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县城中心位置的太壸寺，民间多称泾阳大寺，它可能是县域内最为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它的历史悠久，覆盖着层层神秘面纱，其中最为流传的神奇故事有五：其一，据说该寺院前身曾是前秦皇帝苻坚（357-385在位）的行宫，前秦皇始二年（352），析云阳置泾阳，真正县名也从此开始（注：周、秦泾阳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其二，隋代开国皇帝杨坚亲生母亲曾舍身该寺院，“壸”字意为宫中之路，后来引申为宫内妇女一义，故而才有“太壸”之名；其三，据民国文献唐代中期，曾有日本太子留学居住于该寺；其四，该寺千百年以来传承不断，从唐代开始则以“惠果”为名，一直延至清代；其五，该寺前为中兴禅寺，唐时改为太壸寺。新中国建立以来，县域文化学者则多依古制，多以“大壸”为命。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严谨的历史工作者围绕“太壸寺”渊源，非常勇敢地提出疑问。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张志勇先生。张志勇，泾阳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退休后致力地方文化研究，凡事皆能追本溯源，他发现以上诸说多有可推敲之处，并与笔者进行过多次交流。交流核心为前秦苻坚行宫与“太壸”之名的来历，笔者当时并未关注到太壸寺，只能从寺院现存文物推测其创建时间可能很早，对张先生提问则无法正面回应，其后对该寺所存在诸说进行思考，并采访县文旅局的工作者，虽未根本解决问题，但至少能说清诸说的起源时代。解决这些问题之前，笔者曾查阅了唐宋时期的舆地书，其中流传甚广者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志》《雍录》与《太平寰宇记》，诸书内关中各县记载甚详，泾阳一节独不缺，然而未发现“惠果”与“太壸”的任何信息。笔者也曾试着查阅有关金石书籍，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无奈之际，只能借助嘉靖《泾阳县志》，万幸在其内发现了与惠果寺相关的信息。嘉靖《泾阳县志·卷十一》录有碑文《重修泾阳惠果寺记》《惠果寺重修天王殿碑记》两篇；《卷二·寺观》也载有惠果寺介绍性文字；与惠果寺相关记载的记事碑《泾阳尹曾公修完城池记》。为方便记，特将相关文字简录如下：《重修泾阳惠果寺记》：泾阳惠果寺者，古名刹也，创建于唐开元间。国朝洪武初设置僧会司……期重修理署，广募重缘，共成厥事……经始于正统八年六月，落成于景泰辛未七月，功既讫来徵余言以纪岁月，故为之记。景泰二年岁次辛未孟秋吉日僧会识性同弟子信谅立石。《惠果寺重修天王殿碑记》：弘治癸丑，县僧会司圆相爰发诚心，图任其事。乃谋诸僧会性山、主持如潮及寺僧之高年者，遍乞信善，顶礼募缘，集材鸠工，隆窳拓隘，撤旧图新，创建天王殿五楹，药师地藏殿各三楹，东西相嚮翬飞翼革，金焜碧耀，仰视正殿森列雄拱，始克称宜，屹为一邑之壮观矣。![]()
