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长,山长(文脉长沙)

文摘   2024-11-05 09:01   湖南  

        文 | 王羡兰

      从周式到王先谦,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岳麓山上的枫叶悄然点亮,漫山遍野,红得灿艳、炫目。

  掩映在红枫中的岳麓书院古朴庄重、工丽典雅,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片黛瓦、每一棵香樟,都闪烁着时代的光华。游走在清幽的庭院内,不知不觉间像是走进了一本册页泛黄、厚重如山的史书中,一位又一位流光溢彩的“山长”步履从容,款款走来……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素来喜欢兴办学校的潭州(长沙)太守朱洞相中了岳麓山这片“风水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拓增”,创建岳麓书院,时“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

  谁来负责书院的具体办学事宜?凭何朱洞和陶岳、周式被并列称为“湖湘文化的启先声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创办了岳麓书院,还因为他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推举周式出职首任“山长”。

  《周记·地官》曰:“三日顺行,以事师长。”国人历来视师为尊、为长。宋朝陶岳《荆湘近事》载,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弥众,进山求学的士子均尊称蒋为“山长”。岳麓书院沿袭了“山长”这一称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校校长。

  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对于每一位山长来说,安守一座山的诱惑力,要远远大于显赫朝堂。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宋朝王应麟《玉海》云:“(周)式以行义著。”潭州府湘阴县人周式好像天生就爱聚徒讲学,诲人不倦。和湘学宗师胡宏一样,一代“真儒”周式也是张栻的老师,“南轩(张栻号)问舜五十而慕父母,(周)式随应曰:‘此即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南轩重之”。

  很快,岳麓书院在周式的苦心经营下就小有名气了。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慕名在内殿召见周式,两人相谈甚欢。周式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每讲到精彩妙趣处,真宗便忍不住抚掌击节、开怀畅饮。或许真宗真的被周式人品和学识打动了,欲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其在皇宫做主讲。国子监主簿虽是从七品官衔,但很多读书人皆仰慕这个职位,试想想,给皇家子弟做主讲,那可是未来皇帝或者一众王子的老师啊,功名利禄岂不唾手可得?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曾经写下《劝学诗》的真宗虽然想不明白周式为何执意要回岳麓书院做山长,可嘉许兴学的真宗还是拗不过放行了,赐周式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让其回潭州潜心教学。

  扛着“岳麓书院”匾额,周式乐颠颠地回到了岳麓书院。宋时,皇帝召见一个书院山长尚属首例,岳麓书院因“朝廷重之、士望归之”而风闻天下,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100多人,超过了其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兵攻陷潭州,劫掠六日后,屠城而去。其后,潭州“群盗大起”,岳麓书院被洗劫一空,几近旷废。乾道元年(1165年),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的刘珙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次年,已是断壁残垣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可是,请谁做山长?看着修筑一新的书院,刘珙有些犯难了。揆情度理,当然非开启湘学之统的胡宏莫属,且胡宏亦有此意,特地向秦桧写信,表示欲任岳麓书院山长一职。秦桧再度拜相时,曾有意征召胡宏出仕,谁知胡宏却托病搪塞不出。许是秦桧生了恨意,对胡宏的来信迟迟不作答复。

  无奈,殚见洽闻的刘珙只好延聘胡宏的高足张栻出任山长。这下就让张栻尴尬了,不是张栻不想当山长,而是他认为老师心心念念未能得到的位置而被学生得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不恭。于是,张栻推拒。可是,推来推去,推不脱,不得不就的张栻只是答应聘为岳麓书院主教,代行山长职事。 

  贰

  当即,张栻欣然渡江前往岳麓书院察看。岳麓山上飞珠溅玉,溪流潺潺,岳麓书院亭台琳琅、楼阁焕然。当张栻看到掩藏在浩瀚层峦之中的书院面朝奔流不息的湘江时,不觉怦然心动,朗吟曰:“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岳麓志》云,张栻“最赏其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可想,岳麓书院那些埋首苦读的学子,谁没有“争驰功利之末”的心思?当时,书院好似单纯成了学子追求功名、跻身官场的跳板……鉴于这种情况,张栻对岳麓书院进行了更张,倡导“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的全新教学观念。

  “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感慨地告诉学子,刘珙重修岳麓书院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惯于清谈、应对科举考试和只缀辑文辞功夫的庸竖之人,而是要造就注重德行操守,传道济民的经世安邦之才。

