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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诞生了无数的将军县，其中最著名的有十大将军县，而红安县又是中国第一大将军县。在中国，红安县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个小县中，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 诞生了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以及韩先楚、郭天民，周纯全、陈锡联、谢富治、王建安、王近山、秦基伟、王诚汉、詹才芳、徐深吉、胡奇才等众多将军，建国初期正式授衔的有61位，加上各种军级领导，一共223名。建国后，其中有12人在大军区担任过司令员和政委，有4人担任过军兵种司令员、政委， 17人任过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24人任过兵团级领导职务，红安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将军县”。徐向前元帅曾为红安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为什么中国第一将军县，没有出现在井冈山，而是在大别山？为什么中国第一将军县，没有出现在更贫穷广袤的西部，而是在繁华的边缘？为什么在九头鸟的地盘上，被称为“红安苕”的人，反而成就英雄大器？作为将军的后代，以前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南方市场化企业历练之后，近十年来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沉浮社会，看尽风云，始悟其中奥秘。不谈意识形态，仅从竞争战略、社会政治规则等角度，可以洞见，红安成为中国第一将军县，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力量交织的结果。![]()
有趣的是，不仅是红安，几乎十大将军县，全部都是中国经济中心的边缘。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六安在当时民国第二大城市武汉的周围。江西的几个将军县，几乎都是东望江浙与上海。属于华东经济势力圈。最贫穷的地方，应该革命意志最坚决，革命行动最彻底。为什么是繁荣的边缘，而不是最穷的地方，成为革命策源地？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当一种文明衰落，旧的文明中心，很难出现新的文明，变革往往出现在边缘。有能力发动革命的力量，既要能领悟新文明的方向，又要有勇气与血性。前者要求革命力量要了解繁华世界，后者要求革命力量远离繁华，最好是穷人阶层，相对淳朴勇敢，保持原始血性。最佳选择，就是繁华的边缘，这里的先驱和精英，能够在旧社会最繁荣的地方接受教育，获得外界思想与信息，同时因为相对贫穷，还有革命的动力与勇气。这就是十大将军县统统诞生在国统区繁华地点地缘的硬核逻辑。满洲兴起，最有势力的不是海西与野人女真，而是离明朝最近的建州女真。既有游牧民族的彪悍勇猛，也比较早完成了初步的组织，吸收了南方的制度与文化，最早开化。对于漠北游牧势力，他们又是最开化的。在落后地区相对先进。红安，南望武汉，北望大别山，扼中原门户，自古为兵家险地。离武汉近，所以董必武等红安革命先驱，可以到当时国民党繁华中心城市开眼界，见世面，并且完成思想与组织准备。容易启蒙革命。因为红安穷，所以，可以相对容易发动贫农参加革命，革命中坚力量有勇气，有血性，不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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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规模最终发展的比红一方面军还大，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红四方面军前期主要在鄂豫皖发展，腹地广阔，最高峰作战部队近10万。今日去大别山旅游，与去井冈山旅游的人，很容易就找到区别。在大别山区，围着老区转一圈，涉及到三省接近三十个县，地域广阔。东西接近800里，南北也接近500里。井冈山等根据地因为太靠近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多次被围剿，步步紧逼，战略空间有限。每发展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大别山虽然也靠近武汉，但毕竟离当时民国首都南京稍远，也不靠近国民政府的心腹地带江浙和广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最大的一块根据地，部队也最多。1931年秋至1932年上半年，老蒋先后调集15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三个省，准备对大别山进行第三次围剿。但九一八事变突起，老蒋分心多用，国军缺乏统一指挥，红四方面军实行外线进攻作战的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流产。极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东迄安徽的舒城，西至平汉铁路，南抵鄂东的黄梅、广济，北临淮河的广大地区。1932年7月，老蒋调集50万重兵，对大别山进行围剿，此时张国焘已经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军政大权，此前张国焘坐享大别山发展成果后，进行了大肃反，邝继勋，戴克敏等杰出领导人被杀。