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犁》 | 艾克拜尔·米吉提:由“王副大队长”“老王”“老王哥”“老王同志”“王民”说开去

时事   2024-11-27 14:00   北京  


1965年,王蒙来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在伊犁的6年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1983年至1984年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在伊犁》原名《在伊犁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收入《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9篇作品,塑造了乡村哲人穆敏老爹等经典形象,文字优美、感情鲜活,具有地域风情,于1984年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并于2024年再版。本期特推出艾克拜尔·米吉提、胡平、张陵三位评论家的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在伊犁》的独特之处,与读者朋友一起体会它历经40年而不衰的文学魅力。


——编者


《在伊犁》,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7月


原标题:

为时代留下真实记忆

——由“王副大队长”“老王”“老王哥”“老王同志”“王民”说开去


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不知不觉出版已经40年了。40年来,这部书感动着一代代读者,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人们通过《在伊犁》系列小说,不仅认识了新疆、认识了伊犁,认识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更进一步认识了王蒙,了解了他在新疆、在伊犁16年的生活,了解了他何以会说出“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通过作品,我们看到组织上给予他“王副大队长”的安排,也看到了伊犁巴彦岱各族百姓亲切称呼他为“老王”“老王哥”“老王同志”“王同志”“王先生”“王民”,成为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忆。


读《在伊犁》小说系列,真实感扑面而来。有时你会忘记它是小说,而以为是真实的乡村笔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


“1981年我到位于伊宁县团结公社的人民渠(大湟渠)渠首去看了一下。那里静悄悄的,连喧哗的河水也变得平静驯顺了。地窝子、民工、彩旗、车、马、晾晒的干肉条,当然,全没有了。沿渠漂亮的沥青公路上,偶尔有汽车走过。拦水坝、泄洪闸都是电力控制的,闸门上油漆锃亮,控制台像一座钢桥,跨越在大渠渠首与河道之上。走上钢桥,可以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大度雍容。”(《好汉子依斯麻尔》)当年他和好汉子依斯麻尔等社员一起,在湟渠龙口工地,昼夜“三班倒”抢班掘进,成为全工地最早完成任务、提前凯旋班师的队伍之一。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也是令作者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眼前的一切交相辉映,感人至深。


王蒙在伊犁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


在这部作品集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作者以时间节点——几乎是纪年式的记叙来讲述他的故事,让读者获得无可比拟的真实感。“1965年4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4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8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9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真是一幅不可复制的真实画面,似乎可以清晰听到渠埂上的闲话画外音,夹杂着浓烈的莫合烟的味道。


在这部作品集中,70多年的新中国史也一目了然。作者以其真实的笔触,反映出各民族人民一家亲的历史壮景。“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善良、重感情、聪明的人。这一年中间迁来两户汉族新社员,他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尤其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与汉族社员亲密无间,沟通了维汉社员间的感情,确实做到了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事,不说、不做。”(《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喜欢说话的白大哥是肩挑一挑水,右手还提着一桶水回来的,那一桶水,他给了枯瘦的哈萨克老太太。……我们一致赞扬白老哥的助人精神。一向不爱说话的白老哥也破天荒地笑着笨笨拙拙地说了一句:‘互相帮助,彼此帮助。’白大嫂嫌他话说得不利索,声音嘹亮地说:‘咱们这个院子,关起门来,不就是一家人嘛!’……我也觉得非常愉快,觉得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我们这些萍水相逢的身份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成分不同的老百姓之间,自有一种团结力。”(《逍遥游》)团结力就是向心力,就是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切,在《在伊犁》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这也是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使然。


当然,作品集也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与心路旅程。它像一根线,不时穿插引领,将那些只有他经历过的、宛如一颗颗珍珠的独特故事串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美丽的项链。


“药用酒精!那是不能喝的!有毒!”我惊呼道。


“没事,老王,请放心!”穆萨阿洪微笑着,矜持地、缓慢地对我说:“他那里的酒精,我们喝过许多次了。”


“酒”味道虽然不好,但是它仍然带来一种晕眩的快感。一面喝酒一面大听大讲维吾尔语,是我当时的一大快乐。我兴奋起来了,便打断了穆萨阿洪对他的医生朋友介绍说我是一位作家的话,我说:


“什么作家不作家、小说不小说,那些玩意儿都已经吹了!我是农民!毛拉圩孜的农民!我抡坎土曼,我喝奶茶,我吃包谷馕,我也常常和维吾尔朋友们喝上一杯。”说到这里,我像维吾尔人一样地挤一挤眼睛:“这是多么快乐呀!”我欢呼道。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这些描写畅快淋漓,反映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


当然,作品集更像是抒情散文。写伊犁冬天的雪和扫雪的情景,堪称绝美的抒情散文。“1965年春天,我第一次造访伊犁河。走近河岸以前,先经过了一片渗水的沼泽地,地上布满了开着神秘的蓝紫花朵的马兰。高坡上搭着几个帐篷,是牧业队的哈萨克牧民在这里放牧。然后,我们看到了一片坡地断崖,这些大概是洪水期大水泛滥到岸上以后冲刷形成的。高高低低,欲倾未倒,她像是古战场的断壁残垣,充满了力,充满了危险和破坏的痕迹,也充满了忍耐和坚强,那是一种恐怖的、伟大的美。”(《逍遥游》)“……这一切给了我这样强大的冲击,粗犷而又温柔,幸福而又悲哀,如醉如痴,思歌思吟。而化雷化闪,问地问天,也难唱出这祖国的歌、大地母亲的歌、边疆的歌、带有原始的野性而又与我们的人民无比亲密的伊犁河之歌于万一。哦,伊犁河!让不让我歌唱你?我该怎样歌唱你?”(同前)“后来到了1967年的春天,苹果树开花如雪,小鸟在枝头和茶棚上跳跃,牛、羊、驴、马、狗、猫、鸡都起劲地拉长了声音鸣叫,在春天,它们叫得比任何季节都要多情。”(《爱弥拉姑娘的爱情》)这种王蒙式的抒情十分独到,震撼人心。


在伊犁,王蒙与当地居民亲密相处


伊犁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份独特的生命记忆。“1965年9月,我在伊宁市也安了一个家。就是说,我把妻子接到了伊犁。她在解放路的一所中学继续教她的书。我呢,一般在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遇到假日休息,就回伊宁市来。”(《逍遥游》)“经过挑水和买到苹果以后,我的心情也大有好转,便和妻子谈论起来伊犁以后的种种见闻来,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补充,又说又笑,一致认为如果一直囚在北京凸字形城内,不到新疆,不到伊犁来,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逍遥游》)“七十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少数民族干校学友,常常用谈论伊犁来抵挡生活的寂寞和沉重,来激发我们对于生活的爱恋和信心。我们好常常用将来干校‘毕业’以后‘回伊犁去’来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风云可以变幻,文联可以解散,然而伊犁的白杨树与苹果园永存,这大概是我们共同的潜台词。”(《逍遥游》)这都表达了王蒙对伊犁这片土地炽热的感情。


从《逍遥游》中,我也读到了我的童年。那时我们家居住的卫生学校家属院,正毗邻王蒙租住的伊犁“城根”小杂院,处在一个小土崖的上下。我们共同经历过小朋友打架、卖自来水的老头儿、挑水通过新华路等经历,读起来回味无穷。


《在伊犁》可以说是对于新疆乡土人文几乎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那不止是新疆史、伊犁史,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浓缩的一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杰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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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1月27日5版

微信编辑:王泓烨

二审:许婉霓

三审: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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