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里奥·德西卡 50 周年忌辰：欧洲最伟大悲剧电影创作者，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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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国《卫报》，2015.8.8

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5/aug/08/vittorio-de-sica-tragic-film-makers

尽管德西卡后来又与马斯楚安尼和蒙哥马利·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罗兰和詹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合作，但他最初的一些杰作，即那些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非凡作品里并没有电影明星出现。德西卡拒绝电影明星的魅力，他根据面孔的真实性来选择角色。《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的男主角兰贝托·马乔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是一名工厂工人；扮演《风烛泪》（Umberto D）的卡洛·巴蒂斯蒂（Carlo Battisti）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退休的大学教授。没有哪个大牌演员能像这些人一样在银幕上生活。毕竟，正如德西卡断言的那样，生活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物，但只有50或60个电影明星；在他看来，如此稀少的人能够忠实地展现这么多人的经历，是一种奇怪的幻觉。然而，尽管这种方法很具有吸引力，但工厂工人和大学教授却成了表演者，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或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一样被束缚在假象之中。因为这些电影不是通过记录，而是通过诗歌魔力般的光芒来讲述当今世界的真相。

他的早期电影——特别是《擦鞋童》（Shoeshine，1946）、《偷自行车的人》（1948年）和《风烛泪》（1952）在欧洲电影界享誉盛名。它们都是关于沟通失误的悲剧。《擦鞋童》的故事首先发生在一个骗局上，然后讲述了两个男孩的分离，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被关在监狱的不同的牢房里。他们彼此隔绝，失去信任；他们的话语被误传，谁也无法理解对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德西卡在此表现了那些无法通过语言相互沟通的人们，无望地站在和被束缚于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里。他们试图争取或说服他人，在孤独中寻找帮助、贷款或支持，但没有人来帮助他们。慈善行为出现了“短路”，同情心也没有找到它的目的地。德西卡是研究被忽视问题的专家。他的角色都是被忽略的人，对我们来说却是可见的。缺少对其他人来说少得可怜的钱都会使他们陷入绝望，失去一辆自行车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一生。在压迫和贫困的困扰下，他的主人公陷入了道德妥协的行为中，不得不变成让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的人——告密者、恶霸、小偷和乞丐。他的人物有太多的缺陷，以至于不可能成为某些人眼中值得怜悯的圣人。这种悲伤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结构，一种政治的悲怆。

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在美国首映的同时，德西卡也在意大利探索失败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光芒”。在《风烛泪》和《偷自行车的人》中，我们被带入特定的生活，但从未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现在，这样的悲剧也在某个地方上演着。德西卡的中心人物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失败，但也仍是完全独特的。这种对个人生活的印象体现在德西卡对细节的关注中，它们被蚀刻在事物的表面，就像《风烛泪》里厨房墙上的划痕——每天早晨怀孕的女佣都要划火柴点燃煤气。它们是伟大的都市电影，将我们带入中产阶级观众看不见的穷人之城：当铺、拥挤和破旧的公寓、算命先生的卧室、黑市、施舍场所以及社交俱乐部。这些电影既能让我们穿透这个熙熙攘攘的都市世界，也能令我们进入个人的生活，它们通过对不幸的关怀，吸引我们关注那些可能忽略的悲哀。这些电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说服我们应该见证这些悲剧。

在这些对失败的痛苦而又奇妙的探索中，德西卡和他极具天赋的合作者——编剧切萨雷·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开始制作一个童话故事。这部非常有趣的奇幻电影《米兰的奇迹》（Miracle in Milan ，1951）为我们塑造了托托（法朗西斯哥·克丽萨诺饰）和Edvigie（讨人喜欢的布鲁内拉·博沃饰）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爱圣洁的傻瓜；德西卡的电影经常探究简单中蕴含的深度。他最喜欢人类毫无防备、天真烂漫、对生活抱有简单信念的时刻。他想表现出一种在事物面前的信任，一种经常失败、至少可以失败的信任。这体现在擦鞋童们对他们攒钱买下的马的疼爱，体现在温别尔托·D对一个孤独的怀孕女孩和他的宠物狗的感情，正是慈悲心的宽广让我们去热爱他人。然而，他也展示了朴素中可爱的自私，孩子般的自我主义，对微微放纵的无罪需求。

很少有电影人能帮助我们如此彻底地分享食物的乐趣：在《偷自行车的人》中，每当我看到儿子在卡罗扎的马苏里拉奶酪前徘徊时，我就会感到饥饿。德西卡的电影处处传递出一种民主的喜悦，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他的电影预设了一个“过时”的概念，即一颗平常心，一颗对儿童、老人和生活中被遗弃的人怀有自然同情的心。 《米兰的奇迹》可能是一部痴迷于数字的电影——彩票数字、时间表、投标或贿赂的价格、也许能表现出想象力的最大财富的数字——但最终它与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东西站在了一起，而只有它的脆弱性和它无法在世界拥有一席之地的能力是可以被计算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种温暖自己内心的方式感到害怕。但是，影片从未忘记生活有多么艰难，以及最终穷人们的唯一出路是彻底离开世界的束缚。电影对此带来了一种童话般的升华，比如在当代雅典，这就更加难以实现了。柴伐蒂尼和德西卡明白，这部电影提供了只有艺术作品才能给予的安慰。我们看到人们花钱观看日落——那是经典好莱坞电影中刻板的结尾，或者交出100里拉，让一个看相的骗子告诉他们，他们是了不起的人。"谁知道你会成为什么！"。这就像一个电影自我批判的必要时刻，它告诉我们，它知道这样的奉承是廉价的电影常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然而，德西卡本人却很少落入这个陷阱；相反，他的电影肯定了人类的尊严，而不是（像好莱坞那样）暗示这意味着我们将收获巨大的回报。