为此红四方面军在本次围剿中失利，被迫西进。川陕军阀割据，派系林立，地域广阔，张国焘率部西进之后，如鱼得水，红四方面得到迅猛发展，两年后，竟可拥众十万，兵强马壮。以红安等本地人为班底的领导层，均成长起来，很多担任军师长，为日后崛起为将军，奠定了基础。广阔的战略腹地，为大别山根据地，以及其部队红四方面军，赢得了腾挪空间，而这种腾挪空间，是井冈山等根据地不具备的。红四方面军一直是当时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并且从人数上来说，始终占据首位。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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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籍的将军，绝大多数诞生于鄂豫皖根据地，组织上属于红四方面军系。只有郭天民等极少数是例外。郭天民出身黄埔军校六期，早年在中央苏区，并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只是在短期出任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还有两位特殊的人物是徐帅和陈赓大将。徐帅不是红安人，却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红安人认他。陈赓早年曾任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众多红安名将，当时都在他的麾下。红安人对他也有亲近感。众多周知，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不少红安军人受到牵连。红四方面旧部不少人前途遭遇严峻挑战。 正因为此，红安等四方面军的旧部，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后期红安军人，很少参与政治纷争，为了赢回荣誉和信任，只能死命打仗。以军事专业主义立足。著名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的原型，就是名将王近山。陈锡联，人称小钢炮。有勇有谋，夜袭阳明堡机场，轰动中外。李先念，血战河西走廊，中原突围，多次创造从危机中转折重新的奇迹。徐向前、李先念等带领的西路军，几万人仅剩数百人生还，但这数百勇士中，诞生了无数将军。后来，在文革中，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将军因为很早就远离政治，卷入的少，仅有红安少将江腾蛟出事。红四方面军旧部参与政治的比例非常低。红安人董必武为建党元老，人亦厚道，建国后得善报，且善终。与红安人千丝万缕的徐向前，后期成为红四方面总指挥，虽然张国焘叛逃，但徐帅后半生谨慎处事，一生平安。红安人李先念，专业搞财经，踏实肯干，有大格局，不争功，前途逐步开阔，80年代成长为国家主席。远离政治，专注专业。死命打仗，死命干活。终得福报。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是唯一一个红旗不倒的根据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反围剿失败之后，各根据地都进行了长征。井冈山元气大伤。直到1949年前，共产党的军队就再也没有进入过井冈山。中央所在地的瑞金，自红军撤出后，也是在1949年才重新见到共产党的军队。张国焘西走，但有不少人留下，继续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厚福将军。他一直没离开大别山，在反围剿失败后，艰难坚持斗争。后来李先念重回大别山，组建新四军新五师，名义上隶属新四军，其实是独立指挥，这股势力后来发展为中原野战军。从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到创建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再到新四军，以及后来解放军系列的中原野战部队，大别山红旗不倒，革命之火不熄，在中国各大根据地中，可谓仅见。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成长，这也是红安成为中国第一大将军县的重要原因。![]()
其实上，1927年发动的农村起义，影响最大的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秋收起义，这支队伍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以及中央红军的主力；一个是黄麻起义，这只队伍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秋收起义的筹备工作，主要是毛润之等完成，相对当地，他是一个外来的火种传播者。后期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余部，主要领导是朱德和陈毅等，再后来平江起义余部，主要领导是彭德怀，他们都不是井冈山本地人。井冈山以及后来瑞金中央苏区参加革命的本地人，基本都不是领导人角色，而是追随者角色。1923年，在董必武直接指导下，红安党组织成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起义胜利后，建立了鄂豫皖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红安县农民政府；建立了鄂豫皖第一支革命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也是红四方面军最初的来源。这支起义的几位领导人，总指挥潘忠汝为大别山本地人，1924年曾入读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党代表戴克敏，父亲与董必武是好友。参谋长汪奠川，也是董必武的门生。 而在他们带领的起义队伍中，就有许世友、王树声、陈再道、王建安、周纯全、王宏坤等名将。诞生了25位将军。其中，王建安、周纯全就是黄安人。 至于红安后来其它的将军，除郭天民外，几乎全部都是这次起义播下的火种。虽然后来中央派来的徐向前、张国焘等逐步掌握了鄂豫皖的领导权，但是在他们之前，大别山本土将领已成长起来，王建安、周纯全、李先念、吴焕先，戴克敏等黄安军人，都已经成为军师级领导。![]()
