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近都在传说您打算拆掉伟人纪念堂的事情，这是真的吗？”
在某次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趁机向邓公问出了这一敏感问题。
听到记者的话后，邓公没有思索，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了记者出了实情，邓公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
1980年的中国，正值开放初期，万物复苏，生机盎然。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党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而全球的目光也聚焦在中国，关注着这个国家将如何评价其伟大的领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享誉全球的女记者，意大利的奥琳娜·法拉奇，提出了对中国的采访请求。
邓公，这位刚刚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智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个向世界宣示中国态度的绝佳机会，于是欣然应允。
八月的一天，绿树成荫，微风拂面。邓公在这里连续两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这是邓公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并回答国家重大问题。
“北京的伟人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法拉奇的提问直截了当，锋芒毕露。
邓公的回答同样干脆利落：
“永远要保留下去。
尽管伟人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党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显然不满足于此，她继续尖锐地提问：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那四人时，
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他，说的是四个人，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公深知“五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未回避，而是坦诚地指出：“伟人的错误和林彪、‘那四人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
伟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那十年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法拉奇抓住不放，继续追问：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伟人身体不好，但刘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伟人身体并不坏。
过去还有许多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
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到底要追溯至何时？伟人到底想干什么？”
面对这一连串的尖锐问题，邓公显得从容不迫。
他耐心地解释道：
“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
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是伟人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是发热了。
但毕竟由于这些教训总结得不够，导致爆发了那十年的不行。
就伟人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
他接着说：“伟人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
但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那四人这两个集团利用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
所以要区别伟人的错误同林彪以及那四人的罪行。”
在这场对话中，邓公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领袖的坦诚与智慧，更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伟人及其历史地位的真实看法。
他的话语如同历史的回响，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昭示。
北京的伟人像永远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民对这位伟大领袖永恒怀念的象征。
而伟人纪念堂也依然矗立在北京的门广场上，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的故事。
邓公与法拉奇的这场对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提醒着我们：
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看到他们的功绩，也要正视他们的错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汲取历史的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