在德西卡的电影中，人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他的故事使我们超越了伤感的时刻，只为我们留下了继续前进的小决心，而这种决心有时会在失落之后出现。在《偷自行车的人》的结尾中，当父子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们手牵着手穿过了平凡的人群，这是人类同情心和团结的象征，传达了一种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感动。然而，当他们继续前行时，却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拥有彼此，但早已离去。在《终站》（Stazione Termini，1953）的结尾里，我们被带入了分离的极端状态；已婚女人仍然留在火车上，而她的情人被从火车上扔了下来，躺在月台上。有人将扶他起来，问道："你受伤了吗？“她的情人回答："没有。"他走下月台，继续往前走，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电影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对德西卡来说，一切都有答案，除了死亡。即使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生活还是要继续。

《终站》像一个奇怪的悖论，它是一部糟糕的 "好电影"。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该片女主角詹妮弗·琼斯的丈夫）把它搞砸了。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正确的，但它长期以来却以其他电影少有的方式一直困扰着我。在这部电影中，一对不正当的情人徘徊在罗马的中央火车站，时而努力地表现得高尚，时而屈从于他们共同的欲望。然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无处表达自己的爱；他们不断被监察、窥视、打扰，他们都是被监视统治的生命。

这是一部关于目光的电影，无论是淫荡的、嘲弄的、怜悯的还是责备的目光。这部电影是德西卡同年出演的一部电影的姊妹篇，即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真正的杰作《伯爵夫人的耳环》（Madame de...），德西卡和达尼埃尔·达里约（Danielle Darrieux）在里面扮演一对无辜的通奸者，他们无助的双重激情让他们尤如孩童一般。作为一名演员，德西卡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他在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59年的《罗维雷将军》（Il generale della Rovere）中扮演的非同一般的角色]，展现出了一种和蔼可亲但又充满激情的尊严。奥菲尔斯要求丈夫 [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饰] 扮演一个老练的反派角色；而德西卡的电影中并没有坏人，只有不可能的境遇。

德西卡的天赋在于创作悲剧，不过随着进入60年代，他也开始尝试拍摄流行的喜剧。他与罗兰和马斯楚安尼合作的最好的影片都是一些迷人可爱的作品，只要我们不用想到它们是由拍摄《偷自行车的人》的同一个人制作的。其中最杰出和最有趣的电影是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昨日、今日、明日》（1963）。这是一部60年代早期的喜剧，讲述的是性带来的挫败感，由罗兰迷人的自信（她诱人的脱衣舞表演是电影史上最性感的时刻之一）和她三次让马斯楚安尼失去男子气概的情节所表现，后者总是在他最软弱无能的时候表现得最出色。

对失落的意大利的怀念之情浸透了德西卡后期最好的那些电影，尽管他从未忘记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损害和玷污了那段历史。虽然如此，在经济重建时代，即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繁荣时期，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不满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当今唯一的价值是货币价值，城市随着高楼大厦的到来让人感到窒息，心脏变得很渺小。德西卡后期的杰作《费尼兹花园》（Il giardino dei Finzi Contini‎，1970）是最充满怀旧情结的；它根据乔治·巴萨尼(Giorgio Bassani)的忧郁小说改编，探讨了叶芝（WB Yeats ）所描述的 "那钟可怕的，尽管有回报却也只是单相思的爱情"。德西卡在这部充满挫折和不完整的电影中构建了另一个沟通失误的泥潭。这是一部拥有自我意识的美丽作品，充满了欧洲70年代初的空虚感：时尚、性感和几分茫然。

在电影中，花园本身并不存在，尽管人们仍在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寻找它；花园是一个被搭建的场景，并通过电影艺术组合起来。这个美好的地方也是主人公发现自己被放逐的地点，代表着一种很快就会被大屠杀摧毁的脆弱的美丽。就像电影所做的那样，将奥斯威辛集中营与一段受挫的爱情中微小的痛苦联系起来，可能会招致庸俗的指责。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人类经验中永恒不变的断言，即用个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损失和悲伤来对抗集中营里巨大的恐怖。在讲述失去的生活的过程中，伴随着所有的心碎和渴望，这部电影纪念了那些消失的人，尽管他们是矛盾的与不安的。这就是德西卡艺术的长期动力，它描绘了世界和人们的本来面目和他们所有的缺点，但也明白他们存在的价值和美丽，以及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微弱而温柔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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