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世界 | 早茶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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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3 15: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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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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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当普京表情僵硬地等候埃尔多安的会见，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巴尔干的炙热下午。俄乌战争爆发，埃尔多安强作解人，狂刷存在感。但俄罗斯和土耳其乃是世仇。断断续续的三百年俄土战争，争夺的焦点正是克里米亚、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出海口。以俄土为首的诸多强权在东南欧的争战和反复拉扯，造就了地区局势的极不稳定，引爆一战的火药桶今天仿佛仍然在滋滋作响。◉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南欧（1354-1804年）》，[匈]彼得·R.休格（Peter F.Sugar） 著，张萍 译；《君士坦丁堡 : 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英]菲利普·曼塞尔 著，陈功译其实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渊源，甚至要多过他们的分歧。从起源上讲，二者都继承了蒙古铁骑横扫欧洲的政治遗产。俄罗斯自不用说，1236年起臣服于蒙古长达两百多年，史称“鞑靼人的桎梏”。这段历史不仅给俄罗斯打下了深刻的专制烙印，客观上也助力了俄罗斯把前金帐汗国的属地收入囊中；蒙古对中亚、波斯的征服，迫使突厥人大举西迁至小亚细亚。而蒙古撤离后的权力真空，则被奥斯曼——一支突厥部落的首领抓住，1299年，奥斯曼正式立国。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定都于此并将之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虽然信仰不同，但并不妨碍苏丹以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自任，沿着拜占庭帝国的旧版图发动圣战，开疆拓土。有趣的是，十九年后，伊凡三世迎娶了流亡罗马的拜占庭索菲亚公主，俄罗斯也因此以基督教道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自命为“第三罗马帝国”，把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镌刻在自己的徽章。强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但苏丹的心一直在欧洲。在帝国事务的排序上，亚洲优先于非洲，欧洲优先于亚洲。同样，俄罗斯也一直以欧洲国家自居。只不过，面对这两个庞然大国，欧洲始终心态复杂。◉ 赛里姆汗纪,1581,TSM H.3595,y.59b.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名称，直译就是：神圣的、受保护的、繁荣的奥斯曼家族的绝对领地——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的实质。奥斯曼帝国建立在绝对君权之上，按照血统和宗法进行继承。苏丹的权力至高无上，帝国所有的人都是苏丹的奴隶和个人财产。“个人忠诚直接面向最高统治者，在最高统治者和最底层民众之间不存在其他中间人” 。朕即国家，走到极端就是有朕而无国家。当苏丹失去能力、失去权力，整个国家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在帝国中后期，以大维齐尔为首的奥斯曼文官集团和禁卫军，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苏丹的废立，帝国却仍然置身于对奥斯曼家族的效忠之下。![]()
◉ 苏莱曼狩猎,1558,TSM H.1517,y.403a.吊诡的是，正是绝对的专制带来了相对的平等。除了苏丹，其他人在法理上都是平等的。类似于秦制的编户齐民，在苏丹之下，“一切人都被安排在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中，并为一切事情制定了规章制度，无论城市、乡村”。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固定职业和社会职责，都受到严格的管理。而只要人们遵守命令、不造反、履行指定的职责，帝国对其民众就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个横跨欧亚的棋盘网格上，每一个个体必定属于某一个方格，并能够在这个方格中进行相对自由的活动。”所有人都是棋子，只有苏丹，那只神圣的大手才能够随意摆布棋子，甚至掀翻棋局。绝对的专制还带来了相当的宽容，尤其是宗教和民族政策，这恰与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帝国不仅不强迫非穆斯林改宗，而且为不同的种族任命各自的牧首，对不同的宗教人群推行基于宗教信仰的族群自治（米雷特）。民族政策也是如此，扩张和人口迁徙并不改变族群/社区的结构和功能。以帝国征服巴尔干为例，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没有产生同质单一的民族地区，相反，不同民族的人在广大的区域内混居，而前述的社会网格体系产生了很多小的公共组织，这两种组织方式经纬纵横，将帝国编织为一幅辽阔的斑斓巨毯。而这似乎正体现了苏丹的雄心，“构建一个跨越宗教信仰、族群差异和前帝国遗产的命运共同体”。鼎盛时期的奥斯曼王朝，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文明中心，也是地球上最包容的帝国。![]()
◉ 加拉塔宫附近天文台的工作场景,沙赫列王纪,Seyyid Lokman,1581,?ÜK,F.1404,y.56b-57a.也因此，帝国的身份认同始终未能建立。“这不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他既没有公民，也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一个建立在某种宗教想象之上的王朝”。社会单元之间的鸿沟使得城市和乡村、穆斯林和济米（其他宗教自治人群）、职业奥斯曼人（管理者）和雷亚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沟通——这个帝国不是熔炉，而是织锦，是马赛克拼图，或者干脆是一大袋沉重的马铃薯，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浪潮中分崩离析、散落一地。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横亘欧亚，阻隔了东方西方的交易和交流，以至于欧洲不得不转向大西洋寻找通向财富之路。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这一说法不但有失偏颇，甚至有点颠倒因果——是现代化抛弃了奥斯曼帝国，而不是相反。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和远洋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海权崛起，横跨大洋的低成本贸易成为主流。而随着新大陆被“发现”和“征服”，人类拓展了自己的版图，地中海成为“内海”，扼守黑海、横行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在世界体系中逐渐沦为配角。伊斯坦布尔不可避免地从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变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旧堡垒。◉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城里人来人往的广场，该地区曾为奥斯曼帝国领土，于1918年10月接受英国军事管治。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满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无不分崩离析。奥斯曼作为多民族、多信仰的专制帝国，同样无法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得以幸免，在帝国版图上，希腊、塞尔维亚、埃及、也门等近四十个国家纷纷独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国民运动，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在帝国的核心区域（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深受欧洲文明感召，运用铁腕，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土耳其向世俗主义的激进转型，“共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俗和改革主义”五大原则被写入了土耳其宪法。◉ 1922年凯末尔在Sekariae率军与希腊人作战但是真实的社会转型远比振臂一呼的革命艰难得多。复杂的民族、宗教、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并未能因转型而彻底根治。强大的伊斯兰势力虽退守乡村和民间，却始终保持着对世俗主义的压力——这几乎是二战后所有选择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的共同挑战。比如巴列维王朝的倒台，使伊朗重新回归政教合一。近些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债务、通胀叠加，伊斯兰势力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合流，重新左右了土耳其的内政外交。尤其在埃尔多安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伊斯兰化的进程。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打出了“新奥斯曼主义”的旗子，主要策略无非是在周边国家加大投资、基建和经济援助，加强文化自信和输出，对地区事务积极参与乃至高度干预，以期提升土耳其在前帝国版图内的影响力。这一政策迎合了国内民众的心理，赢得了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欢迎，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帝国回归”的警惕。——从伊斯坦布尔林立的宣礼塔上，仿佛在传来吟哦，“一个幽灵，奥斯曼帝国的幽灵，仍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