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在南京老山，用红外相机拍到的野猪踪迹。图/新京报资料图
近期，我国多地频繁发生野猪闯入人类居住区的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了公众对野生动物管理问题的关注。据新京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0月以来，野猪出没事件已超过10起，造成7人伤亡。
目前，各地针对这一情况设置了包括专项资金在内的财政和其他的人力物力投入。但是，高昂的资金成本和缺乏闭环的后续处理方式，导致野猪治理的效能比不佳。
野猪防控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长期猎捕的人力投入、设备、专业队伍不足。其次财政补贴有限，猎杀和无害化处理成本高昂，以及项目资金申报和使用流程繁琐等。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野猪防控的复杂性，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探索更经济高效的防控策略，以减轻野猪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如何把治理成本降下来
野猪捕捉的成本高昂，很大一部分源于传统捕猎方式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如某捕猎队，每年投入在猎狗身上的训练使用、医疗、犬只死亡损耗的费用，就高达十几万，很难通过自我造血消化成本。
所以，应该考虑通过技术手段的升级加以改善。例如，引入无人机与红外热成像仪，精准监测野猪活动区域，避免人力盲目搜索。
此外，多种捕捉手段的协同作战，如结合猎犬、猎笼、猎套等工具，可以大幅提高猎捕成功率，降低资源浪费。还有一些国家通过用科学手段对特定物种的生殖进行干预，减少繁殖数量等，也是值得采取的新举措。
与此同时，加强对捕猎人员的专业化培训也是降低成本的关键。训练有素的猎捕队伍，不仅可以提高捕捉效率，还能减少安全隐患和无效投入，以及因不专业导致的意外人员和财产损失。
野猪治理并非仅靠政府和专业团队就能完成，社区参与也是降低成本的重要路径。如针对野猪活动区域，社区可广泛开展科普教育，让居民了解野猪危害及正确应对方法，形成广泛的防控共识。
同时，社区还可以组建社区志愿者监测网络，利用本地居民熟悉当地环境的优势，对野猪活动及时报告，从而减少专业人员的监测工作量和时间成本。
此外，充分发挥其他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参与也尤为重要。如把参与野猪防治等自然生态保护行动作为企业ESG（一套评价体系，专注于衡量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上的表现和影响）责任履行的指标，为企业设计合适的环保项目，鼓励企业在直接参与防控或资助相关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方面发挥作用，建立奖励机制，形成“全社会联防”的局面。
在做好区域野猪种群数量调查的前提下，科学地对捕获野猪进行资源化利用是治理成本控制的有效手段。
例如，相关企业可以探索野猪生态旅游项目，如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等，将野猪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吸引游客的同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不过，资源化利用必须兼顾生态保护和市场规范，防止过度开发导致新的生态问题。
而对于受害农户而言，野猪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最大的关切点。推广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将农户的风险分散到更广范围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要通过简化理赔流程，让农民能够迅速获得经济补偿，减少对防控工作的抵触情绪。
核心目标是“种群控制”
在治理野猪问题的同时，必须从根源上减少人猪冲突。比如，科学规划野猪栖息地，通过恢复野外植被，为野猪提供足够的食物与栖息环境，减少其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的概率。此外，可以在农田或居民区周边设置隔离设施，利用围栏等物理手段阻止野猪入侵。
需要明确的是，野猪的治理防控，本质上是更高水平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行动。野猪治理的核心目标不应是“全面清除”，而是“种群控制”。
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野猪对维持生物链和环境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防控工作既要避免过度捕杀导致生态失衡，又需兼顾公共安全和农业利益。
通过技术升级、社区参与、资源化利用和政策支持的多方协作，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持续的野猪治理之路，更好实现人与野猪“和谐共生”。
撰稿 / 周威（科普作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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