《卷二·寺观》：惠果寺，在县冶西北，中统辛酉年僧人尚悟建。洪武二十六年作丛林，今为僧会司，碑记见文类。“卷二”所称碑记，即前列二碑，嘉靖志中更无其他具体信息。阅读当时泾阳县训导董懋所作《重修泾阳惠果寺记》，可能清楚得知该寺初建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具体何时则无从考证，重建时间则为正统八年（1443）。《惠果寺重修天王殿碑记》所载为二次增修，时间为1493年。《卷二·寺观》惠果寺为“中统辛酉年”建，查“中统辛酉年”为1261年，时在元代。由现代对惠果寺大殿建筑风格特点的研究，论文《明代关中木构遗珠——泾阳太壸寺大雄殿》（《文物建筑》第9辑 喻梦哲 赛博古 ）对该寺建筑所作研究，发现该寺建筑多具宋元风格，如：“这种利用内额或斜梁减省底层梁栿的做法，曾广泛见用于诸如洪洞广胜寺山门等元代木构中，而在结构严谨的明代建筑中却颇为罕见。外檐逐间用平身科一朵，均是五踩重昂、扶壁重栱素方造，而这两者实际上并不匹配——逐间单补间且不用斜华栱体现了金以前的铺作配置习惯，双假昂则是金元以后才成型的固定形式语言……檐下各组斗栱因位于分间中线上，且朵当取值基本相当，故而显得疏朗有序，不同于明代斗栱拥挤密集的一般做法……大殿柱头科厢栱用异形花栱，而平身科则将花栱用在瓜栱位置，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花栱高低交错、起伏有致的强烈韵律感，这和晋祠圣母殿上檐平出昂与下折昂交互使用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个富于古意的立面细节是大雄殿的山花处理：此处完全采用了宋式做法，曲栏博脊之上，上金檩和脊檩率直伸出，以搏风板和竖长的垂鱼、惹草遮蔽端头，山花板退后封护于山面梁架的蜀柱、叉手间，使得空出的山花部分形成丰富的光影变化，配合檐口在白色山墙上的投影，明暗对比强烈；简素的木构、瓦作部分与细腻繁复的雕花屋脊虚实相生，色彩柔和，与正面大相径庭。”如今该寺院大殿呈现风格，多具我国北方宋元特点，由此可见历年对惠果寺的重修，基本没有破坏大殿主体的建筑特点。细心读者不难发现，嘉靖志“寺观”与《重修惠果寺碑记》在叙述创建时尚有矛盾之处，“寺观”讲始于1261年，“碑记”则说是唐开元年间，其实据太壸寺现存文物，嘉靖志里的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该寺院创建最早可能在唐代，或唐代之前，后因战乱等原因有过多次重建，宋代无考，元代仅有只言片语，明清两代重建（修）的文字保存相对较多。笔者曾就太壸寺、苻坚行宫、隋高祖杨坚之母舍身及日本太子留学等说法进行文献检阅，也曾进行了一定的采访工作，现就其说法来源一一进行探讨，因文献匮乏不免出现问题，尚请各读者进行批评指正。泾阳太壸寺前身为苻坚行宫说法，其出现年代明初。嘉靖县志里记载在景泰庚午（1450）年，泾阳知县曾玉预备对泾阳县城进行大规模修缮，工程结束后其僚属曾作《曾侯重修城垣之记》，叙述泾阳形胜时就提到苻坚行宫，原文如下： “泾阳县为雍州之地，在长安城北，枕嵯峨，南临泾渭二水，地平衍百里，甘泉太白渠、长平坂、汉唐陵寝峙列左右，郑禹庙、苻坚行宫、郭子仪祠堂、柳毅传书台境内之古迹也。”其后，三原理学家、嘉靖陕西通志的编撰者马理及三原人来俨，在歌咏惠果寺时，又提到了惠果寺曾为苻坚行宫。现录两人诗作如下：泾阳惠果寺，传是苻坚宫。 世代几多易，人情有所崇。树接莲峰雪，花滋郑国渠。 幽斋无事客，焚柏弄焦桐。传自戎王宅，抅来名刹尊。 荫堂竹清霁，带磬月黄昏。幻相知如电，忧心恐触藩。 将申此生报，一洗百年冤。据以上引文，惠果寺曾为苻坚行宫的说法至少在明代中前期就有。按理说马理听过该传说，当年寺庙中保存有较为完整的金石信息，然而马理所主持编撰的嘉靖《陕西通志》，对惠果寺记载却十分粗疏，仅仅十二字，“在泾阳县治西北，内有僧会司”。嘉靖《泾阳县志》资料终止时间为1492年，刊刻时间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靖《陕西通志》编写时间略迟，刊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1），作为泾阳县势必要向陕西省志书编撰者提供基础史料，以供编者采择。