  张栻不遗余力地教学生辨义利,明人伦,自编教材《孟子说》,“学者潜以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他觉得为学没有比分清义和利更重要的,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不是有所为才去做的,有所为才去做的,都是人欲,而不是天理。士子应当“见义忘利”,而非“见利忘义”,为功名利禄而读书。

  学习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粗到精,通过日常的“洒扫应对”的锻炼来履行弟子职责,再之“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祭祀等实践活动,再经过“弦歌诵读”后进入到《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张栻要求学子做到知行并发,“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行两者缺一不可,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张栻的精心培养下,岳麓书院的弟子重躬行践履,吴猎、彭龟年、游九言、赵方等“岳麓巨子”皆成了湘学的中坚力量,对后世“经世致用”的学风浸染甚远。

  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岳麓书院造访好友张栻,两人造就可载入史册的学界盛事。朱熹、张栻“潭州嘉会”共两个月的时间,那一段时日,岳麓书院讲堂上硝烟弥漫,两位理学界顶尖大师唇枪舌剑,互为论敌,就《中庸》之义展开争辩,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电光石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锋,其神色里丝毫没有露出“三日不曾合眼”的倦怠。讲堂周围,密密匝匝挤满了岳麓书院生徒和闻风而至的外地学子,而通往岳麓书院的路上,依然车马不绝,尘土飞扬。

  朱熹和张栻虽在会讲中对理学的一些问题仍存分歧,却并不妨碍加深彼此之间的欣赏和感情。“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眇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张栻见证了他们欲穷高远志向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谊。

  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会讲给天下的书院和读书人带来了自由讲学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学风。“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乾道五年 (1169 年),张栻知严州(桐庐),彪居正任岳麓书院山长。和张栻同为胡宏门下,彪居正深得胡宏仁、敬之学,“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一个敬字”。被时人称为“彪夫子”的彪居正,其教学理念比张栻还要放得开,“论《大学》次第,开学者义利公私之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了湘学的传播基地,黄宗羲不得不发出感叹:“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

  绍熙五年(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甫一上任,他就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题写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朱熹意欲用这种方式来提点书院的诸生,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经过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淳祐十年(1246年)理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别建湘西精舍于岳麓书院南。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当时,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抗元,潭州城破后大多随山长尹谷一道自杀以殉高洁。元朝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长沙学正刘必大重建岳麓书院,早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见生机。

  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长沙别驾刘安仁主持岳麓书院大修。只是,整个元朝,岳麓书院没能寻得一位出色的山长,仿佛繁密丛林的风涛湮没了学子的琅琅书声,阳光下,唯有书院屋顶的琉璃瓦仍熠熠生辉。元末战乱又起,至正十八年(1358年),岳麓书院再度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之策,全国书院大多颓废。岳麓书院亦然,似是山中一颗隐秘的珍珠,阒然沉寂。明朝弘治九年(1496年),长沙府通判陈钢方才恢复了岳麓书院的旧貌,首创崇道祠,并请来山长叶性重开学业。这之后,经过历任长沙地方要员的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奠定了现存建筑的基本格局。

  叶性以人品和德行闻名于天下,学子闻之纷纷前来求学,岳麓书院又开始迈向中兴。

  万历十年(1582年),岳麓书院迎来了一位状元山长张元忭,顿时,“士风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苏”。

  张元忭是王(阳明)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王畿的弟子,但他并不恪守王学,相反,他对王畿乃至王阳明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和批评,注重经世致用思想,查是湘学精髓。王学有些好空谈,针对这一流弊,张元忭提出了“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

  这一阶段,恰逢张居正执掌宰相,诏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之时。张元忭不管张居正那些,继续执教主讲,且聘请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来岳麓书院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岳麓,潜心学问。岳麓山下,湘江河畔,学子穿梭,书声琅琅。

  张元忭视湘学为正学,推崇岳麓书院“忠孝廉节”之传统,只不过他更新了形式,特拟了《内馆八条》:“忠、廉、诚、慎、慈、俭、谦、和。”有趣的是,他还各系以诗,摘史传中贤宦事迹,各为训解,日取一条,让两个年长弟子宣读两遍,其余的学生围绕在旁聆听,然后再齐声歌咏。

  有一位张元忭教的学生叫吴道行,他是善化(长沙)人,听着岳麓书院山长的故事长大,对岳麓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年岁稍长,则入书院求学,接受张元忭主讲的正学。崇祯六年(1633年),吴道行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