井冈山虽然是当时名望最大的根据地，但是本地参加革命的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多数是追随者，没掌握领导权。 建国后授衔，出身井冈山本地的将军，级别最多到上将。而且将军总数均没有大别山几个将军县多。但是，大别山根据地，却出了很多军方高层，大将就有王树声和徐海东两位，上将无数，少将接近600。更有董必武，李先念等成长为国家领导人。 革命生涯的长短，革命领导权，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因素。红安地处大别山南，为中原分界线，出产红薯，湖北话俗称“苕”。据说一位红安人在武汉做生意每次叫卖自己的红薯是“正宗红安苕”。红安苕由此深入人心。红安原名黄安，位于大别山南麓，南临武汉，北接河南，依山拒险，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尚武刚猛民风。唐宋时起红安就进入军事记载，是反对武则天势力的中坚，宋代，则是金宋拉锯战场，元末明初，蒙古大将也先不花后人落地红安，成为沙河王氏始祖。由于本地人骁勇彪悍，难以制服，明朝嘉庆四十二年（1563年），从原麻城、黄陂等地，分出一块，独立建黄安县，寓意安定当地民心之意。建县初，明朝大学者李贽来红安访友耿定向，并在红安讲学，李贽是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学者，被当世视为离经叛道。也为红安人种下了敢于反抗的种子。仅有勇武，或者能成就个别将军，但成批将军出现，还需另一种素养：智慧。红安历史上为楚地，虽然贫穷，但是人文鼎盛，宋时程颐程颢兄弟在县西二程镇讲学，明代李贽游学红安，而作为天下著名文乡黄冈的一个县，耕读传统久远。红安能够从一个不足50万人的小县中，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走出了223位将军， 其铁血精神，闻名天下。电视剧《铁血红安》风靡全国，但主角刘铜锣的扮演者赵文卓与红安铁血质朴的底色相比，太斯文，不太像。从黄麻起义至建国，20多年中，红安减少了14万人口，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敌屠杀。红安牺牲的烈士，有名有姓的就有22552名，还有很多无名英雄。在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每３个人中就有１个红安人，每４位英烈中就有１个红安籍。至解放时期，数万革命者，生存下来的只有600多人。以红安七里坪镇秦罗庄为例，秦基伟1929年参军时，秦罗庄共出去了100多子弟。可是革命胜利时，只有秦基伟将军一人活了下来。“朴诚勇毅、不胜不休”，本为董必武为武汉中学撰写的校训，也是红安人的精神写照。1952年，国家为表彰红安人在革命中的牺牲，将黄安正式改名为红安。共和国以“红”命名褒奖的县，全国独此一例。在精明的湖北人中，红安人较异类。相对武汉等大都市的市民，乡村中的红安人，朴实，舍得吃亏，肯奉献，敢牺牲。（红安苕，雄浑厚朴，重剑无锋，英雄之种）
红安自古多苕货，但却是大苕货。
著名的红军团长方和明，革命成功后辞官不做，回乡种田，带领民众致富；李先念，军队授衔时，本可授大将，却从事文职。文革中，反因为没军方实权，受到冲击少，终成第二代领导核心之一。
现代社会，纯朴稀缺，勇气也稀缺，但纯朴与勇敢的结合，红安一个小县走出了二百多个将军。世界第一。
天下大事，
不成于机巧浮华，而成于朴诚勇毅。
红安苕，重剑无锋，英雄之种。
在浮躁躺平的社会，做一个勇往无前的大苕货。
这应该是红安先人，给予所有后辈的激励。也是一种警示与诫勉。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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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
战略学者，区域经济专家，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原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
提出系列前瞻性战略设想。
2010年，罗天昊最早在国内提出“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的战略设想；2010年撰文《香港模式的瓶颈》，提前十年洞察和预警香港危机，2015年被瞭望智库改编转发成“别让 *** 跑了”一文，借力打力，推动中国治港战略从交好豪族过渡到亲近平民；提倡有质量的经济发展；最早提倡开放全球女性移民进入中国；提出城乡共荣的城镇化模式等，均被时势所验证。
提出“内陆七雄”战略构想，多年来倡导中国振兴广阔内陆。呼吁国家重视西部，提出“东决繁华，西决生死”的国家双重驱动战略。倡议国家开辟中原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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