从马理所作诗歌可知，马理显然知道惠果寺有苻坚行宫的传说，却并未采用。他在写诗时似乎知道一些东西，是看到了现在未知的碑记，还是已佚失的文献史册，目前不敢妄加揣测。《陕西通志》中有“帝遗迹”栏目，或许苻坚达不到帝王级别，没有发现对惠果寺的相关补记，着实令人费解。太壸寺为苻坚行宫一说，在明初就有，从有大量文人持此一说来看，是否可以推测明代在重修惠果寺时，从地下出土了新碑志，当时人们以此为重大发现，进行了广泛传播。假如推论成立，嘉靖《泾阳县志》必然会采用，然而却没有任何记载。![]()
前秦王苻坚曾发动僮仆三万余名，在泾阳县西北瓠口对秦汉郑白渠进行改造，如果以其励精图治的作为，短时间驻留泾阳也极有可能，然而正史无载，不敢贸然结论。![]()
笔者曾在明清七部泾阳县志中发现，惠果寺是始终如一的寺名，在道光志《泾阳县志·卷十二》与《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二·寺观》有载，宣统志“惠果寺”后缀小字注解“唐太壸寺”，道光志标注抄自《西安府志》，这可能是最为正式记载。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卷六十》载有：中兴禅寺（泾阳志），在县治西北，唐时为太壸寺，宋元至明为惠果寺（马理碑记），明嘉靖十四年修。从《西安府志》来看，中兴禅寺的记载似乎源自《泾阳县志》，然而编撰于乾隆四十三年的《泾阳县志》并未涉及有太壸寺、中兴禅寺信息。另外，“府志”标称出自“马理碑记”，可惜，太壸寺关的碑记已不知所踪，马理也没有在陕西通志中记载。笔者曾就太壸寺名询问在泾阳县文化工作者某，他回复说没有发现实证性文献，对此他讲道：多年以前，曾在永乐镇南横流村民家里见到过一幅拓片，为太壶寺名石匾。该拓片长约1米五，宽约五六十公分，横书行草“敕建太壶寺”，落款不清。只能说明是奉诏建寺。究竟是哪个朝代？不敢妄论。后来对太壸寺几次基建和修复中，均未发现石匾及其残件，当时开挖断面可判断为元代遗迹及地层。查“壸”一词，最早指称“宫里的道路”，后来引申为“宫中”与“妇女居住的内室”，之后又引申出“壸政”“壸奥”“壸阁”“壸闱”“壸则”“壸训”等词，均与妇女有关。至于“太”者，极崇高之义，所指又非一般妇女。顺着这个思想不难想象，杨坚之母舍身入寺极有可能由此演化而来，《泾阳史话》曾有文章，其标题为《太壸寺》，作者为泾阳文化学者王兴林老先生，他在该文中称：“据《泾阳县志·卷二》记载：太壶寺前身乃苻坚行宫。隋文帝时文帝母信奉佛教，令文帝改秦苻坚行宫为佛寺。文帝侍母至孝，遵嘱改名为‘太壶寺’。其后院千佛寺存有碑记。”王先生引文，没有注明哪一版《泾阳县志》，笔者查明、清两朝七版旧县志，并未发现引文。不过“其后院千佛寺存有碑记”一语至为关键，王先生在其文中对千佛寺有一些文字介绍，如：“清乾隆时，在寺北重建“千佛寺”小殿一座，厦房六间，塑有千佛一尊，前者韦驮、护法小象。前院有六朝石佛一尊，高1.8米，唐经幢两座，上刻佛经，西边有宋塑泥佛一座，殿后有明、三原草书大家马里书写石碑，清立“惠果寺”石碑各一座。”泾阳旧志有千佛寺一说，位置远在泾阳县城西北五十里，显然该千佛寺非王先生所指。笔者又查到清同治年间泾阳文人著排律一首，提到了县城千佛寺，该诗标题《悲泾阳》，作者杨秀芝，其诗有一段讲到道光年泾阳县城的繁华场景：“奇货珍物关陕无，青铜白镪丘山峙。铺排新旧川心街，绵亘东西衙后市。甲第连云耀金碧，士女如花簇罗绮。千佛寺里卖药僧，四门楼前倚门妓。”由此可见，王先生千佛寺一说是有据可查的，最起码当时泾阳县城里的都知道千佛寺。