在中西医之争中的挺中反西派。所以，在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之争中，汪精卫倒站在了西医派一边。
2024年6月14日
首发于《钟山》2024年第5期
王彬彬，1962年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多年来在本刊开设“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荒林拾叶”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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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李祥、貟淑红
制作：席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