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 | 共赏国之“重器”

2024-10-02 09:17   湖南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典范,在历史长河中,青铜器无疑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商周时期开始,青铜器便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每一件青铜器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逐渐从祭祀礼器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如鼎、簋、壶等,它们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工艺精湛,展现了古代工匠们卓越的技艺和创造力。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鉴赏六件国宝级文物。




01

“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此鼎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司母戊鼎’。但后来,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腹壁铭文其实是‘后母戊’,于是便正式改名为‘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02

“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

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后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03

四羊青铜方尊




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1938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04

“虢季子白”青铜盘



周宣王时期

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




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藏,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05

“颂”青铜壶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06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品首忙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面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益。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在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匠人们采用了多种复杂的工艺,如铸造、雕刻、镶嵌等,使得这些器物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成为了艺术珍品。同时,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铭文也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青铜器因各种原因而流失或损毁,这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幸运的是,仍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被保存下来,它们成为了我们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些青铜器面前时,不仅能感受到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更能深刻体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青铜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摄影 | 林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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