《太壸寺》一文，记载了书法名家何惠玄，将原“千佛寺”门上“隋文帝敕建太壸寺”放大书写，悬移明建太壸寺大殿的情景，其文还提到民国泾阳佛教会会长王悟尘、华北慈善联合会朱子桥，在1932年利用华洋义赈会捐款修缮太壸寺大殿的情形。这个说法似乎与前采访文旅局某说不谋而合。某说“勅建太壸寺”为五字，王兴林说“隋文帝敕建太壸寺”为八字，两人回忆虽有出入，却能说明“太壸寺”来源：②所谓杨坚之母舍身入寺的说法，同样源自铭文与碑记。王先生文章难以理解的问题是，既然杨坚曾“勅建太壸寺”，缘何历代县志对该皇家寺庙没有记载？如果该寺庙位于偏僻乡间，由于多年失修没有被官方志书收录还能理解，然而这个小寺就在明清僧会司之侧，距离官衙也不过一百余米，没有被志书记载实在不可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壸寺在1957年，该寺被列为泾阳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公布为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看不到向泾阳县文物部门的呈文，不知他们当时如何处理“太壸寺”名的源流问题。![]()
既有文提到现太壸寺在唐惠果寺，也有文提到唐为中兴禅寺，两说本就存在矛盾之处，那么中兴禅寺说从何而起呢？后来得到泾阳樊先生支持，提供《陕西泾阳太壸寺藏北周如来立像调查与研究》，该文将中兴禅寺处理为隋时为中兴禅寺，分别引用了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与《关中胜迹图》话语：“中兴禅寺，《泾阳志》：在县治西北， 唐为大壶（太壸）寺，宋、元至明为惠果寺。马理《碑记》。”“惠果寺，在泾阳县治 西北。《通志》：‘在隋中兴禅寺，唐为大壶 （太壸）寺，宋改惠果寺。’谨按：寺内有唐人书金刚经、陀罗尼经幢二。”![]()
《关中胜迹图》刊于乾隆四十一年，比乾隆第二版《泾阳县志》早二年，比乾隆《西安府志》早一年，经查毕沅抄自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八·祠记一》，该志载：
其文：惠果寺，在县治西北，本隋中兴禅寺，唐为太壸寺，宋元至明为惠果寺，嘉靖十四年重修，三原马理有记（县志），内有尊胜幢唐人书金刚经陀罗尼经。（贾汉复 志）![]()
康熙《陕西通志》，只有“惠果寺，在县治西北”一句。查雍正版《泾阳县志》对惠果寺记载也只提到了经幢，根本无该寺名称沿革。雍正《陕西通志》“惠果寺文”引自康熙七年贾汉复《陕西通志》，然而笔者查康熙版《陕西通志》，对惠果寺介绍与明嘉靖版《泾阳县志》并无区别，且康熙版《泾阳县志》对惠果寺的记载与明嘉靖志相似，不知雍正版《陕西通志》所云“县志”为何？目前只有一种假设，据康熙《泾阳县志序》，除嘉靖志之外，还有一版佚失的魏学曾版。该版仅有只言片语存在，雍正版《陕西通志》只能引用魏学曾版《泾阳县志》，该版可能记载了马理的碑记，也就是说“隋代为中兴禅寺”说法最早出自魏学曾版县志。马理被泾阳县人请来为新修（嘉靖十四年）惠果寺作记，他本身不研究释家寺观，所依据为寺僧提供的状，至于僧人及善众依据为何？那就无从谈起了，或者更早碑记，或者佚失文献，但至少可断定在明代中期，泾阳惠果寺既流传着苻坚行宫的传说，也流传着太壸寺的说法，还流传着隋中兴禅寺的说法，这可能就是中兴禅寺之说源头所在。相对苻坚行宫、杨坚之母遗命修寺的说法，日本太子留学是个新说法，此说流行于清末至民国时期。1935年《续修陕西通志稿》，对惠果寺的介绍既未提及苻坚行宫，也没有讲杨坚母亲的故事，却提到了一个新观点，即：“惠果寺，即县内大寺，唐时日本太子留学于此。案清末日人早奇耿吉，商邑绅杨凤轩印古石佛座下六朝造象铭，刻数千张带回日本，视若拱璧，见《长安古刹提要》。”