  吴道行首编《崇祯岳麓志》,致力于殷勤讲贯朱(熹)张(栻)之学,力纠王学空疏之弊,使明末长沙岳麓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成遥相呼应之势。《善化县志》载,吴道行“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部决利弊,悉见施行”,延传“道南正脉”。崇祯十四年(1641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两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出了一代思想巨擘王夫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已是84岁的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最后一次经过钟情一生的岳麓书院时,好像时间倒流,吴道行看见了年轻的自己正与诸生一起,在学馆内同声歌咏张元忭之诗:“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不久,吴道行遁入岳麓山深处,“不食而卒”。

  

  但凡到过岳麓书院的人,不仅会陶醉其园林之美和建筑之妙,还定会被书院声名遐迩的各式楹联所吸引,享用一顿传统文化的饕餮大餐。岳麓书院博古通今、文采斐然的山长,大多给书院献上了传世佳联。

  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袁名曜受聘岳麓书院山长。这天,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大修的书院井然有序、焕然一新。受门子之邀,袁名曜领着诸生聚集在书院大门口,情绪高涨地准备为书院大门撰联。一副旨趣深远、意境上乘的对联,既能展现书院的风神底蕴,又能督催弟子奋发好学的精神。

  沉吟一番后,袁名曜引用《左传》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吟出上联:“惟楚有材”,然后,他面含鼓励的笑容望向诸生。正当诸生冥思苦想不得之际,一个名叫张中阶的贡生应对道:“于斯为盛!”

  袁名曜大为惊喜。“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简约有力、傲视群伦,集《左传》《论语》名句而成的传世名联就此撰成。众人莫不忭跃称道,一阵阵吟联声、喝彩声在书院大门的上空响起,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进而生发。

  历史总会出现玄妙的时刻,袁名曜和张中阶都没想到,他们一起合撰的这副对联不仅天下闻名,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竟然还吹响了预言的号角,成为书院人才蔚起的真实写照。余秋雨《千年庭院》云:“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副对联挂出来的几十年时间内,岳麓书院迎来了人才“井喷式”呈现的惊人局面。《宁乡县志》载,袁名曜“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其对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为国人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扇窗影响深远。

  相对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简约,在书院讲堂两壁,有一副长达66个字的对联“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乍一看此联,便有一种心头被击中的感觉。细读之只觉内涵丰富、境界阔大、韵味悠长,心灵深处也随之变得豁亮舒朗起来。通过读联,就会明白,人在壮阔山水面前,往往在瞬间觉得自身渺小,不自觉地将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拥有更开阔的胸襟和视野。遥想那时岳麓书院诸生,想必也会在繁重的课业和考试之余,三两结伴登上岳麓山峰和赫曦台,沐浴清风明月,俯瞰衡云湘水,隔江观望对岸红尘里的长沙,领悟天地万物的道理,思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要义。

  这副长联是由乾隆十九年(1754年)担当岳麓书院山长的旷敏本撰写,也是岳麓书院史上字数最多的一副对联。岁月流淌,这副对联至今还在润泽世人的心灵,犹如旷敏本其人和他吟咏岳麓的诗句“岳麓如今真个到”“瓣香今日有侬来”,清新自然,天雨流芳。

  在岳麓书院讲堂一侧的墙壁上,嵌有一块小小的像一个镜框般的黑色四方勒石。即若很不起眼,但是经过的游人,却总要驻足凑近凝视良久。

  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破败不堪,长满荒草。时任长沙知府昌南村忧戚难安,“吾守此郡而不能复岳麓书院,吾不能见先人矣!”昌南村把自己的薪俸捐出来,请“文章品行,望重乡国”的王文清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岳麓书院学规》是由王文清手定,他曾两度担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下士有成就者达四百余人,全因岳麓书院“蛟腾云雨施”。

  《岳麓书院学规》共有18条,每条6个字:“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主持的岳麓书院讲学活动很灵活,“讲于堂、习于斋”,学生主要是以自主学习、研修为主。山长们一直提倡质疑问难,以此激发学生辩难求真的主动学习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岳麓书院学规》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长李文炤曾以岳麓书院第一份学规《朱子书院教条》为基础,续订了学规,里面专门讲到读圣贤之言,“宜端坐辩难,有不明之处,反复推详。或(李文)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

  同在康熙年间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的程佑祉治学更是爱追究根源,他读春秋书时发现有一处疑问,竟然带着干粮奔走在吴越间,与诸老相互质证。极重视实事求是功夫的张栻曾说过,天下的祸事,莫大于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有时就是霄壤之别,为学之事,岳麓书院的山长和学子岂能含糊闪避?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不足60年内两次获得皇帝赐颁 “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名气愈大,对就任的山长要求就愈高,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昭示,要礼聘经明行修、品行方正、素为士林推重者为山长。因老成宿望、学行兼优,罗典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聘为山长。

