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三联书店出版我第一部散文集，就用了这篇文字的题目为书名。
一
2007年，蒙网友高山杉兄推荐拙文《遥远的琴声》在《读书》发表，当时说会另写一篇文章回忆张遵骝先生的夫人王宪钿先生，不料想又是八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动笔。最后一次见到宪钿伯母，是在她仙逝前大约两个月，她推着助行器极慢地从套间的里屋走出来，声音也显得衰弱了。先生一如既往地平静亲切，我却感受到了生命正在渐渐消失，心里悲伤，自然不会流露出来。
先生没有子女，临走前身后事一部分托付给长兄。她享年八十九岁，安详离去。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的都是些具体的事情，在电话里我们没有多说什么，虽然我知道宪钿伯母不仅是我，也是母亲最敬重的人之一。
以前曾经提及，张先生是少年时影响我最深的长者，他是南皮张之洞曾孙、熊十力弟子，然而中年以后并无著述，谨慎惊惶、抱病避世。王先生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自杀殉国的清末名臣王懿荣曾孙女，张之洞和王懿荣是好友兼姻亲，所以两位先生是亲上加亲。他们结婚时，陈寅恪先生曾写诗祝贺。
他们待我如子，我在两位先生家里初识古典音乐，不知不觉浸入文化遗民的气息。长大以后我虽不学无术，但读陈寅恪先生诗文自然亲近，并且感受他的哀痛，这都是拜两位先生所赐。张先生关怀时事，极具忧患感，激动时情绪像个孩子。王先生总是带着微笑，很少说话，宽容地看周围的人和世界。从我十一岁得识先生到她去世三十多年里，我和我的家人见到的一直是一位温和安静、从容淡定、处变不惊、通达超然的长者。
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读研究院，此后毕生从事心理学研究。在没有尊严的年代，保持沉默，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坚守自尊。无论是怎样的困难和委屈，无论是多么不顺心的人与事，王先生从来既不曾发怒也不曾悲苦，顶多无奈一笑，感叹两句。这份定力是我毕生仅见，却又是那么出自天然。
我的姨母和王先生在清华是同校不同系的同学，虽然不熟，却也清楚记得王先生年青时朴素文静，容颜出众却不事妆饰，书尤其读得好。王懿荣是甲骨文发现者、国子监祭酒，生前治金石之学几四十年，即使在清流诸公中学问亦是翘楚。庚子之变王懿荣举家死难，年方九岁的长孙王福坤被仆人救走，由外公张人骏抚养成人，是为王先生之父。有如此身世，王先生早年庭训之严不难想见。她的长兄王宪钧先生，是中国最早的数理逻辑学家之一，哥德尔的弟子，我曾多次去他燕南园的府上。三弟王宪钟是著名数学家，拓扑学“王氏序列”的发现者，七十年代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最早回来探亲访友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
他的到来直接改善了王先生和张先生的处境：之前他们在永安南里八号楼的居所在文革里被“掺沙子”挤进一家，现在海外来人了，他们的亲人在国内活得很好这件事是一项面子工程，于是两位先生恢复了原来的住房。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宪钟先生还是刘子健先生，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位美籍华人教授穿着一件现在想来很普通的西装外套，可是当时看上去觉得那么新鲜，觉得穿着它的人看上去那么清爽，目光明亮、说话自然、神态放松。而接待的人们不分男女，几乎清一色的蓝制服，堆着差不多的笑容，要么说话很慢，字斟句酌，要么根本不说话。当时刚刚知道“云泥之别”，这种印象加深了我的理解。
“掺沙子”的闯入者被革委会礼送出境后，两位先生终于恢复了书斋生活。晚上在深棕色的藤椅里，听张先生用民国时绵软的京腔讲述明末往事，厚布窗帘将一个时代的喧嚣隔绝在窗外。就是在这样的晚上，我第一次听到肖邦夜曲，遥远的琴声从此伴我走过岁月。少年时，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在动荡之中，两位先生的家在我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尤其是王先生，那永远的平和亲切，有着让人宁静的力量。不曾等到长大，我就已经明白，张先生或慷慨激昂、或悲观求死而又年复一年，端赖王先生默默地照顾支撑，才得以度过多病多灾的几十年。艰难岁月里更见女性的耐力与坚强。
文革后的十几年，曾经似是雨过天青，梦想起航，时代的激素和青春的荷尔蒙同步高涨。我也活得忙忙碌碌，而且很早就远托异国，去看王先生的次数自然少了许多。不过每次回国还是要去几次的，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还是会向先生报告的。宪钿伯母每次听完了都会给我一些温暖的鼓励，而绝无具体的指导。
有一次离开日渐磨损的藤椅回家，走在院子里我忽然想，这一切在经过那么多事情的先生那里，多半微不足道吧。王先生仙逝以后，和长兄在电话里聊天，说起张爱玲，长兄告诉我，王先生从年青时就是张爱玲的“粉丝”，而且他们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我听了有些愕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多少领悟到，几十年对先生所知，其实还是单向有限的，就好像牟宗三先生回忆录里的青年张遵骝，和我记忆中的张伯伯完全对不上。经历过大时代后人内与外的变化，是小时代里长大，而且被与历史隔断的人很难了解的。所谓“了解之同情”，必先有知识，然后有关于不同时代的想象力，这二者恰是今人大多匮乏的。