![]()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讲到惠果寺，谈到了日本清末考察陕西，当时有陕西高等学堂的足立喜六，还有关野贞，他们都留下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作品。通志中的早奇耿吉是何人？文献《长安古刹提要》内容，被西安古刹介绍性文章多处引用，经查该书出版1931年，出版单位为陕西佛化社，作者为慈善家康寄遥，朱庆澜曾为之作序。该文单篇附于《大慈恩寺纪略》后。《长安古刹提要》对泾阳太壸寺描述：又如泾阳太壸寺，系隋文帝敕建，现尚有隋文帝敕建太壸寺八字之石额，至宋改称惠果寺，与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有若何之关系，未可知也。俗称泾阳大寺，相传唐时日本皇太子，在此留学。清末日人早奇耿吉，曾依其国遗传之记载，商明泾阳绅士杨凤轩等，在该寺古石佛座下，掘印六朝造像名刻数千张带回，视若拱璧。现该寺内唐时经幢数座，六朝大石佛一尊，铜铁佛像甚多。前殿一座，甚破烂，然其式颇古，有人云系唐式建筑。泾阳佛会王悟尘何慧玄二居士，年来发愿募修，朱子桥居士，曾亲往该寺观察，现已估工重修，将来泾阳之佛化，或可大放光明云。![]()
引文中杨凤轩，是清末陕西具有维新倾向的学者，也是近代教育家之一，曾师从刘古愚、贺瑞麟等儒学大师。他与日人合作拓印古佛座下铭刻，显然进行过一番研究。然而该铭刻文字并未涉及日本太子，最早提出日本皇太子留学太壸寺，据推测是日本人早奇耿吉。对康寄遥文字进行研究可知：早奇耿吉所述之皇太子，名为神野，生活于八世纪至九世纪中期（786年－842年），神野后来做了天皇，即后来的嵯峨天皇。“日本太子留学”，居住泾阳太壸寺一说，只能当作故事听听，试想以当年航海的高风险，以皇太子身系一朝安危，故而神野绝对不会以身犯险。早奇耿吉对杨凤轩讲嵯峨天皇，是故意欺瞒杨凤轩以骗取信任，还是无意为之，不好贸然结论。最后早奇耿吉成功地将古佛铭文拓了数千张，并带回了日本，“视若拱璧”大概率可能有所据。据此可判断“日本皇太子留学”，应该由杨凤轩等人传播给泾阳文化界的，进而被写入陕西通志。杨凤轩去世时间远早于《续修陕西通志稿》修订时间，可他知交好友及门下弟子有名者却很多，在关中一带极具影响力，不少人参与编撰该通志，“日本太子留学于此”的说法，大概率就被写入了通志稿中。有了通志稿背书，才有了后来不少网文介绍的日本太子留学太壸寺的说法。《长安古刹提要》讲泾阳太壸寺，而不说惠果寺，据此估计在民国时期该寺的正式名称为“太壸寺”。最为重要一点，它提到该寺起源于隋文帝时期，也提及石额“隋文帝敕建太壸寺”，与王兴林老先生说法较吻合。第三它还补充了一个信息，即太壸寺在唐时名为太壸寺，在宋代改称惠果寺，一直延及明清两朝五百余年，也顺便解决了明清陕西、泾阳方志称其惠果，而不云“太壸”的原因。唯一矛盾的地方，既然惠果寺旧有石碑明、清尚存，其题材也极具神秘色彩，从文化传播角度来说能极大提高寺院的知名度，缘何明代旧志叙述极简，既不云苻坚行宫，更不讲隋文帝敕建，实在有些不好理解。在那个荒唐时代，将具有历史传承的珍贵碑志，或用于砌渠引水，或烧作石灰用于建设，就如同自毁档案，撕掉个人身份证明，导致具有一千六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刹成为一普通建筑，实在是文化最大的浩劫。从苻坚行宫至太壸寺，再到惠果寺，又到太壸寺，其中有些事实可能不很清楚，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其浪起必定有风，并非无因之果，本节按修（重）建顺序进行简要说明。1、苻坚行宫一说，至少源起于明初。