  “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讲学之余,罗典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带着诸生在书院因地制宜地栽花种竹,凿池养鱼,把瓦砾凌乱、草木秽杂的数十亩荒地改建成柳塘烟晓、桃坞烘霞、花墩坐月、风荷晚香等“八景”,让岳麓书院建筑群与周遭环境实现了“天人合一”。同时,罗典还乐此不疲地把曲曲折折的廊道修到花丛中,以便观赏春花秋月、夏荷冬雪。

  做罗典的学生无疑是件令人羡慕不已的事,他们时不时能走出封闭枯燥的书斋,到优美清新的大自然去上一堂移动的“文艺课”。山长带他们看山花,听山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于大自然游息中体察万物、活跃思维,进而培养德行见识、陶冶气质性灵。

  罗典讲学手舞足蹈,极具个性。因此遭到了个别湖南巡抚的攻击,上奏朝廷污称罗典为人狂傲,不堪师表,哪知嘉庆皇帝批驳:“罗典文艺优长,非尔所及,手舞足蹈,正是其读书有得,宁可议耶!”连嘉庆皇帝都嘉许罗典,那些上奏的巡抚也只能对罗典“以宾礼礼之”。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罗典掌教岳麓书院27年,长沙人才辈出,肄业人数3倍于朝廷规定的学子数目。那时,湖南拥有200多所书院,唯罗典弟子科举就占了举人一半,其间还出了个状元彭浚。

  无巧不成书,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继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厚均也像老师罗典那样,在山长这个位置上深耕27年之久。

  一切那么相似,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了。曾经那个在岳麓书院寒窗苦读、一心热衷于举业出仕的菁菁学子,半生归来时,却已是尝尽尘事冷热,对功名富贵心如止水了,或许这就是命运中的冥冥安排……追念昔游,惓怀往事,回到阔别30多年的书院,欧阳厚均的胸中自然滋生出难以言喻的情感。

  欧阳厚均对岳麓书院的一切都特别关注,查看斋舍,训迪学子,无比恪尽职守。自己已绝意仕途,他也不想把学生束缚于科举功名内。他撰写励志诗九首,敦品励行和指导为学的态度及方法:“小阴分阴,古人所惜”“一技之妙,及凝于神”“为山九仞,毋息尔肩”。

  在岳麓书院历任山长看来,书院与官学并非对立,而是“和而不同”。于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岳麓书院不可能独立到科举制度之外。岳麓书院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培养科举人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对文化、对社会有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

  传统教育中多是训斥方式,不太注意学生的自尊心。欧阳厚均则勇于破除以往框框式的教书模式,善于运用今天称之“正面教育”的方法。他主张对学生要严,但要严得恰当,特别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每当他发现学生有”日新月异”的好文章,便击节欣赏,并于当世文人学士质证研讨,对“中材”者,则予以督促鼓励,故而,岳麓书院“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

  湘水日夜奔流,麓山静默如初。在欧阳厚均盘桓岳麓书院的27年里,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拨负笈学子。在其教诲下,仅道光五年(1825年)就有28人金榜题名,其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几乎半部中国近代史都是欧阳厚均山长的学生所书。

  晚清时期,岳麓书院似乎失去了活力,昔日之盛无存。光绪二十年(1894年),“姿如柳弱秋先觉,心似葵倾日愈高”的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彼时,长沙维新思潮兴起,为了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王先谦请来梁启超讲学,为了让学生“开广见闻,启发意志”,识时务,开风气,特意将《时务报》定为书院必读教材。

  同时,王先谦颁发《月课改章手谕》和《新定译学会课程》,引入了分科分班、百分制、按钟点上下课、交费上学、毕业文凭等一些西方教育的概念与办法。一番折腾后,书院课程分经、史、掌故、算、译五门,经、史、掌故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另延教习,从此,岳麓书院改变了经史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式”。

  这貌似可以让岳麓书院迎来新的转机,然而,王先谦围绕科举兴学的一切努力莫不被新式思想冲击得粉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岳麓书院废为湖南高等学堂。山中岁月长,林深不知去。那天,夕阳余晖,如诗如画,岳麓山上的层林被映照得如火焰般殷红,王先谦孤立在岳麓书院前,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曾经出没近10年的书院大门,倔强地将头上的辫子向后一甩,步履蹒跚地没入市井之中……

  至此,叫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山长已成历史。

文字来源:《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版  图片摄影:邹麟

橘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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