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爆火的影视剧《繁花》中，1990年代阿宝筹齐了80美元和两盒中华烟，才为爷叔在上海滩的和平饭店租下一天72号“英国套房”。剧里的和平饭店，现实中矗立于上海南京路，始建于1929年，经历了中国近百年商业风云和社会变迁。
高端酒店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互交织。改革开放以来，“高端酒店的发展路径，前20年主要由政府驱动、政策驱动，后20年是由房地产驱动。如今需要走到市场需求驱动。”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润钢在2024环球旅讯峰会上表示。
49%酒店股权对价1美元
1978年改革开放大门初开，进出中国的名人政要、外商和国际游客一时激增。
和平饭店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即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酒店）之一，入住率显著提升，来往外商络绎不绝，许多进出口贸易公司、银行等甚至直接将办事处开进和平饭店。
但当时中国涉外宾馆能提供的床位毕竟有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洁梳理，1978年，全国共有涉外饭店137座，客房1.55万间，远远不足以容纳庞大的游客群体。
为解决紧迫的酒店数量和质量问题，邓小平将目光投向了侨资和外资，“没有钱，下决心借点钱搞建设；不懂管理，可以向懂现代管理的人学习管理，可以向外国人学，也可以向香港人学。”
于是，在1978年8月，国务院专门设立了“利用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下称“侨外资办”），批准建设全国首批六家大型涉外饭店，其中，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项目——建国饭店便坐落于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在筹资阶段，经过多方接洽，侨外资办最终找到了华侨陈宣远，双方协定合资2000万美元，股份中方占51%，外方经营管理。10年内盈利按股权比例分成，10年后中方有权以1美元买下陈宣远所持的49%全部股权。
1982年起，首批六家合资饭店相继开业，迅速成为各个城市地标性的建筑，广州有白天鹅宾馆、南京有金陵饭店、北京有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上海则有华亭宾馆和虹桥宾馆。
在大部分群众还住着平房筒子楼、拿着40元月薪的年代，金碧辉煌的五星酒店不免突兀，造价过亿元，一晚房费高达数百元。
酒店建起来了，但如何运营仍是另一个难题。建国饭店首次引入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香港半岛集团，执行一套不同于传统招待所的国际管理体系。新模式的尝试，使其在开业第一年便盈利了150万元，四年多便还清全部2000万美元贷款，成为中国合资酒店“模板”。
据《中国旅游业发展研究》梳理，1980年中国涉外旅游饭店数量仅为203家，40年内扩增五十倍到2020年的10481家，其中，合资外资饭店从1989年的312家增长到2020年833家，新增521家。
《繁花》爆火后，和平饭店推出同款套房
地产入场，醉翁之意不在酒
合资时代的开启，为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拉开了口子，当前耳熟能详的国际酒店集团，如万豪、香格里拉、希尔顿等，均看准了中国旅游业爆发的时机开出在华首店。
2000年，是中国推进住房全面商品化、解禁房地产公司上市限制的一年。地产商们在各地抢滩圈地，大刀阔斧地进行“扩张—融资—再扩张”。这一时期国际高星酒店品牌几乎成为地产企业扩张的标配。
然而，实际上经营高端酒店并非一项高回报的生意。据华美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测算，2010年~2018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年度投资回报率仅在0.3%至4%之间徘徊。往往高端酒店的投资回报不如中端酒店来得快。
但在“地产+酒店”模式下，酒店本身的经营回报并非重点。地方政府关注的是城市规划与发展形象，房地产商们更看重是否符合拿地标准以及品牌形象带来的地产溢价。
“地产+酒店”模式的核心在于资产价值，只要价值持续上涨，该模式就可持续。然而，伴随着2020年三条红线出台后的地产熄火，开发商纷纷抛售手中的酒店资产以回笼资金。
根据文旅部的调查，2020年时中国仍有850家五星级酒店，但到了2024上半年，数量已减少到746家。整体上五星级酒店的体量在逐年缩减。
随着高端酒店行业的驱动力从“地产”腾移至“需求”，部分存量酒店正在经历关停或改造的阵痛期，而围绕着新一代消费者的“体验需求”，高端酒店仍在扩容。
“从长期来看，迟早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高端酒店品牌，但短期仍需做大量工作，”张润钢认为，“中国高端酒店的基因需要作出改变和调整，才能打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品牌。”（摘自11月17日微信号“财经杂志”作者 林婉娜）
以上文章刊登在《报刊文摘》11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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