私下揣测明代的诸文人多为智者，不会无因传闻苻坚行宫一事，极有可能其推测源自庙碑或其他碑志。关键是泾阳在苻坚称帝时有兴修水利的事实，其短期驻足泾阳并非不可能。2、据有关研究目前太壸寺中石佛，其底有铭文，值得注意的是有“宝定二年”与“周武成二年”等语，而石佛成之后，立于善会寺庭内，善会寺与太壸寺是否有渊源，目前不能确认。3、隋文帝敕建源出太壸寺庙碑，该碑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清末、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见过的人不少，也有多处文献记载该碑。据寺名“大壸”推测或与宫廷妇女有关，极有可能涉及地位极为崇高皇太后一级的人物，该碑记载之事隋文帝本纪无载，但也不可断然否决。因年代过于久远，又无文献记载，故其建设面积、形制及僧众规模难以得知。![]()
（嘉靖《泾阳县志》）
4、现存嘉靖志中的《重修惠果寺碑记》，提到惠果寺创建于唐代开元时期。王兴林先生讲天宝年间，改太壸寺为中兴寺，能够说明唐代实物就是该寺的陀罗尼与金刚经幢。唐代寺庙是原址重建，还是辟地另建，建筑面积形制一如同上，无实质性考古手段，不敢断言。5、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改“太壸寺”为“惠果寺”，估计也源自被毁碑记。康寄遥将改名原因与唐代惠果阿阇黎联系，但又未找到证据，姑且存其一说，以待新发现。6、金、元重修寺院。嘉靖志记载惠果寺（左图）：在县治西北，中统辛酉年僧人尚悟建。洪武二十六年作丛林，今为僧会司。中统辛酉年为元中统二年（1261），支持这一观点的就是现存大殿建筑风格。其庙宇面积形制皆不清。王兴林文中宋有两次重建，元代一次重建，不知何据。7、明代重建有三次。据嘉靖《泾阳县志.》所载两碑记。第一次建设当在正统癸亥（1443）年筹备，该工程始于次年，完工于景泰辛未（1451）七月。其建筑情形如下：庄严佛像，金碧交辉，神光灿烂，殿堂户牖丹雘一新，尽复其旧。曾侯仍施布五百匹，鸠工庀材，坯瓦陶砖，创修东西禅房四十楹。![]()
本次重修发起者为在僧会司修行的和尚空菴、识性，当时知县曾玉、县丞苏荣、主簿张聪、典史许伯善积极为重修惠果寺捐俸资助，其中曾玉还施布五百匹以作支持。泾阳退休官员张义等人也出了不少财物，塑造了庙内菩萨、天王及其他神佛。通过本次修缮，庙宇得到极大改观，美轮美奂诚为一方之大观。第二次修缮工作在明代弘治癸丑（1493）年，筹备发起人为寺僧圆相、性山。碑记甚详，本次工程情形如下：遍乞信善，顶礼募缘，集材鸠工，隆窳拓隘，撤旧图新，创建天王殿五楹，药师地藏殿各三楹，东西相嚮翬飞翼革，金焜碧耀，仰视正殿森列雄拱，始克称宜，屹为一邑之壮观矣。然是举也，资以数计者百十緍，程以日记者数千工，悉皆取办于圆相经度丐募之力。该碑记后半段记载圆相事迹，因其字迹模糊不清。幸而清朝数版县志皆有圆相和尚传，其文如下：圆相，俗姓牛氏，本县东关人，号普济，游巴蜀十余年，闻关内大饥，期一见母。杖锡东归往邑之惠果寺，母久失明，圆相晨昏忏悔，以舌舔之，一日自外归省，脱所著衣帽，母惊问曰：“远来头汗未消，何遽脱帽耶？”圆相复著之以试，母曰：“如此得之。”圆相欣跃如狂，尝置小车，母欲适亲观故，即独拽以往，事竣载归，岁以为常，穿义井百余，改创天王、地藏等殿。第三次修缮，即在嘉靖十四年有僧重葺惠果寺，马理曾为该寺作记，惜碑已毁。且邑人魏学曾所作《泾阳县志》已佚，当时情形已无法确知。8、清代惠果寺重修情况。见王兴林先生《太壸寺》前引。![]()
王兴林先生所记“千佛寺”重建，不知与惠果寺有何关联，是僧会司里的小寺，还是独立于惠果寺之外，目前所知不确。经读其文发现，千佛寺中诸文物与惠果寺相同，而千佛寺新旧各志皆无载，是否可认为隶属于太壸寺呢？![]()