二
2007年遵北岛兄嘱，创办《今天论坛》，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热闹了大约三年时间。后来微博兴起，论坛渐渐失去人气，如今微信又有取代微博的势头。论坛依然存在，我也还挂着管理员的名义，但是已经很少去了。当年关于诗歌、文学、历史、艺术，有过不少精彩的议论与交锋，如今已渐渐被光阴和后来的帖子湮没。
著名诗人柏桦，出任“人间书画”栏目版主后，曾经热情参与，他为人谦和儒雅，颇有民国君子之风。当时他很推许胡兰成，介绍了台湾薛仁明先生的一本书《胡兰成——天地之始》，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位薛先生对胡兰成的崇拜。胡素来是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正反两方议论纷纷，薛先生自己也随即加入论坛，以不容置疑的热情参与论战。
在我看来胡兰成热在国内，很大程度是因为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民国时的文字已经非常隔膜，所以读他觉得特别新鲜。而且他和张爱玲的纠葛，实在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所以张粉遍地开花后，胡兰成也跟着热了起来。他的作品其实不多，大抵读《今生今世》，可见其文笔；读《山河岁月》，可知其见解。
论胡兰成，应集中于其作品，与人品分开，与他和张爱玲的关系无关。以胡兰成为汉奸而否定者，是以政治道德判断代替文学批评；以胡兰成为登徒子而否定者，是以假道学加上真八卦精神的码字。
柏桦是从民国时代语言的推崇胡兰成，我亦颇喜民国初年文章，然而我不以为胡兰成的文字可以做那个时期语言的典范。那个时期这一脉作家多得很，而胡兰成文章之所以传播广泛主要是拜张爱玲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以事件行迹成名而非因作品本身成名的作家。
史学重在叙述，而非价值判断，所以“汉奸”一语的使用，实需慎重。中国执政者自甲午败后，皆无能与日本一战的自信。革命党从同盟会时起，其主流即倚日亲日。据史家考证，孙文为革命而愿意出让的权益，远在“21条”之上。孙属意的接班人，是汪兆铭非蒋中正，其亲日也不过是继承总理衣钵。以胡兰成是汉奸否定其文章，实在谈不上是文学批评；汪兆铭的旧体诗，也不该因人而废，实际上陈寅恪先生乃至时人熟悉的叶嘉莹女士对汪诗也颇为欣赏。至于以胡兰成如何唐璜来说事，那是八卦小报的水准，与文学批评无关。
另一方面，推崇胡兰成者，颇有“重写文学史”的气概。关于“重写文学史”，需要重写的其实是民国时期文化史。这里自然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省视、对二、三十年代学术史的梳理等，也包括重新发现由于政治原因而湮没无闻的学人。然而我以为，用力太多则过犹不及。无论政治史还是学术史，我对翻案文章心存戒惧。如果从作品看，即使不喜欢夏志清的人，也很难否认张爱玲是百年来最重要的中国小说家之一。而胡大约是民国时期众多小星星之一吧。
胡兰成自是颇具才华与魅力，一生经历奇特多彩，广结文化名流、达官显宦，晚年指点后进，俨然大师般人物。他是生活中很聪明的人，然而中国作家活得太聪明，往往是其文学成就有限的原因。他的文字或许算得上是民国时期的小清新，绮丽多情，现实生活中则是时务识得很清，算盘打得很精。我总觉得胡的文字颇为阴柔，精致有余，不过这是我个人感受，而我一般不赞同更多出于个人好恶的褒贬。
真正让我啼笑皆非的是他一生的热衷：从汪兆铭到蒋经国到八十年代初的大陆，胡兰成一直有献计献策的冲动、向最高领导人上书的习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愿望浸透在许多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血液里。
当年论坛最有趣的事情是胡兰成被推崇为民国时代的大书法家，理由之一是川端康成如是说。不知川端原文是怎么说的。日文里的客气话，翻成中文往往极其夸张，就好像英文里的“great”，翻成“伟大”可以差之千里。而近年来的翻译者水准下降，又时有以讹传讹之事。为此自然又争论一番，其间的民族主义热狂与挟洋自重，仔细想想实乃刀刃的两面。
胡兰成的墨迹，是康南海一路，相信识者泰半同意尚未可与康有为比肩，然而康有为本人书法，何尝不有一半是字以人名呢！胡兰成书法如何固不必下定论，如果能够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字写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一点，也就不难想象，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在当时只是字写得还不错的前朝人物尊为大书法家。
当年在论坛上，我还晒过一位祖先的字迹，方正庄严，气象森然。他虽然是两榜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但并不以书名。可以推论，当时字写成这样的人还是相当不少的。他的兄弟因为官做得小，更不为人所知，留下的墨宝却是磅礴挥洒、望之不凡，连我这种书法一窍不通的人都被震撼，如今却只怕是家族后人都不知道了。
三
