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 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 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 ”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 ”，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gA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