清同治年回事，泾阳城基本被毁，县内屋宇仅存着为太壸寺大殿，清光绪年时寺院以北新建有“红房厂”，占去一部，其面积已大大缩小。9、《续修陕西通志稿》均未发现修缮原文。王兴林先生为民国生人，建国以后长期工作在文化领域，其文《太壸寺》：“民国二十一年，华洋义赈会从修筑泾惠渠的捐款中提取小部分款项，交泾阳佛教会会长王悟尘经手，太壶寺方丈房日新协助，修缮了仅存的大殿。完工后，将“千佛寺”门上“隋文帝敕建太壶寺”的钟鼎文横额放大，移悬于明建大殿正中，由泾阳名书法家何惠玄先生在横左题“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谷旦”，右题“朱庆澜题”字样。（朱庆澜是爱国人士，华洋义赈会的负责人）中门两旁由河惠玄先生撰写的隶书瓦形对联：祝我佛金身不坏信仰自由，愿人间铁血常销冤亲平等。民国重修太壸寺。《长安古刹提要》讲到了民国时重修的过程，民国时泾阳佛教协会会长居士王悟尘，与何慧玄发起重修工作。对于这次重修，有人在网上发文讲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朱子桥（庆澜），曾以华洋义赈会部分善款支持，对惠果寺进行部分修缮。笔者起初对此持肯定态度，大胆引用此文，然而经多次 ![]()
结论：传说绝非无风起浪，追本溯源或许发现不一样的天地。太壸寺的故事很多，有些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无稽之谈，然而细究下来，竟然也包含着许多历史细节。本文在深究关太壸寺各种传说起源与流行时，可能会因文献不足，会有错误出现，还望多多批评指正，不胜感激。注：本文叙述太壸寺时，依时代变迁其名称也随之发生变化，故而文章可能会出现太壸、惠果的混乱，望读者注意。2《重修泾阳惠果寺记》明 泾阳训导董懋 选自嘉靖《泾阳县志》3《惠果寺重修天王殿碑记》明 佚名 选自嘉靖《泾阳县志》4《曾侯重修城垣之记》 明 佚名 选自嘉靖《泾阳县志》4《长安古刹提要》 康寄遥 民国 选自《大慈恩寺纪略》10《明代关中木构遗珠——泾阳太壸寺大雄殿》喻梦哲赛博古 《文物建筑》（第9辑）11《陕西泾阳太壸寺藏北周如来立像调查与研究》 于春 郭峰注：2、3、4、5、6为国家图书馆原版扫描。方志截图均源自国图。这几天在收拾一个出租房，略有点忙。早上在电脑中看了一部分，刚才接着看完，建议修改之处用红色标记，参考就是。1.总体来说文章已很全面了，把应该说的内容都摆明了，特别是解决了：朱子桥支持修建寺院的事、太壸寺改名就应该在这次；早期两说法的更早史料证据。2.王（王兴林先生）的文字出处。我倾向于王可能看过类似《大慈恩寺记略》方面的史料，加上年龄、爱好、撰写文章时的调查与思考，究竟先生的年龄的优势明摆着。但只靠记忆不会这样吻合。王的文字我还没有仔细品读，感觉他说的前院、后院应该是当今的布局，你再琢磨一下，很可能把听到的和现在院子勾联。3.关于清朝是否有太壸寺庙碑发现。我觉得依据过于单薄，若除王文没有其它文字表述依据，王的记忆不宜采信，志书没有一点记载就要慎重。4.隋文帝赦建太壸寺这个石头额子，王的内容和《大慈恩寺记略》内容一样，王对这个额子的版式描述的好像是横版，上下款位置用了左、右，你再琢磨一下，不需要在文中分析；另，既然是放大，和朱子桥题是否表述合适。4.我们俩谈论这些问题好多次了，我们看法分歧还是不少。特别在早期的两个问题上，这次文章提供了一些说法的早期依据，我觉得这非常难得。从我个人观点上说，原来的疑问还是没有变化，也赞成你文中观点。
天命君 文史爱好者，尤其地方史。欢迎诸友提出批评，并以地方碑志谱牒支持研究泾邑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