在革命年代，张爱玲一直是被禁的，而且禁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我虽在文革时就读到张恨水、苏曼殊，张爱玲却只闻其名。她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反动。她的两部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直到今天还往往被批为概念化的奉命之作。不过我有时怀疑那些批判者有几个真正读过这两本小说，我甚至不清楚这两本小说在国内是否已经出版。
张爱玲九十年代初在商业大潮兴起，思想落寞的背景之下进入中国，成为一代人言情的、时尚的、小资的文学象征，这两部小说有意无意之间被排除在外。我初识张爱玲是八十年代留学时，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先生看来如此重要的作家我竟一无所知，赶快去恶补了她的主要作品，包括上面两部在海外被认为也是代表作的小说。张爱玲虽然并不怎么关心政治，但是在天翻地覆之际，以女性的直觉，对苦难的敏感与同情，有她自己穿越历史之所见：“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大抵70后以至之后的大陆女性，无论文青与否，都知道一些张爱玲，听说过张佩纶的则恐怕不多。在清流极盛的1870年代，张佩纶是与张之洞齐名的“直隶二张”之一，三十六岁就位居枢要，却因中法战争马尾海战惨败而断送仕途。李鸿章与张佩纶父亲张印塘是故交，他极其欣赏并倚重张佩纶，在他倒霉以后，仍然让大女儿嫁给他做第三任妻子，所生幼子便是张爱玲的父亲。张佩纶以才学称于世，却被充军，归来后入李鸿章幕府，又被弹劾赶出京城，五十六岁上郁郁逝于金陵。
张爱玲母亲是曾国藩麾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孙女，早年受西式教育，具二十世纪初期新女性的自由奔放，先留学后离婚，在海外终生不归，当时极为罕见。张爱玲极少提及祖上，极早特立独行，小说写得冷静，年纪轻轻就几乎道尽红尘烟雨世态炎凉，自是有对家族的弃离与批判的一面；而我行我素，对计较利害得失的不屑，其实还是和坎坷家世以及血脉遗传密不可分的。
虽然中国从宋朝以后，门阀灭绝，科举取士，不再有世袭的贵族，貌似是一个平民社会，然而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但是也正因此，直到民国时，世代书香之家还是有些精神贵族的气息。身为张佩纶后人，张爱玲一方面自幼叛逆，标新立异，字里行间多有对世家人情的洞察，另一方面因为家世又一直保存了一份高傲。与胡兰成分手后，她只字不提，而胡兰成时不时说起，不免有藉张爱玲以自重之嫌。
我不是张粉，也没有读过张爱玲全部著作。坊间流传的种种张学，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都略有保留，这也许是因为几十年来红学、鲁学汗牛充栋造成的反胃吧。
在我看来，张爱玲其实是冷静写实的作家。无论是《半生缘》里的情缘、《秧歌》里的残酷，还是《色戒》里的决绝，高保真的写实白描一直是她的追求。这种面对真实的勇气，很少有人具有，加上她深谙人情冷暖，所以话往往说得简练直白。比如“成名须及早”如今被世人奉为圭臬，也让不少人因此以为张爱玲是名利中人。其实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与其文字截然相反的事例比比皆是，张爱玲青年时低在尘埃里开花，中年时落落寡欢，晚年几乎自闭与人世间隔断，一生大半时间处于遗世独立，拒绝妥协的决然状态，岂是名利中人能够做到的！她曾深爱胡兰成，不惜追随，后来梦醒，便将这份情自行了断。其中的激情与坚强，令人感动，又何必再评说胡兰成是怎样一个人呢？她中年辞沪赴港，辗转到美国，在故国成了“反动作家”，却嫁给一个在美国不受待见的左翼作家赖雅，照顾他穷病多年，直到去世，几年后自己也远离人群。其中的清醒与执着，也不是常人能够看见的。
四
长兄告诉我王先生和张爱玲是亲戚以后，我去查了一下。王先生的曾外祖父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堂伯，如此算来，比张爱玲还年长五岁的王先生，竟然要叫她姑奶奶呢！这个发现一方面有些好笑，一方面也令我惊讶张爱玲辈份之高。我不知道这么高的辈份和那么与众不同的家庭，在小时候对张爱玲有怎样的影响。由于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关于张爱玲更多是从文本分析她的生平，而少见从她的家世与童年着手的研究，但愿这仅仅是因为我孤陋寡闻。
好像是2009年，与网友在眉州酒家聚餐后，忽然想回永安南里看看。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八号楼3单元门，仰望张先生王先生故居，人去楼空已经年，沉默在黑暗之中。听说他们身后遗物也大多被变卖了，真的是除了记忆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路灯还是儿时的颜色。那一刻我想起王先生晚年在张先生去世后，经常独自阅读张爱玲，也想起最后的句子：“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此前的1995年9月8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索居洛杉矶的张爱玲被发现已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她用一生履践了自己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不知为什么，在她凄冷的文字背后，我总能感到对人生的直面，用一颗温暖而敏感的心。
谨以此文怀念王宪钿先生并纪念张爱玲逝世二十年
（原载2015年8月24日《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